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满清辉月上弦
——虞愚先生与厦门大学
蒋东明
漫步在厦门大学建南楼群的上弦场，向南远眺，海天一色。回望高耸的建南大会堂，脚踏着蓬松宽阔的草地，你会顿时感觉身心荡漾，豪气冲天，如坐拥碧海，气吞万里。仔细看去，在状如弦月的上弦场主席台前，有块石碑镌刻着“上弦场”三个大字和对联“自饶远势波千顷，渐满清辉月上弦”。石碑、对联的撰联和书写者就是虞愚先生， 他是应陈嘉庚先生之邀于 1954年完成这幅作品的。此联通过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深度融合，既凝固建南大会堂“山海交响”的地理特征，更升华出“智周万物，道济天下”的大学精神，堪称现代大学文化地标与楹联艺术完美融合的典范。
虞愚先生（1909—1989年）祖籍为浙江绍兴，原名德元，字北山，号竹园，任厦门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是位誉满天下、令人敬仰的现代著名佛学家、因明学家、诗人和书法家。回望虞愚先生的人生之路，可以说，先生的人文气质源自故乡厦门，他的学术成就始于母校厦门大学。
20世纪80年代，虞愚先生于北京
虞愚1909年出生于厦门，就读厦门敦品小学、同文中学，19岁进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学习，一年后考入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当年，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刚满十年，在林文庆校长的主持下，学校各项事业发展蒸蒸日上，名师云集，学生求知若渴。天才少年虞愚，更是如鱼得水，在学业上打下坚实的基础。厦门大学的学生时光，对虞愚来说，有两件事最值得一提，因为它奠定了虞愚先生的人生轨迹。
第一件事，虞愚大学二年级时，厦大聘请太虚法师为教师讲授“法相唯识概论”，林文庆校长知道虞愚同学家境贫寒，但对佛学感兴趣又写得一手好字，便命虞愚当“课堂笔记生”，略有津贴。每周，太虚法师在厦大生物楼讲完课，虞愚当晚便用浅白文言将记录稿整理出来，次日送太虚法师亲阅。法师见虞的笔记完整而流利，字迹秀逸不俗，甚为满意，即将它打印发给教师学习。听课的教师大为佩服，对虞说“太虚的课我们听都难听懂，你一个二年级的大学生还能记下来，真不简单。大概你与佛有缘吧！”
命运总是垂青那些热爱事业又有准备的人。虞愚确实与“佛”有缘，且缘分不浅。他自幼跟祖母学佛经，就对佛教产生崇敬的心情。在厦门同文中学读书时，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梁启超、章太炎的佛学著作，不仅能领悟书中意蕴， 还常常为之动情。1924年，虞愚 15岁时母亲去世，他“痛彻心脾”，遂决然离开厦门，远赴湖北，投入武昌佛学院学习。不久，祖母病逝，虞先生返回厦门。此时他对佛学更加笃爱，同文中学一毕业，就到南京师从欧阳竟无先生研习因明唯识之学。从此虞先生与因明唯识之学结下不解之缘。自从在厦大当“笔记生”初显才能后， 太虚法师爱才心切，便介绍虞愚到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兼课。佛学院里有大藏经，有玄奘翻译的《因明正理门论》《因明入正理论》，于是，虞先生开始真正接触佛学。起初， 那些如同天书一般的理论，他根本看不懂。但他有志于此，锲而不舍，课余时光， 独栖古庙，于青灯古佛旁，苦苦背诵，潜心钻研，终于逐渐悟道，写就《因明学》。1936年，此著作为大学教科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最令虞先生喜出望外的是，他于南普陀寺里结识了弘一法师，对其书法十分崇拜，每日一有空，便往南普陀寺后山石屋中请教。弘一法师崇尚律宗，身居陋室，衣不过三，过午不食。这种刻意苦修的精神打动了他，而弘一法师的书艺，更令他叫绝。法师写字，一点一捺一撇，如同天造地设、不可移易。虞先生深得个中三昧， 从此，在他笔下，不论一字、一行或一幅，甚至落款、印章，皆构图严谨，具有匀称妥帖、留白空灵之美。名师指点加上穷研碑帖，博采众长，虞先生逐渐形成了形神兼备、笔断意连、纵横秀逸、熔碑健帖柔于一炉的独特“虞体”风格。很多年后，虞愚小女儿虞琴曾问爸爸：“弘一法师对您书法最主要的影响是什么？”虞愚回答说：“是布局。就是对书法的主体、上款、下款、抬头等，从整体出发，从全局考虑，逐一作出布置安排。”虞愚常说，书法作品不能“左右开弓”，也不可“顶天立地”，如果写得满满当当，字再好也失去了美感。从虞愚先生的书法作品中，不难品出弘一法师的笔意精髓。
