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07 13:25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汪毅夫



《作者后记》与“附带言之”

 

汪毅夫

 

 

鲁迅诗有“无聊才读书”句。以我个人的睡前阅读经验,最是无聊、最具催眠效果者,莫过于读自已写的书:翻撷未了,昏昏欲睡矣。有鉴于此,近读拙著,专读书末的《作者后记》,这才发现当年的写作习惯:写完书稿就好好地说自己几句。譬如,《台湾近代文学丛稿》(1990年)之《作者后记》谈自己的治学与经验:“ 当我将本书书稿交给海峡文艺出版社时,我忽然感到激动,像小孩子过节一样激动。我是1987年11月从福建师大中文系调到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在母校,我攻读的研究生专业和担任的教学课程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到了文学研究所,领导建议我兼事台湾文学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摸索,我于1988年3月选取‘台湾近代文学研究’为近一、二年内的主要科研课题。我注意到,大陆学者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台湾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方面,成果也以作家作品的评论居多。我想,我应该在台湾近代文学的研究、在文学史实的考据方面做一点工作”;又如,《台湾社会与文化》(1994)之《作者后记》讲个人的经历和操守:“写完本书,感慨良多!我在16岁时(1966年)失学,其后,务农、打工,1978年重得就学时已经28岁,毕业后担任了五年大学教师,接着从事研究工作。我觉得农民的吃苦、工人的耐劳、学生的谦逊、教师的淡泊,乃是一名学者应有的品质。我以此自勉,不敢稍忘”;又如,《闽台地方史论稿》(2011)记自身的心境和处境:“本书写作过程中,我遭遇到一些困难。首先是生活和学习方面的孤独和无助。初到北京的一年又八个月里,我单身寄寓于机关近旁的旅舍里。查当时日记,有些片段承载着孤独感。如,‘周日。今天在机关看了一天书,午饭是两块烧饼,终日不得与人通一语。从机关后门返回旅舍,西老胡同的一只小狗冲着我叫汪汪,记得幼时伙伴也曾喊我汪汪,那么小狗应该是同我打招呼了,感到一丝暖意’;又如,‘下班后到晚饭前的一个小时,当然只有一个消遣的去处,到景山公园散步去也,天冷风大,游人稀少,我沿着墙根走了八遭,总共只看到五个人,其中还有两个是抱在一起的。偌大的公园,空荡荡的,我的感觉也是空荡荡的’。由于常用的书不在手头,常相与切磋的师友也不在身边,写作时经常为了一本书或一个问题而中断。其次是病痛和工作状况的困扰。乍到北京,不适应北方的气候和饮食,加上老伴尚未随调到京,遂不守作息和饮食规则,有时通宵看书,有时不想吃饭,体重减了近20斤,还以减肥成功自嘲。2008年和2009年多次因病住院,2010年则在工作上遭遇一些‘小小不言的事情’(《官场现形记》语,见该书第44回)”。

2018年6月退休前后,我不再写书了,改写学术短文。近日,我像守财奴般数了又数,已写学术短文近700篇。守财奴点钞会听到钞票发出令人愉快的声音,我细点学术短文却发现:我写的千字学术短文,也常在临末来一段“附带言之”,有如书之《作者后记》。这些“附带言之”,并非言不及义,而是微言及于义。譬如,《中国民俗学史的福建时期》之“附带言之”说:“本文是2014年9月17日,我在台湾成功大学的演讲大意。我在演讲时说了,这是一个可以做学位论文选题的重要时期。成功大学特聘教授陈益源老师的博士生李姿莹听讲后,在陈益源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中国民俗学福建时期研究》,令我读而感佩。李姿莹博士现已入职闽南师范大学,并同该校毕业的一位帅哥结了婚。两岸学者、师生和学生之间的因缘多么美好可贵”;又如,《台南延平郡王祠》是针对岛某些人的“去郑化”活动而写的,文之“附带言之”说:“在民间信仰里,有一类生前忠义、身后威烈的神明。传说中,这类神明(如郑成功)在从人到鬼的转型过程里多有暴毙的情节。正如台南大佬谢雪渔所言,郑成功身后作为神明甚是“威灵”。人们相信,有辱这类神明必遭报应,此亦舆情也”;又如,《清源太守鬓如蓬,杯酒端为庶民斟》之“附带言之”说:“多年前,福建老台胞陈正统曾尖锐地指出:台湾文化本土化是徒劳的,‘台独’分子最终会发现,本土化基本上就是闽南化。闽南文化是针对‘台独’的利器。记得当场竟有人说:从来没有闽南的说法,何来闽南文化?无知而囗狂。宋人王十朋的诗里不是分明有‘一梦断闽南’之句吗?”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