一个掌权者的临终交待

——读曹操的《遗令》

楚  欣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亲率大军从汉中返回洛阳。当月二十三日，即因病死去。这位长期“挾天子以令诸侯”的实际掌权者临终前写下了《遗令》，作为最后的交待。

历史上的曹操，获得过许多赞誉，也颇受诟病，特别是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被塑造成奸诈的“乱世奸雄”；小说搬到戏剧舞台上，更是被涂上“白脸”，遭到人们的痛骂。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历史人物？笔者以为，读他的《遗令》，可以从一个侧面有所了解。

曹操的《遗令》，即遗嘱。一开始写道：“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小不佳”，即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为什么就要立遗嘱呢？原因是，此时的曹操已经六十六岁，且犯有头风病，久治不愈，难免会有“人生几何，譬如朝露”之感。因此，早在两年前，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他就颁布《终令》，对身后之事，特别是葬于何处有了明确的安排。《遗令》是再次作出。由于事关重大，且必须坚决执行，这两份遗嘱均以命令的方式写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对于身后，曹操最关心的是他的事业，因此一开始就告诫子孙与部属：“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意思是，他实行的依法治军制度是正确的，有效的，必须继续贯彻下去。至于某些不足——“小忿怒，大过失”，就不要仿效了。

曹操之所以要强调严格治军，源于他的经历。东汉末年，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起义不断，局势非常混乱。曹操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深知依法治军的重要性，曾先后颁发《军令》、《船战令》、《步战令》等一系列军事法规，并严格执行。人们熟悉的“割发代首”，说的就是他如何以身作则的故事。据《三国志》注引《曹瞒传》记载，在一次行军途中，曹操的坐骑受到惊吓，踩踏了麦田，按规定当杀。曹操让主管官员对他作出处理。这位官员引用《春秋之义》说，“罚不加以尊”。曹操不认同这个做法，他郑重地说：“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为军帅，不可自杀，请自刑”，于是割下自己头上的一束毛发代为刑罚。由于曹操认真带头执法，所制定的法规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他的军队作战能力特别强，从而在群雄竞争中取得了优势。

曹操终前发《遗令》（剧照）

《遗令》继而指出，当今天下，尚未安定，丧礼不必按古制大操大办，应该简单为宜。怎么个简单呢？曹操交待，来吊丧的百官每人哭十五声就可以了，然后脱去丧服，继续做各自该做的事。为什么连哭几声都要吩咐得如此具体？原来，“十五举音”是汉文帝死前所规定，即在他的葬丧期间，只许百官早晚各哭十五声。“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曹操加以继承，既表明自己崇简，又隐然以帝王自居。接着，他命令：“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指示所有的驻军官兵一律不得离开防地，各部门的人员都要恪尽职守，不能有任何疏忽之处。这是因为，他心中明白，自己的死，必会引起内外的巨大震动，需要及早布置，以防不测。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魏的外部，孙权雄踞江东，虎视眈眈，刘备以汉宗室正统自许，也不甘心老是偏安于西蜀，因此都注视着曹方的一举一动。魏的內部，建安二十三年，刚发生过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人在许都造反的事，第二年，又有魏相国西曹掾魏讽在邺城发动的叛乱。虽然这两起谋逆活动最终都被镇压下去，但隐患并没有消除。曹操因此不敢掉以轻心，即使已经到了临终之际，也不忘下达提高警惕，严阵以待的命令，可见其头脑之清醒与冷静。

对于自己死后葬在哪里，曹操决定，“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 邺，即邺城，在今河南安阳附近，原先为袁绍所割据，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克邺城，始建邺都。有关专家认为，曹操之所以选择邺城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是因为这里乃其实现政治理想的根据地。建安十五年（210年），他在邺城西北角建立了铜雀、金虎、冰井三台，意在表明，邺城才是真正的京都。现在，又指定自己的陵寝建在那里，无疑是要求子孙继承他的理想，推进他所创建的事业。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封建统治者，曹操一反历来的奢侈之风，倡导薄葬。他明确交代，“无藏金玉珍宝”，即不得用金玉珠宝作为陪葬品，这种思想在古代是相当了不起的。

