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介布衣到史学大家

——“夹漈先生”郑樵

林祖泉

夹漈山郑樵石像

宋代福建兴化军广业里（今莆田市涵江区），有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家。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家乡读书、教书和著书，走上一条与科举考试相反的自学成才的成功之路。他的代表作《通志》与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三通”，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的说法。这就是世称“夹漈先生”的郑樵。

励志自学

郑樵（1104—1162年），字渔仲，自称“莆阳田家子”，别号“溪西遗民”。

据《郑氏族谱》记载，郑樵出生于书香门第，先祖郑庄，官至中郎将，与兄郑露及弟郑淑入莆（田）倡学。曾祖父郑子堂，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补太学，中漕司举，复中本贯”。祖父郑宰，熙宁三年（1070年）进士。父亲郑国器，太学生，曾卖掉田产，修筑下溪苏洋陂，“灌田七百余亩，乡人德之”。

父亲的古道热肠及助人为乐的善举，在郑樵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郑樵修建永贵桥、盖来庵，重修苏洋陂等，正缘于家风的影响。

郑樵从小对六经、诸子百家之学感兴趣。不幸的是，宣和元年（1119年），父亲从京师太学回故里途中病逝于姑苏。时年16岁的郑樵赶赴苏州护送灵柩回莆安葬。此后，郑樵谢绝人事，不应科举，在越王山下搭了个茅屋，一边守墓，一边读书。

后来，郑樵在夹漈山中筑了三间草堂，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夹漈草堂”。

夹山坐落在莆田的西北部，海拔750多米。郑樵搭建的夹漈草堂就处在苍松翠竹和奇石中。置身其内，但见云天景色如画，有郑樵诗为证：“堂后青松百尺长，堂前流水日汤汤。西窗尽是农桑域，北牖无非花葛乡。罢去精神浑冉冉，看来几案尚穰穰。不知此物何时了，待看临流自在狂。”

与郑樵一起读书的还有他的堂兄郑厚。兄弟俩志趣相投，朝夕相处，同窗共读达6年之久。郑樵的《题溪东草堂》诗，描述了草堂读书的快乐：“春融天气露微微，药草葱芽脉脉肥。植竹旧竿从茂榭，栽桃新树忽芳菲。天寒堂上燃柴火，日暖溪东解虱衣。兴动便携樽到岭，人生真性莫教违。”

兄弟二人同住在夹漈山，专心致志地读书，知道哪里有藏书，就到哪去寻访，直到读完书才离去。春暖花开、草长莺飞时节，他们提着酒饭，到深山里去。碰到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就坐下饮酒赋诗，纵论天下大事，抒发济世安邦心愿。他们以古之贤者为榜样，以前代有节义的文臣武将为楷模，心怀天下，立志扶危定倾。

忧国忧民

郑樵、郑厚一边读书，一边讲学授徒，虽不被世俗之人所理解，却为一般青年后生所崇敬。“二郑”读古人书，能够识大体，达世务，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另外，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怒，更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所以，“讲学芗林，从游者众”，也就不足为奇了。

芗林寺是郑樵和郑厚讲学之地。这是一座古寺，建在芗林山半腰一块盆地的边缘，四周群山环绕。郑樵对芗林山景色有一段描写：“芗林苍翠甚，极目可吟诗。梅子风前落，杏花雨后移。清溪过半郭，孤月隐疏篱。寂寂云山外，萧然独自知。”（《芗林闲居》）

虽然生活在这样的深山野林之中，但郑樵关心时事，同情黎民百姓苦痛的热忱没有衰减。这期间，他写下了许多忧国忧民的诗篇。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侵，攻陷京城，徽、钦二帝被俘。莆田虽远在数千里之外，也感受到震动。郑樵怀拳拳赤子之心，多次上书枢密院宇文虚中，请缨抗金，报效国家。但昏君奸相当道，郑樵的一腔热血只能“有心报国，无路酬君”。

绍兴五年（1135年），郑厚再举礼部奏赋第一，调广西提举司干办公事。“形单影只”的郑樵只好一头钻进夹漈深山，在“困穷之极”、“厨无烟火”的情况下，“风晨雪夜，执笔不休”，把自己的忧国情思和追求统一的心愿，寄托在修史、著述之中。

郑樵修史的志愿并非一帆风顺。他一介布衣，身处山林，资料乏匮，而最大困难还在于当时政治的黑暗。绍兴年间（1131—1162年），奸臣秦桧父子当政，在文化上的禁锢空前残酷，私人修史是违法的事。

郑樵就是在这种“风波易起”的年代进行修史的。他不仅要克服物质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还要避免因恶劣的政治气候而带来的文字灾祸。这也许是他的代表作取名《通志》而不叫《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次献书

