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9-25 00:34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黄黎星



·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33.陈旸与《乐书


 

陈暘精于乐律,是宋代宫廷雅乐派的代表人物。他于北宋神宗至哲宗时参与“升之文馆”的《乐书》编纂,后来则主持了此项编撰工程,因此,此书又被称为《陈暘乐书》。《乐书》是一部音乐学的类书,其卷帙浩繁,收录音乐条目1300余个,记载了上自三代,下至宋朝的历代乐制、乐论、八音、歌曲、百戏、五礼之乐等。每一类目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详加论证,保存了丰富的音乐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中还有许多关于乐器的绘图及释文,更属于研究古代乐器的珍贵资料。近现代的音乐学研究者,也都对陈暘《乐书》的学术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称之为“中国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

 

《乐书》二百卷,(宋)陈编撰。

1064—1128),字晋之。福建闽清人。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及第,授顺昌军节度推官。陈暘精于乐律,是宋代宫廷雅乐派的代表人物,参加神宗至哲宗时“升之文馆”的《乐书》编纂,后主其事。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进《迓衡集》,以劝导绍述,得太常博士,迁秘书省正字。是年,共计二百卷的《乐书》稿成,荐升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评礼乐官。徽宗崇宁二年(1103),《乐书》正式进献宫廷,陈暘得进鸿胪太常少卿、礼部侍郎,以显谟阁待制提举醴泉观。徽宗政和初(1111),“坐言盐铁利”,忤旨夺职,不久后得到平反。陈暘于政和三年(1113)回闽,卒于南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后入祀乡贤祠。《宋史》卷四三二《列传第一百九十一·儒林二》有传。

《乐书》的编撰,始于宋神宗熙宁、元丰间,续成于宋哲宗,哲宗元符二年(1099)得以编成。陈暘先是参与其事,后来主持了此项编撰工程,因此,此书又被称为《陈暘乐书》。

《乐书》共二百卷,目录二十卷,全书近百万字,是一部音乐学的类书,其卷帙浩繁,收录音乐条目1300余个,记载了上自三代,下至宋朝的历代乐制、乐论、八音、歌曲、百戏、五礼之乐等,每一类目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其原委,详加论证,保存了丰富的音乐史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中还有许多关于乐器的绘图及释文,更属于研究古代乐器的珍贵资料。

《乐书》首创大型音乐专著的体例,200卷之巨的《乐书》分上下两篇。

《乐书》之上篇,即前95卷,为《训义》部分,摘录儒家经典《礼记》《周礼》《仪礼》《诗经》《尚书》《春秋》《周易》《孝经》《论语》《盂子》等书中有关音乐的章节,并逐条逐句加以诠释。其中,《礼记》训义36卷(卷一至卷三十六,包括《乐记》训义24卷),《周礼》训义19卷(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五),《仪礼》训义5卷(卷五十六至卷六十),《诗经》训义14卷(卷六十一至卷七十四),《尚书》训义6卷(卷七十五至卷八十),《春秋》(合三传)训义1卷(卷八十一),《周易》训义2卷(卷八十二至卷八十三),《孝经》训义1卷(卷八十四),《论语》训义6卷(卷八十五至卷九十),《孟子》训义5卷(卷九十一至卷九十五)。在儒家经典十三经中,仅《尔雅》一书没有出现在《乐书》的《训义》部分。不难看出,《礼记》《周礼》《诗经》是《乐书》对儒家经典进行训义的重点,而《乐记》是《礼记》中专门论“乐”的篇章,《乐书》对《乐记》全篇都进行了训义。《乐书》对于儒家经典中涉及“乐制”、“乐用”的内容特别重视,强调了“乐”的仪式、教化的重要性,亦即“礼乐制度”在整个政治、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独特价值。在《乐书》的《训义》九十五卷中,陈暘所进行的训解诠释,多采用以经典中相关内容互为训义、循环论证的方法,力图对儒家所推重的古代“礼乐制度”作出全面的梳理,力图通过这样的梳理,寻求一个恢复三代“礼乐制度”的理论基础。

