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3-12 23:48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李 㴵


•“世界福文化”专题•


     05. 柏拉图的福思想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出生于雅典,其母亲是梭伦的后裔。他自幼受到全面而良好的教育,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勤奋好学的品质。除了家庭的熏陶,对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苏格拉底。传说苏格拉底曾梦见一只天鹅站在他的膝盖上,随后展翅高飞,发出悦耳的鸣叫。第二天,柏拉图便被介绍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最初追随赫拉克利特学习,并计划创作悲剧,但在聆听了苏格拉底的教诲后,他将自己的诗作投入火中,决心成为苏格拉底的弟子。苏格拉底去世后,柏拉图继续向其他哲学家学习,包括欧几里得和毕达哥拉斯,从而融合了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约在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创立了著名的雅典学派,致力于系统研究哲学和科学的高等学府,其宗旨在于培养雅典贵族青年,通过大师的授课来熏陶他们。柏拉图去世后,他的墓志铭上刻有如下文字:“这里躺着神一样的阿里司托克勒,他以节制和正义的品性闻名于世。他,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话,因为智慧受到了最完满的赞赏,同时也太过伟大以致无人能够嫉妒。”([古希腊]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195页

柏拉图的著作《柏拉图全集》流传至今,其中蕴含着他关于幸福深邃的思考。他的理念和教导,至今对哲学、政治、教育乃至人类对幸福的追求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五类福分

 

柏拉图对福分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将其分为五类:忠告、健康、成功、名望、财富。 

图片.png05.png

《雅典学派》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1483—1520)创作的壁画。画中的思想家们都对柏拉图的福祉理念有所领悟、有所继承、有所创新。这幅画生动地记载了古希腊福文化的盛况。思想家们探索人类幸福的历程,本身就是幸福的。

第一,忠告。柏拉图认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是明智的忠告。不经思考的决策往往带来痛苦,而良好的忠告能够预防潜在的损失。他将忠告分为三种:来自过去的经验、关注现在的状况,以及对未来的预见。这三种忠告相互依托,形成一个完备的指导体系。柏拉图强调,幸福的人不仅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把握当下,更要有远见,怀抱理想与抱负。

第二,健康。柏拉图所提倡的健康,包括身体和心灵两个层面。身体是人生存的基础,而健康的身体是符合自然状态的。他详细描述了官能健康——目明、耳聪,且能用鼻嘴感知适当的对象,并强调心灵健康的重要性,认为美德是心灵的健康状态。在《理想国》中,他指出:“美德似乎是一种心灵的健康,美和坚强有力,而邪恶则似乎是心灵的一种疾病,丑和软弱无力。”([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页) 心灵的健康通过行善得以培养,而作恶则会导致道德的堕落。

第三,成功。成功是增进福祉的公认路径。在柏拉图看来,要以正当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才可称得上成功。

第四,名望。良好的名声能够带来幸福。一个人的口碑好,即拥有良好的名望,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第五,财富。柏拉图认为适度的财富是必要的。他指出:“若一个人供养能够满足生活需要,且能增益朋友,体面履行公共义务,那么他就拥有足够财富。”([古希腊]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8页

柏拉图的这些幸福分类,不仅涵盖了物质层面的需求,更深入探讨了精神和道德层面的重要性,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幸福观。

 

    (二)智慧是人生的真正幸福

 

在柏拉图看来,健康、力量以及财富、名声等外在条件固然重要,但智慧之人即便缺乏这些,依旧能够获得幸福。他曾深刻指出:“德行本身足以获得幸福,但此外还需要两点(正如为了应用的工具):第一,肉体的优越,如健康、力量、官能健全等等;第二,外在的优越,如财富、好的出身和名望。但智慧之人即使不具有这些东西,也未必就不幸福。”([古希腊]第欧根尼:《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这表明,智慧是超越物质条件的精神富足,是一种内在的力量。

柏拉图将哲学誉为“有智慧之学”,这一称谓凸显了他对智慧的崇高评价。在他的幸福理论中,幸福是分层次的,通过智慧获得的幸福居于最高层次。感官的愉悦和物质的享受并不等同于真正的财富,而心灵、知识、理解力、艺术等精神追求,才是人类应当向往的更高目标。“如果你没有心灵,没有记忆,没有知识,没有真正意见,你首先就会完全不知道你是否快乐,因为你将完全没有智力。”(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 195页)智慧带来的幸福是自足的、完满的,是所有生灵追求的至高无上之物。

柏拉图强调,智慧与知识密不可分。拥有智慧意味着具备掌握知识的条件,而知识使人能够超越苦乐的波动,达到真正的幸福生活。这与中国古代文学家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观不谋而合。有哲学家认为,快乐是一切生灵的真正目的,甚至是一切福中最大的福,福与愉快是同一个东西。但柏拉图极力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如果没有感知幸福的官能或知识,就不知道幸福为何物,也自然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了。一旦掌握了关于福的知识,就不会选择无智慧的快乐。由于无知而选择了一种生活,那不是出自人的自由意志,或许可以认为是一种厄运。柏拉图认为,快乐有善恶之别,痛苦也有善恶之分。例如,促进身体健康的快乐是善的,而不利于健康的快乐则是恶的,表明智慧产生的幸福是深刻的。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强调,只有哲学家做了国王,才能给国家和个人带来无尽的福分,因为哲学家天然是爱智慧的,他们的眼睛永远盯着真理和德行,对真理和道德的执着追求,能够引领国家和个人走向幸福的生活。他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能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我们前面描述的那种法律体制,都只能是海客谈瀛,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