据方志史料记载，郑樵一生三次从莆田赴南宋京都临安献书。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年），他献出一百四十卷“诏藏秘府”，是从16岁结庐茅山到此时的部分学术成果。一晃30年，这1万多个白天黑夜，郑樵是怎样度过的呢？

他在《献皇帝书》中，开出一份时间表和研究成果目录单：

“十年为经旨之学”，著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其中《诗辨妄》在诗学界的影响很大，连朱熹也佩服其见识之高明）；“三年为礼乐之学”，写出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著作《谥法》《系声乐府》等；“三年为文字之学”，著有《象类书》《续汗简》《梵书编》等（在中国文字学、音韵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著有《天文书》《春秋地名》《尔雅注》《诗名物志》《本草成书》等；“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写出《求书阙记》《校雠备略》《书目正讹》《图书志》《集古系地录》等（这些著述在中国图书目录、校雠学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影响）。

郑樵献书返回后，一边继续著书“益厉所学”，以毕其志；一边授徒讲学，四方之士，“从者二百余人”。

第二次献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应高宗召对时郑樵已55岁。明邑人周华的《游洋志》，记述了高宗与郑樵的一段对话。

郑樵上殿向皇帝奏说：臣处山林30多年，写书共50余种。未完成的这部史书以历代史籍为依据，始自三皇，终止五代，取名《通志》。此书参考司马迁的体例，但与《史记》又有不同之处。臣摘取纲目12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给陛下。

接着，郑樵陈述了对《史记》和《资治通鉴》的看法，并谈到自己写史是参照前人的史体，又有创新的地方。高宗不胜钦佩地说：朕听到你的大名久了，讲说古学，自成一家，真是相见恨晚。

郑樵向皇上请求回归山林。高宗下旨，“授（郑樵）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后改监潭州南岳庙，让他回家继续把《通志》写完。

第三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郑樵带着二百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步行2000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时适“上（高宗）驾幸建康（今江苏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授他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

最使他高兴的是朝廷居然允许他入“秘书省翻阅书籍”。郑樵以为可以实现渴望已久的夙愿，博览秘府宝卷，并计划借此机会整理一番古往今来的天下图书。遗憾的是，官场黑暗，他的希望成了泡影。

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当天，郑樵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年五十有九。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归正之人感先生德，莫不惜哭之”。

不朽巨著

郑樵一生读书、著述、讲学，学识广博。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这种评价恰如其分，并非过誉。

据南宋邑人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记载，郑樵的著作累计达60多部、800多卷。尽管大部分湮没无存，完整留传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仅此就足以确立他在我国史学上的不朽地位。

已故著名史学家吕振羽曾赋诗称赞郑樵与《通志》：“史通莆郑著新编，门类略析脉络全。食货艺文颠主次，古今通变叙禅缘。敢提疑伪同知己，忍摭传闻近史迁。未若船山阐理势，广搜博引仰莆田。”

 郑樵的《通志》是总辑之史，是他毕生学问的汇集，是继司马迁之后的又一部较有影响的通史。据《通志·总目》载，帝后纪传二十卷，年谱四卷，二十略五十二卷，列传一百二十四卷，总计二百卷。

《通志》分纪、传、谱、略四大部分。纪、传、谱起于上古，迄于隋代，系抄录自汉以来诸家旧史，并加删改而成。略分为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记述了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特别写出了文化发展的情况。所以二十略是郑樵最得意也是《通志》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治学的精粹和学术的总汇。

纵观郑樵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调“会通”思想。郑樵始终把这种“会通”思想作为治史的指导原则，强调“集天下之书为一书”。因此《通志》实际上是综合了古代的各种书籍而修成的包罗万象的著作。它不仅记载了古代社会的历史资料，而且涉及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学、音韵等学术领域；不仅记载了上述各门学科的学术内容，而且研究了这些学科本身的发展过程，把史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二是富于批判精神，勇于创新。在理学极盛的宋代，郑樵敢于突破旧经学束缚，独立思考，大胆喊出了“《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口号，并第一个提出学习自然知识与儒学经典同等重要。他崇尚科学思想，反对用天命观来曲解历史，批判“灾异说”，称其为“欺天之学”、“妖学”。同时，他抨击义理、辞章之学，提倡创新精神。

三是自学成才。司马迁和班固都是父子传业，终身史官。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前后用了19年工夫，而且有书局相随，还可以组织名流在一起讨论改稿。郑樵只是山林间之穷儒，环境艰苦，困难重重，他的渊博学识完全是靠自学得来的。

《通志》

校注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