《乐书》之下篇,即后105卷,为《乐图论》部分,论述十二律、五声、八音、历代乐章、乐舞、杂乐、百戏等,对前代和当时的雅乐、俗乐、胡乐及乐器均有详尽说明。其中,卷九十六至卷九十七为《乐图论》之《总论》,卷九十八至卷一百零四为十二律的序论和本论,卷一百零五至卷一百五十论五声和八音,卷一百五十一至卷一百六十四论乐歌,卷一百六十五至一百八十四论乐舞,卷一百八十五至卷一百八十八论杂乐(俗部),卷一百八十九至卷二百论五礼。

在《乐图论总论·序乐》中,陈暘说:“故先王作乐,先之以律同,继之以五声,成之以八音,终之以六舞。则发诸声音,形诸动静,性术之变尽于此矣。然先王立乐之方,先后有伦而不乱,终始有彝而不变。循乎道之序,君子以成焉;明乎乐之序,君子以终焉。”因此,“图之以著,制器之象;论之以明,尚象之意。故先同律,次五声,又次以八音,而以歌舞终之,此乐之大凡也。”这也就是陈暘所作《乐图论》的结构次序和模式。陈暘论述了形而上的“乐之道”,亦即“乐之本原”,他说:“今夫三才之道参和为冲气,五六之数一贯为中合,故参两合而五声形焉,参伍合而八音生焉,二六合而十二律成焉。其取数虽多,要之会归于中而已。是乐以太虚为本,而声音、律吕又以中声为本也。”“虽然乐本于太虚,而声音又本于人心,人心居中以治五官。……是知心以情变,声以心变,本乎哀心感者,声之变也噍以杀;本乎乐心感者,声之变也啴以缓;至于本乎善、怒、敬、爱之心,而其声之变也,亦如此。苟穷本知变,则乐之情得矣。”这正是陈暘承续儒家传统的乐论基本观念。《乐图论总论》,分为《序乐》《原律》《备数》《审度》《和声》《嘉量》《权衡》《参黍》《定尺》九个部分,多参考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古代典籍资料加以阐释和论述。

陈暘论“十二律”,阐释其涵义,配以图示,并胪列古代典籍如《周礼》《国语》及历代史书中的《律书》《律志》所载的各家相关论说。对于十二律吕的原理、生成及运用,陈暘所持观点的核心是:“十有二律之管,礼天神以圜钟为首,礼地祇以函钟为首,礼人鬼以黄钟为首。三者旋相为宫,而商、角、徵、羽之管,亦随而运焉。如此则尊卑有常而不乱,犹十二辰之位,取三统三正之义,亦不过子、丑、寅而止耳。”这是陈暘所尊奉的“先王之制”。

“五声”的论述,也列举了前人的各种观点,并加以分析考辨。陈暘运用了古代自然哲学中阴阳五行的理论,并引而申之,触类旁通,将“五声”与“五用”“五象”“五位”“五色”“五性”“五情”“五事”等自然、社会、人事等内容相联系:“其名则宫、商、角、徵、羽,其用则重、敏、经、迭、抑,其象则君、臣、民、事、物,其位则左、右、上、下、中,其色则青、黄、赤、白、黑,其性则仁、义、礼、智、信,其情则喜、怒、悲、忧、恐,其事则貌、言、视、听、思。在天运而为五乐,在地列而为五行,在人窍而为五脏,在中声所止无往不在。”这也是传统的观念、学说对陈暘的影响。