1937年，虞愚（右）和友人（左）和弘一法师（中）于厦门
连心豪[1]教授回忆说，1981年厦大60周年校庆期间，历史系举办学术研讨会，请了虞愚先生来讲“因明学”。令人难忘的是，虞先生开场的那番幽默的话语，一下子就让听众进入那艰涩难懂的学术世界。他说，所谓“因明”，就是说世上没有无因之果，也没有无果之因。他与佛教结缘，是因为他在厦大就读期间，为了挣点零花钱贴补生活费用，每天经过厦大与南普陀寺之间的小门到寺里去抄经，久而久之，就入了佛门，虔诚之因结出了丰硕学术之果。
另一件大事是虞愚在大学二年级时，22岁的他与青梅竹马的心上人林逸君结为连理。这段美满姻缘给虞愚带来一生的幸福。陈慧瑛[2]女士在她的“竹园轶事”一文中有充满深情的描写：虞先生别称竹园，夫人林逸君雅号梅庐，因此，有“梅竹姻缘”之美谈。少女时代的林逸君，妩媚俏丽、飒爽活泼，曾于厦门鳌岗小学当教员。虞愚十六七岁时，即为商家写招牌，厦门“五洲大药房”的巨幅招牌，便是他的手笔。少年时代的虞愚，在厦门已颇有名气。林逸君慕虞文才学识、卓然不群；虞愚爱逸君美丽聪慧、知书识礼，于是，才子佳人，喜结良缘。虞先生在上海大夏大学学习时，逸君曾一再建议：“厦门自有大学，何苦舍近求远？ ”虞先生不忍负美人之厚望，次年即考回厦大求学。看来，虞先生与厦大结缘，还多亏逸君这线姻缘呢！虞先生于厦大读书期间，每逢周末，逸君必到映雪楼、南普陀寺里与虞愚相会，海滨月下，古庙黄昏，留下倩影双双。
有人劝说逸君：“你这样活泼的人，怎能去嫁一位佛学院教师？”
20世纪30年代，虞愚先生与新婚妻子林逸君于厦门
也有人打趣虞先生：“你是搞佛学的人，极冷静的头脑，怎会去找这么位活跃的姑娘？ ”然而，事物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刚柔相济、动静相生，这一对性格迥异的青年男女，却美满地结合了。从此，几十年间情投意合，他们养育了六个子女，风风雨雨长厮守。为了成就虞先生的事业，在动荡的岁月里，逸君茹苦含辛，从无怨言。1976年，虞夫人不幸在北京逝世，先他而去。在夫人病重期间，虞愚亲自照料，不请护工。夫人去世后，也曾有热心人想帮他续弦，都遭拒绝。虞先生曾作吊林逸君挽诗28首，第一首是：
生世能谐竹与梅，少年微抱向君开。
登山临水情难忘，映雪楼头几度来。
诗中字字句句，凄哀悱恻，催人泪下。回响在厦大校园的海誓山盟，见证了虞愚先生此生“于事业忠诚而执着，对爱情坚贞而深沉”。
1934年，虞愚先生在厦大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理则学”。1936年，虞愚受于右任之邀，赴南京监察院任院报编审，后为于右任办公室主任。
1937年，沪战爆发后，他返回厦门。1938年厦门沦陷，他只身辗赴港澳转汉入渝，在监察室复职至 1940年底。1941年任贵州大学理则学讲师，副教授。在外奔波7年之久后，1943年，虞愚由贵州辗转抵达长汀，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厦门大学，任哲学、文学专业副教授，开始比较稳定的厦大教师生活。