曹操重感情，非常关心为他服务过的人。他在《遗令》中作了这样的交待：“吾婢女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要求他的继承者，必须把那些婢女与歌舞艺人安置在铜雀台，好生对待她们。进而具体吩咐，在铜雀台上的正堂，安放一个六尺长的床，挂上灵幔。早晚供上肉干，米饭之类的祭物。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从早上到中午，组织乐伎们唱歌跳舞。你们（指子孙与部属）要经常登上铜雀台，眺望西陵墓田。

为什么曹操要作出死后继续在铜雀台举办歌舞晚会的规定呢？这要说到铜雀台，它是曹操下令修建的三台之一。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最为壮观。落成后，曹操将它作为重要居所，在那里召见群臣，接待来使，宴请宾客，更多的时候则是举行歌舞晚会。因为曹操善于写诗作文（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身边有一大批文人学士围绕着他，彼此间互相唱和。曹操让人将这些诗配上曲谱，然后由艺人在铜雀台上演唱。常常是通宵达旦，乐此不疲。曹操希望这一活动在他死后保留下来，让艺人继续在铜雀台上为他表演。因为在他看来，灵魂是不灭的，人死了依然可以享受。

曹操对妻妾也很宽容，十年前，他曾经在辞让汉献帝加封三个县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中说，“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即允许妻妾在他死后再婚。《遗令》虽然没有重提这一点，但说，“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所谓香，即熏香，产自西域，是很贵重的奢侈品，曹操决定分给妻妾，可见他的关照之心。他还交待，如果各房的人没有事可做，就学着编织丝带或做鞋子卖。即可自食其力，没有后忧。这一切都表明，曹操的思想是很开明的。

《遗令》最后说，“吾历官所授，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绶，即绶带，与官印一样，是古代身份的象征，由国家政权机关统一颁发。曹操的绶带都已收藏起来，他希望自己留下的比较贵重的毛皮衣服，放到另一个库里，不行，你们兄弟就分掉。

《遗令》全文不长，仅二百四十余字，却是曹操给后人留下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里，既有军事政治方面的命令，又有家庭琐事的交待，既能让人领略一位文武双全的政治家、军事家的胆识与魄力，也能给人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真实内心之情，特别是有关节俭与薄葬的思想，直到今天都值得赞赏。还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熏香、皮衣之外，《遗令》没有提及任何动产与不动产，这说明曹操没有余财，其清廉程度比起诸葛亮“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还要来得彻底。

读《遗令》，与读小说《三国演义》，眼前出现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曹操形象。一个是“淡装”本色，另一个是“浓抹”夸张。作为文学作品，《三国演义》对曹操的描绘，精彩绝伦，让人难忘；作为历史记载，《遗令》真实可信，感人至深。

谈及曹操的《遗令》，有个说法需要辩识，即所谓曹操死后的七十多年——西晋元康八年（298年），文学家陆机（时任著作郎）于无意间在宫内秘阁中发现曹操的《遗令》，并因此写下了著名的《吊魏武帝文》。按此说法，曹操的《遗令》曾有段时间失落（隐没）过，陈寿编撰《三国志》时不可能看到，因为他在元康七年（297年）就已经离开了人世。可是，《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不仅提到了《遗令》，还引述其主要内容，这又该怎么解释呢？笔者对此也曾感到困惑，后来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理解陆机《吊魏武帝文》中所写的“元康八年，机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陆机只是说，“见”到了《遗令》，让他“忾然叹息，伤怀者久之”。据此而称陆机“发现”《遗令》是理解上的错误。历史的真相应该是，曹操的《遗令》并未失落（隐没）过，陈寿撰写《三国志》时是看到的，并将之纳入《魏书·武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