这就是我一再踌躇不肯说出来的缘故,因为我知道,一说出来人们就会说我是在发怪论。因为一般人不容易认识到,除了这个办法之外,其他的办法是不可能给个人给公众以幸福的。”([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页) 柏拉图的这一理念虽未实现,但其对后世国家治理的启示却是深远的。

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智慧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根植于道德的美德。他强调,智慧尤其对于统治者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国家的治理并非依赖于物质财富,而是依赖于领导者的道德品质和智慧。柏拉图明确指出:“德行和智慧是人生的真幸福。”(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87页) 这种智慧,是指融合了高尚道德情操的智慧,因为只有在道德的约束下,智慧才能真正用于行善、造福人民;而缺乏道德的智慧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警示说,那些有智慧而无道德的人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才智作恶,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当今社会,这种担忧不幸成为现实,一些人利用高科技进行犯罪,正是智慧脱离道德约束的危险例证。柏拉图进一步分析认为,那些只关心个人利益、缺乏道德的人不适合管理公共事务,因为这样的统治者会因争权夺利而与公民产生矛盾和冲突,最终可能导致国家的衰败和灭亡。他的福思想,不仅对古代希腊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也为今天的国家治理和个人修养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中国政治文化中深植着一种理念:担任公职者,应以造福民众为己任。这一理念与柏拉图关于幸福的思想异曲同工。德行之治是引导国家走向善治的光明大道,它不仅能够推动国家的繁荣发展,更能实实在在地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对公共事务管理者来说,追求德行之治不仅是履行政治职责,更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修养。他们需要从德行和智慧等多个维度不断提升自己,对手中的权力有清晰的认识和定位。他们应当深刻理解,自己的职权承载着为国家每一位成员创造幸福生活的重任,并以此为动力,不懈奋斗。柏拉图的福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相辅相成,共同强调了道德与智慧在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这种思想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不仅源自个人的修养和成长,也源自为社会和他人做出的贡献。

 

    (三)公正是福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公正的理念占据着核心地位。他坚信,唯有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遍布正义之时,生活其中的人民才能真正体验到幸福。柏拉图曾明确指出:“公正的灵魂和公正的人就生活得好,而不公正的人就生活得坏。……因此公正的人幸福,而不公正的人不幸。”(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1页) 这表明,公正不仅是个人的美德,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石。柏拉图的公正思想在他的国家理论和政治主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面对当时希腊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活,柏拉图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理想,试图构建一个幸福的国家。他认为,国家的执政者不应仅仅关注个体的利益,而应致力于实现全体公民的福祉。他所构想的幸福国家,其核心在于实现国家层面的公正。柏拉图认为,公正是社会和谐与国家繁荣的前提。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够发挥其天赋,贡献其力量,并在公平的环境中获得应有的回报。这样的社会能够激发人们的潜能,促进人才的涌现,从而推动国家的全面发展。

按柏拉图的构想,国家中的每位成员各司其职,便可使得国家强盛、工作效率提高。每个人在国家中都忠于职守、各尽所能,人们才会感受到正义的力量,从而获得幸福感。他心中的理想国家表现为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共同体。他的整个政治理想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柏拉图在其哲学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全体公民都感受到幸福时,这个社会才真正体现了公平与正义。国家的责任和目标是培养其公民,使他们受到适当的教育,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行动指南。柏拉图指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等到我们把正义的国家和不正义的国家都找到了之后,我们也许可以作出判断,说出这两种国家哪一种幸福了。当前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乃是铸造出一个幸福国家的模型来,但不是支离破碎地铸造一个为了少数人幸福的国家,而是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页) 这表明,柏拉图所追求的是一个没有人被忽视、没有人被牺牲的共同体,一个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幸福的国家。他所说的整体幸福国家,就是强调共同富裕、共同幸福的国家,这是公平正义的根本。

正义在柏拉图的福文化体系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柏拉图指出:“在我们考察过了节制、勇敢和智慧之后,在我们城邦里剩下的就是正义这个品质了,就是这个能够使节制、勇敢、智慧在这个城邦产生,并在它们产生之后一直保护着它们的这个品质了。”([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张竹明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正义不仅是其他三种品质——节制、勇敢、智慧——存在和持续的基础,而且它本身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力。柏拉图认为,正义是一种能量巨大的品质,它不仅能够促进个人的福祉,更能够提升整个国家的福祉。正义的核心在于确保“每个人在国家内做自己分内的事”,这是实现个人完美生活和社会完美状态的关键。

柏拉图的正义观和国家幸福观,是人类早期集体主义福祉文化的集中体现。他的思想不仅对历史上的公有制福祉观有着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而且对今天的私有制社会同样具有深刻的批判意义。

柏拉图提倡的是一个以正义为基础,以集体幸福为目标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每个人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