厦大潘懋元[3]先生与虞愚先生关系密切，他们两家有漫长的交往历史。潘先生回忆道，虞师是厦门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心理学系第 10届毕业生，比我在教育系读书整整早了 10年。我认识他是在抗战期间的古城长汀，当时他从贵州间关跋涉回到母校中文系任教。我们俩虽不在同一个系里，但当时学生往往跨系选课。我一方面是仰慕其盛名，另一方面是好奇，选了他所开的选修课“因明学”。这门以唯识论为基础的印度逻辑很难念，选修者寥寥无几，质疑问难的机会就较多。但更多的接触机会是在我年轻时喜欢舞文弄墨，进大学后，虽弃文从教，仍不能忘怀于文学园地，和一些趣味相投的同学，形成了一个无形组织的文艺“沙龙”。参加的有朱遵柱 （伪石）、郑道传、姚公伟（一苇）、勒公贞 （公丁）等人。我们还经常请施蛰存、虞愚等中文系的老师来指导。1944年的端午节，学生组织了一次凭吊屈原的诗朗诵会，邀请虞师参加。他特地写了一首“汀州吊屈原”的五律，亲自写成条幅，赴会朗诵。他那抑扬顿挫、低沉雄浑的诗句， 至今仍似缭绕耳际：
生死荣枯际，昂藏磊落身。
讒宁伤日月，气已慑齐秦。
授楚天难问，招魂迹未陈。
一樽汀柳外，肠断白蘋新。
当时我是诗朗诵会的主持者，他慨然以所写条幅相赠。半个世纪来，这一委婉而慷慨的诗章伴随我走南闯北，鼓舞我面对坎坷人生，虽迭经变乱，虫蛀斑驳，仍是我最珍贵的宝藏，也是我立身处世的座右铭。
正是由于有这段因缘际会，从此，我开始更多地接触他的诗，他的字，他的哲理，他的风采，以及他那穷困而幸福的家庭，产生了崇敬的意念，建立了超于一般师生的感情。
虞愚先生曾与他的得意弟子王守桢[4]说过一段轶事，当时在长汀，厦大每学期凡新聘来的教师都要在周会上向全校师生做一场演说。会场排成回字形， 讲题由教师自定，都是围绕所教的专业来讲，但要讲得深入浅出，使大家都能听懂。如有一位教数学的教师演讲的题目是“一”字。虞先生讲的题目是“美与丑”，他把古来为描述美与丑的有关诗句加以归纳对比，自是别饶情趣。会后萨本栋校长找他谈话，要他担任校长秘书。为了此事，害得虞愚先生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后来才想出一个办法。他知道萨太太每天很早就起来煮早饭， 于是就跑到厨房找萨太太，请她帮忙向萨校长说： “让我先参加教学，因我还年轻，要多予教学实践，倘萨校长需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尽力。”萨校长终于答应他的要求。没想过不多久，恰逢端午节，长汀举行纪念屈原大会，请萨校长主祭，萨校长是当地身份最高的人，自是义不容辞，因之就请虞先生代拟祭文。先生很用功地拟了一篇骈体文，萨校长看后说：“还是麻烦你替我念罢。”先生只好遵命，穿了长衫马褂，登台诵读，下台时已是满头大汗。先生说那时当教师肚子里没有一定的“料草”也是站不住的。曾有一位教师就被学生轰走，学生还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打油诗“欢送他”，“闻君之名，惊天动地。闻君之来，欢天喜地。闻君之讲，昏天黑地。闻君之走，谢天谢地。”
长汀时期的厦大，虽饱受战乱之困，但师生们却苦中作乐，顽强教学，并不乏“南方之强”的青春热烈，而虞愚先生无疑是那山坳大学里的一支火把。
1945年，虞愚先生一家随厦门大学由长汀迁回厦门，仍任哲学、文学副教授。抗战刚胜利，厦大校园一片狼藉，师生教学和生活的艰辛不难想象。虞愚的小女儿虞琴回忆：“我们全家终又回到厦门，爸爸继续在厦门大学任教，1946年晋升为教授。1947年，一批教授得到校方的照顾，以抽签的方式分配到住房。爸爸幸运地抽到好签，全家人欢天喜地地搬进一栋背靠虎头山，面对厦门港的漂亮小洋楼。可万万没有想到，这座楼紧靠国民党军队要塞司令部。清晨军号响，深夜警笛鸣，终日口号声、喊杀声不断。越到后来情况越糟，大白天就能看见抓人进来，能听见鞭打声和惨叫声。 1949年初还发生过几次国民党军官持枪威逼，企图强占我家房屋的事情。面对这些情况，常听见爸爸叹着气说：‘读书人最需要的是平静和安宁，可咱们的邻居却是这样子，这怎么行 !’后来我还常看见爸爸紧张不安地跟妈妈低声谈论着什么。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大姐、二姐参加了刘惜芬领导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虽严格保密，爸妈还是隐约感觉到什么，担心危险的事情发生。”
