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福文化”专题·
15. 幸福最大化的早期探索
在古希腊至近现代的幸福文化演进中，追求快乐最大化的理念始终存在，尽管它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柏拉图在其著作《普罗泰罗篇》中，曾经闪现出快乐可以量化计算的思想火花，这可视为功利主义幸福思想的早期萌芽，但它并未形成广泛的影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近现代的福文化逐渐将幸福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理念通过政治和公正的途径加以实践和发展。这不仅展现了人类对普遍自由与幸福的追求，也标志着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化与拓展。在英国和爱尔兰，这一思想的发展尤为显著，且影响深远。通过深入探究其哲学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幸福最大化功利主义理念的福文化内涵。
（一）哈奇森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观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理念，是18世纪世界福文化的标志性名言，有时也被称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这一思想成为启蒙运动的基石，并在全球多个国家的福文化中直接或间接地被提出。在英国，这一表述被直接而明确地提出，成为功利主义福文化的核心理念。其中，哈奇森便是这一思想的杰出代表。
弗兰西斯·哈奇森（1694—1747），英国伦理学家，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和任教，是沙夫慈伯利伦理学的坚定支持者。他坚信人的本性是仁爱，并在其著作《论道德上的善与恶观念的起源》和《人类审美观与道德观探源》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人类审美观与道德观探源》一书中，哈奇森提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是最高尚的，而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痛苦的行为则是最恶劣的。这一理念彰显了早期功利主义的色彩。
哈奇森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一起，探索使用数学方法来量化人的活动和幸福。
他特别提出将数学公式应用于道德领域，尝试以数字来衡量仁爱，因为他相信仁爱的本质在于传播幸福，满足他人的愿望。这种方法在边沁的进一步发展下，为现代幸福指数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数学基础。尽管用数学手段量化幸福是实证科学的一次飞跃，但能否准确计算出每个人的幸福量，仍然是一个有待持续探索的课题。
哈奇森提出了一种创新的计算方法，通过量化获得福祉的人数、享受快乐的人数以及快乐的程度，来评估行为的价值。他主张：“如果由行为所发生的快乐的程度，都是相等的，那么凡称为德行的行为，总是要看此快乐所普及的人数来决定（在这里人的尊严性或道德重要性，可以补偿人数之不足），若果人数也相等，那么，德行还须看快乐或自然善之量而定。或者说，德行是善的量与享受的人数的乘积。同样，道德的恶或罪，则视不幸的程度以及受损者之数目而定。所以，凡产生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的行为，便是最好的行为，反之，便是最坏的行为。”(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46页) 哈奇森的方法旨在通过评估受益人数的多少来判定行为的好坏。他还进一步提出，通过公式“公共福=仁爱×能力”来衡量个人行为对公共福祉的贡献，并鼓励每个人行善，以增进社会的公共善和福祉。
（二)休谟的幸福最大化理念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他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法——科学实验推理，来探究人类精神的奥秘，并剖析幸福的根源，从而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幸福理论体系。休谟的幸福观念涵盖了情感、德行和政治三个维度，尤其在政治层面，他倡导了一种以幸福最大化为目标的理念。
休谟的这一理论立足于正义原则，而正义则根植于公共效用。他认为，人作为社会性生物，彼此间的互动与互助构成了社会正义的基石。休谟曾深刻地指出：“公共的效用是正义的唯一起源，对这一德行的有益后果的反思是其价值的唯一基础。”(［英］休谟：《道德原则研究》，曾晓平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5页) 这表明正义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维护社会制度的精神。休谟进一步阐释，正义之所以至关重要，是因为自然界无法全面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社会制度因而成为确保每个人公平享有福祉的关键。尽管自然界的恩赐足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但人类的贪欲往往永无止境，从而激发对利益的争夺。为了调和这些冲突，正义作为一种社会美德，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正义的核心作用在于确保公共福祉的公平分配，如果失去了这一功能，正义也将失去其正当性。
休谟立足于正义的美德，提出了一种以幸福最大化为核心的全球性幸福理念。实现公共幸福的道路该如何铺就？休谟的回答是必须进一步驯化人类的自私与野蛮倾向。如何驯化？他认为法律和规章是关键，要通过法律的力量促使人们遵守规则，以增进人类整体的利益，并确保社会福祉的公平性。这一理念在逻辑上是周密的。
然而，休谟的思想也带有一些激进之处。他主张，为了整个社会的公共福祉，甚至为了社会的和平与长远利益，在必要时可以重新分配人们的财产，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观点在现实中容易被特定利益集团操纵，例如资本家可能会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利益，正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因此，尽管休谟的幸福最大化理念在理论上富有启发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全面实现仍面临着重大挑战和道德困境。
英国和法国在早期的幸福最大化思想，为功利主义幸福文化的根基注入了深厚的内涵，为这一文化理念的持续发展和深化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这些早期的探索和贡献，功利主义幸福文化得以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完善，成为影响现代社会的重要伦理和政治哲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