“八音”的论述,分为“雅”、“胡”、“俗”三个部分,按照金、石、土、革、丝、竹、匏、木之属的顺序论述八音,总共述及乐器422件次,分别是:雅部115件次,胡部103件次,俗部204件次。其中214件乐器有配图,乐器图取自散佚少见的《唐乐图》、《乐法图》、《律书乐图》、《大周正乐》、景佑冯元《乐记》等,弥足珍贵。在《八音》雅部中,陈暘对钟、磬及其他乐器论述的框架和目的,秉承的宗旨就是“乐用”的文化蕴涵及其价值体现。陈暘对《八音》胡部的论述,所持的基本态度是正统儒家知识分子思想传统中的“华夷之辨”,他认为对“胡音夷乐”虽有包容的必要,但在使用时必须于雅乐有严格的界限区分。对《八音》俗部的论述,作为开篇的《序俗部》颇能显示出陈暘的态度与倾向,他说:“俗部之乐,犹九流杂家者流,非朝廷所用之乐也,存之不为益,去之不为损。民间用之虽无害于事,然方响十六同为一架,杂用四清之音,适足以使民之心淫矣,郑卫之音也,欲民之移风易俗难矣。如欲用之,去四清以协律可也。”虽然有贬低俗乐乐器之倾向,但陈暘在此部分,引用的文献除十三经外共124篇次,86种宋前历代正史、文人笔记、稗史杂篇,其间涉及的典故及“乐”之“器用”有关故事110多个,收集保存了音乐学史的珍贵资料。

《乐图论》论“歌”,有14卷,也分为雅、胡、俗三个部分。其论《歌》之雅部分,陈暘强调的是“诗”和“歌”在三代礼乐制度中“雅正”的状态。陈暘还对宋代“圣朝”仪式用乐的状况作了系统的概述,有明确的崇雅贬俗倾向。其中,所附录的宋乐府曲调328首颇具文献价值。陈暘对胡部歌的状况进行了描述,记述了“诸夷”共67歌。对于胡歌,陈暘仍然强调“胡部之歌不能乱华乐”。在论述俗歌时,陈暘站在儒家正统思想观念立场上,以是否有益于观民风、助教化作为评判标准,强调“声音之道与政通”的文化意义,反对和批评只求悦心志、“为耳目之娱”的做法。

《乐图论》论述“乐舞”,还是分为雅、胡、俗三个部分。对于乐舞的雅部,陈暘通过文献罗列与辨析,推崇雅舞的政治、军事、文化的功能,并对舞器、服饰、舞用进行描述。乐舞的胡部,陈暘记述、介绍了38种胡舞的名目和形态。乐舞俗部的论述,除对历代俗部乐舞进行材料上的梳理外,共列出了76种舞名,大多为唐代的乐舞。

《乐图论》论杂乐(俗部)有4卷。陈暘对民间的女乐、散乐、百戏、俳优等形式,基本上持排斥的态度,甚至加以严厉的批评。但是,其中所描述的74种“百戏”,对其来历、特征、表演规模进行或详或略的记载,颇具史料价值。

《乐图论》最后12卷,也是《乐书》二百卷结束的部分,是《五礼》。陈暘引《周官·大宗伯》对“五礼”的解释说:“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凶礼示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陈暘以《五礼》作为《乐书》的最后结尾部分,其《五礼论》曰:“五礼之于天下,本于天之所秩,成于人之所庸。……礼不徒设,必有乐以乐之。臣因五礼之实辨六乐之用,庶几礼乐并行,有以形容太平之极功。”《乐书》以“五礼”为终篇,正体现了陈暘对于“礼乐”一体并行,相辅相成的思想观念。

《乐书》在中国音乐学史上具有极大的史料及思想方面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曾评价说:“(此书)引据浩博,辨论亦极精审。”“暘书包括历代,总述前闻,既欲备悉源流,自不得不兼陈正变。”“其中惟辨‘二变’、‘四清’二条,实为纰缪。……然唐以来乐书无传,北宋乐书惟《皇佑新乐图记》及此书存耳。遗文绪论,条理可徵,又安可以一眚废耶?”近现代的音乐学研究者,也都对陈暘《乐书》的学术价值给予充分的肯定,称之为“中国第一部音乐百科全书”。

陈暘的《乐书》,于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诏给笔札”,缮写进献,其后被长期“储之密府”。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根据陈暘后代家藏副本首刊,由陈歧倡议刊刻,林子冲负责校勘,杨万里为之序。南宋时期尚有宁宗嘉泰二年(1202)本。元代刊本有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年)福州路儒学赵宗吉刻本等。明代有宋刻明印本、元刻明递修本及明人蓝格抄本等,清代有光绪二年(1876)方睿重刻本等。由王耀华、方宝川主编的《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二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10月版),收录了元刻明修本及清光绪方氏刻本两种版本,颇便阅读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