苦涩的日子也有好事相随。1947年，虞愚先生曾作一副对联参加在上海举办的美展并获奖，联句是“辉光天在抱，钩索月窥椽”。联句和书法都十分精彩。王守桢先生特地查了《厦大校刊》1947年5月30 日第3期上的报道，上海文化委员会设置之“中正美术奖金”内有书法一门，全国名书家应征者甚多，本校书法家虞愚教授亦以其得意之作之楹联一副寄往参加，闻此书法部门只选四名优胜者。虞愚教授作品荣膺首选，并发给奖金二十万元以示激扬云。
1946年，在厦门大学任教的虞愚教授，应台湾省教育厅之聘，到台北、台中、台南等地，向参加暑期讲习会的中学校长、教员宣讲中国文化，因内容丰富，乡音相近，深受欢迎。第二年，他又应邀赴讲，并参观了台南赤嵌楼，写下《赤嵌楼有古梅一株相传为郑成功手植》一诗：
逝者谁能留，古梅色不改。
楼前一遇之，凛然人宛在。
香中自有情，空际若无碍。
萧萧天地秋，独傲霜风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学校各方面的工作进入快速道，生活也安定下来了。到1956年举家搬迁至北京之前，虞愚先生一家曾住过厦大不同的宿舍，如虎头山、大生里、白城、同文路。
1953年，获厦门大学王亚南校长之聘，虞愚先生兼任厦门大学逻辑学教研组组长。潘懋元先生回忆道，厦大从长汀返回厦门，我应母校之邀任教育系助教兼厦大附小校长，虞师的6个子女，除长女上初中外，全都是附小从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当时他家住虎头山上的教授宿舍，我更是他家的常客。往往从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谈起，诗文、教育、战事、物价，常是我们的话题。在进一步的交往中，证实了师母林逸君夫人不但是传闻中的才女佳人，现实中的贤妻良母，而且是虞师事业的知音。不久，我家移居蜂巢山的松岩，近在咫尺，他们也常到我家做客。解放后，虞师、林鸿祺先生和我三人，组成一个逻辑学教研组，为文科各系开逻辑学课。虞师娴熟因明，我所根据的是苏联斯特罗果维奇的《逻辑学》，使印度逻辑与亚里士多德逻辑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互补，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周勇胜[5]教授回忆：虞愚老师曾任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我大学时代最崇敬、最爱戴的老师之一。虞老师教过我们一个学年的中国古典文学史课。他学问渊博，幽默风趣，听他讲课就是一种其乐无穷的艺术享受。他讲课有三大特点，一是讲得精要，重点突出，要语不烦，分析精辟，谈笑风生。二是板书好，笔走龙蛇，笔力矫健，清新隽永，字字精彩。许多同学和我一样，都是一边听讲课，一边欣赏他的书法艺术。三是善于吟咏，一首诗歌的精蕴韵味，通过他的密咏恬吟，无不表达得淋漓尽致。我常谓，教中国古典文学，非有虞老师那样的功底不可。
虞愚先生在厦大授课
1956年8月，虞愚先生奉国务院调令进京，参与《佛教大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从1931年就读于厦大，到留校任教，到经历战争的颠沛后由贵州返回长汀母校任教，虞愚先生在厦门大学求学与任教时间长达近20年。作为我国著名的学者、诗人和书法家，虞愚先生的学术硕果和艺术造诣都植根在厦门大学，是厦门人值得骄傲的本土大师，也是厦门大学引以为荣的卓越校友和教授。
虞愚先生曾说过，“我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献给哲学，三分之一献给诗词，三分之一献给书法”。虞愚先生的学术成就主要是佛学和因明，他出版过《因明学》《印度逻辑》等重要著作，发表了《演绎推理上之谬误》《演绎逻辑与因明》等多篇逻辑论文，为抢救因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诗作博大精深、清峻拔俗；他的书法笔断意连、纵横秀逸，形成独具风格的“虞体”。先生的诗联、墨迹广见于名山宝刹、亭台楼阁，其巧思慧心、雅趣深意，令无数游客流连忘返。爱好书法的人更是以得其墨宝为荣。有关虞愚先生的学术、诗词和书法的成就，许多专家学者及仰慕者多有精辟的论述。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与虞愚先生的相交中，感受到他的博学多才、平易近人、热情谦和、幽默健谈之人格魅力。
作为厦门人、厦大人，虞愚先生始终不忘自己是从这片故土走出去的。他离开厦大后，始终牵挂着厦大的点点滴滴，经常往返于京厦两地。
我第一次见到虞愚先生是在 1975年，那时我高中刚毕业，正在学书法和绘画。虞先生从北京返厦，余纲[6]老师带我一道到鼓浪屿虞先生家中拜访。当时，先生家里高朋满座，都是厦门市书法界的名流。尽管当时还是“四害”横行，漫天阴霾，但先生谈古论今，倾吐胸臆。他赞扬毛主席的诗词大气磅礴，立意高远，不愧是伟人手笔，对领袖充满敬意。虞先生的风采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1981年厦大60周年校庆期间，当时我还是物理系大三学生，有幸聆听虞愚先生来厦大开设的讲座“科学艺术与人生”。先生在讲坛上旁征博引，宏谈阔论，偌大的教室被学生挤得水泄不通。先生在这次讲座中对我们年轻学生讲述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他从文学到艺术，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引经据典，许多例子似乎信手得来，却头头是道。他说：“科学靠概念，艺术靠形象，它们似乎是截然分开的。其实严密的科学何尝不是艺术的美。艺术中的韵、线条、面、光…… 何尝没有科学。科学和艺术在达到高峰时是相通的。理智有如高山， 好像严父，情感好似流水，比如慈母。有高山必有流水，有严父还得有慈母，你能说哪一项可以缺少吗？因此，我们说，圆满的人生，既需要具有‘理智’的科学，又需要有‘情趣’的文学艺术，这好比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分割不得！ ”此时，一位70多岁的老人和我们年轻人的情感完全交融在一起， 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斯情斯景，令我永远难以忘怀；先生的高论，让我终身获益。
虞愚先生墨迹：为厦门大学80周年校庆所作贺诗并书（左）、为厦大出版社写对联（右）
1985年冬，厦大为准备65周年校庆，需要大量楹联匾额条幅，特请虞愚先生书写，并在厦大招待所三楼辟了一间书室，供他专用。有一个星期天，他从早到晚没有休息，为学校和个人写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幅字，脚站肿了，手握痛了。旁人对此深感不安，他却轻松地说，休息一个晚上就没事了。第二天又为南普陀寺写了一整天。虞愚先生的书法是极受人们喜爱的，求字的人很多，他从不拒绝，有时还会主动对来访者说，“你若要我的字，我可以给你写”。有时外地求字者，他还亲自邮寄作品，如此“书德”特别令人温暖和敬重。
虞愚先生在晚年决定将《虞愚自写诗卷》交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先生从自己一生大量的诗作中反复斟酌自选出来，并在病中倾注全副身心书写而成的。其诗书二雅双绝，是先生学问、书艺融为一体的精华。这本书的出版，无疑将成为广大文学艺术爱好者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非常荣幸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1987年冬，我特地出差到北京，前往西砖胡同先生的寓所拜访并具体商谈出版事宜。其时先生正好一人在家，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闽南人吧，哈，遇到家乡人，我们就用闽南话交谈开来。先生的闽南话是很标准的厦门腔，此时先生好像回到故乡，显得特别兴奋和温情。先生拿出他的许多论著、诗作、照片给我看，并对出版他的诗卷提出许多想法，出版之事总算初步确定下来。而后我说，我对书法也很有兴趣，回忆起在鼓浪屿拜访和在厦大学生时听先生演讲，对他的“圆满人生是科学与艺术完美融合”的论述深有体会。先生立马取出一本《中国社会科学界名人录》，其中介绍虞愚先生的成就时，百来字的条文就有先生的这一论见，可见先生这一论点已成为他的重要思想。先生还勉励我要坚持练字，多临多写。我对先生说，我非常荣幸成为您的责任编辑，今天当面交流请教，感觉您是特别有风度的学者。先生幽默地说，有一次，我在北京穿一件羽绒短大衣，那时这款衣服不多见，穿起来风度翩翩，颇有领风气之先，很是得意，穿着走来走去，有人说我像个老华侨，我说还要加一个字，叫“老穷华侨”。我们俩忍俊不已，相视大笑，很是惬意。
1988年冬，责编蒋东明（左）与虞愚先生在病房商诗出版事宜
正当先生准备出版诗卷之时，不料病魔缠身，身体虚弱，便返厦门治疗。在病榻中，他仍没有停止过他的诗卷出版的准备工作。由于健康原因，医生不准他作书，他就利用每周一次回内侄家的短暂时间，摆开笔砚，挥毫泼墨。我几次到先生家中，看到他那作书的神态、气势及对诗的记忆力，完全不像一位正在住院的80岁高龄的老人。他还特地为厦大出版社和我、同行的出版社老吴书写对联相赠，这太珍贵了！由于先生的身体原因，《虞愚自写诗卷》并未完成他事先计划的诗文篇数，成了一大憾事。经先生同意，我在编辑中还将钱锺书先生给虞愚先生的一封信函作为本书的序言。在这封交往信函中，钱先生对虞先生的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调无不谐，词无不适，较之同载诸作所谓以一麟角媲彼万千毛者者”。透过这本诗卷，我们可以领略到先生一生的才情、智慧和修养精华。
1989年7月28日，虞愚先生走完了他80年的精彩人生之路，安详地合上双眼。非常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在先生生前献上《虞愚自写诗卷》，让他老人家亲眼看到自己的最后大作。1994年，虞愚先生与夫人林逸君女士合葬在南普陀五老峰，他们又可以如50多年前一样，伴着厦大的钟声，甜蜜呢喃。
2009年，为纪念虞愚先生 100周年诞辰，在虞琴老师的策划和诸多学者、挚友的支持下，厦大出版社出版《虞愚墨迹》，我还是有幸担任责任编辑。本书收集了100多件虞愚先生不同年代书写的对联、中堂、碑刻、诗稿、信笺等，非常珍贵，是先生一生书法艺术瑰宝。
1991年，厦大领导和虞愚亲人、生前好友在虞愚与夫人合葬的墓前合影
2009年10月13日，在“纪念虞愚教授——百年诞辰暨《虞愚墨迹》首发式”上，厦门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潘世墨教授作“因明传九州 诗墨遍四海”的发言，他说：“虞愚先生既有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深厚的哲学功底，又有很强的形象思维水平、高超的艺术造诣。虞老不论在哲学界、逻辑学界，还是文学界、书法界，均堪称大家。我们有许许多多卓有成就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有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书法家，但是，极少有像虞愚先生那样，集哲学家、逻辑学家、诗人、书法家于一人，将艰涩的佛学哲理、抽象的因明论理与‘大、深、新、雅’的诗文、‘刚健与婀娜’的书法融于一体。”这是后学对前辈的敬仰，也是母校对虞愚先生这位杰出校友的高度评价！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2期，作者为厦门大学出版社原社长、编审）
注：
[1]连心豪，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2]陈慧瑛，著名作家，厦门市作家协会原主席、厦门市人大华侨外事委员会主任、厦门大学兼职教授。
[3]潘懋元，全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4]王守桢，厦门大学教师，著名篆刻家。
[5]周勇胜，厦门大学出版社原总编、教授。
[6]余纲，厦门大学教授，曾任厦门大学书画研究会会长，厦门书法家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