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人要籍百部评鉴·

21.黄榦与《勉斋集》

黄榦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女婿与高弟。其入仕期间，居官清廉，政绩卓著，深受百姓的爱戴。在学术上，黄榦是朱熹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常年随侍朱熹左右，协助朱熹讲学著述，被视为朱子学的继承人。朱门后学亦以黄榦一派传衍最盛，其影响及于大江南北，对于宋末元初的理学北传贡献尤大，奠定了朱子学在传统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地位。《勉斋集》汇辑了黄榦的主要诗文著作，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黄榦的学术成就与思想特点，具有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勉斋集》四十卷，（宋）黄榦著。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号勉斋，学者称勉斋先生，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南宋著名理学家。黄榦自幼聪颖，志趣广远，往见吉州刘清之求学，刘清之奇其才，推荐受业于朱熹。因其立志坚定、学习刻苦而得到朱熹的高度赏识。朱熹遂以次女妻之，馆于五夫里紫阳书堂。庆元元年（1195），宋宁宗即位，朱熹命黄榦奉表，以恩荫补将仕郎。二年(1196)，授迪功郎，监台州酒务。三年（1197），丁母忧，回福州治丧。嘉泰四年（1204），调监嘉兴府石门酒库，后历知临州县、新淦县、汉阳军、安庆府等。黄榦入仕，居官清廉，政绩卓著，曾在安庆率领军民筑城备战，抵御金兵入侵，深受百姓的爱戴。后因遭到权臣排挤，志不得伸，遂对官场感到失望。嘉定十一年（1218），黄榦在安庆任上以衰病辞职，入庐山访其友李燔、陈宓，并于白鹿洞书院讲学。后虽再命知和州、潮州，皆以衰病辞。十二年（1219），回建阳、福州，置书局，建书院，专事讲学著述。十四年（1221），卒于福州。黄榦逝世后，宋理宗于绍定六年（1233）追赠其为朝奉郎，端平三年（1236）诏谥“文肃”。清雍正二年（1724）从祀孔庙。

黄榦作为朱熹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常年随侍朱熹左右，受到朱熹的特别器重，不但是朱熹在学术上的得力助手，还被视为其学术事业的继承人。朱熹讲友、著名理学家张栻去世后，朱熹曾致书黄榦说：“南轩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难得十分可指拟者，所望于贤者不轻，千万勉旃！”（《朱文公续集·答黄直卿》）绍熙三年(1192)，朱熹卜居建阳考亭，黄榦也在附近结庐居住。五年（1194），朱熹在建阳考亭建成竹林精舍后，又遗书黄榦，请其“代即讲席”。庆元六年（1200），朱熹病重之际，将深衣及所著书授予黄榦，并手书与其诀别曰：“吾道之托在此，吾无憾矣。”（《宋史·黄榦传》）朱熹去世后，黄榦亦不辜负朱熹的厚望，谨守师说，尽传其学，终身以捍卫、阐扬、传播朱子学为己任，在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门后学以黄榦一派传衍最盛，其影响及于大江南北，对于宋末元初的理学北传贡献尤大。当时重要的朱子学者多出黄榦一门，遂奠定了朱子学在传统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地位。故清人全祖望说：“嘉定而后，足以光其师傅，为有体有用之儒者，勉斋黄文肃公其人与？玉峰、东发论道统，三先生之后，勉斋一人而已。”（《宋元学案·勉斋学案》）黄百家也说：“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宋元学案·双峰学案》）张伯行亦云：“晦翁朱夫子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无虑数百人，独勉斋先生从游最久，于师门最为亲密。……观其所以自历与教人者，确乎其至实，凛乎其至严，见道明而守道笃，如此真可谓不负师传者。……退居田里，编礼著书，巴蜀江湖之士皆来受学，推衍文公之道以传诸奕世，其功不亦大乎！”（《正谊堂文集·黄勉斋文集序》）

黄榦的主要著作有《续仪礼经传通解》《孝经本旨》《论语注语问答通释》《周易系辞传解》《勉斋诗钞》《晦庵先生语续录》《勉斋集》等。

《勉斋集》四十卷，又题作《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全书汇辑了：讲义、经说三卷，文三十六卷，诗一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文章“大致质直不事雕饰，虽笔力未为挺拔，而气体醇实，要不失为儒者之言焉”。本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黄榦的学术成就与思想特点。具体如下：

黄榦的思想贡献首先体现在儒学道统的建构与朱熹道统地位的论定上。他曾详述儒学道统传授的次序与内容道：

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圣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灵者焉。于是继天立极而得道统之传，故能参天地，赞化育，而统理人伦，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发明道统，以示天下后世者，皆可考也。尧之命舜，则曰“允执厥中”。中者，无所偏倚，无过不及之名也。存诸心而无偏倚，措之事而无过不及，则合乎太极矣。此尧之得于天者，舜之得统于尧也。舜之命禹，则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舜因尧之命而推其所以执中之由，以为人心，形气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则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焉，则存之心，措之事，信能执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统于尧，禹之得统于舜者也。其在成汤，则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此又因尧之中，舜之精一，而惟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礼，制事以义，则道心常存而中可执矣。曰礼曰义，此又汤之得统于禹者也。其在文王，则曰“不显亦临，无射亦保”，此汤之以礼制心也；“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此汤之以义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统于汤者。其在武王，受丹书之戒，则曰“敬胜怠者吉，义胜欲者从”。周公系《易》爻之辞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义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统于文王者也。至于夫子，则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复礼”，其著之《大学》，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亦无非数圣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统于周公者也。颜子得于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之言，曾子得之《大学》之义，故其亲受道统之传者如此。至于子思，则先之以戒惧谨独，次之以知仁勇，而终之以诚。至于孟子，则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义，终之以扩充。此又孟子得统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则以诚为本，以欲为戒，此又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者也。至二程子，则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非明，则动无所之；非动，则明无所用”，而为《四箴》，以著克己之义焉。此二程得于周子者也。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盖持敬也，诚意、正心、修身而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此又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圣贤相传，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尝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以是五者而存诸心，则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卷二十六《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

由此可见，黄榦对于道统传承的叙述既包含了道统传人，又包含了道学要旨，是对此前道统论的一次全面总结。其通过“人”与“学”相结合的方式，注重从义理思想的内在联系上揭示道统的授受关系，从而勾勒出道学传承、发展的基本线索与简要历史，使其道统论显得更加完整与充实。在此基础上，黄榦特别突出了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提出：“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烬残阙，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周、程、张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余，人心蠧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蹖驳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又谓：“周、程、张、邵之书，所以继孔孟道统之传，历时未久，微言大义郁而不章，（朱熹）为之裒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不可涯涘，为之解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蕴奥不至于混没。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浅深，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其所长，至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者，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卷三十四《朱先生行状》）从而彰显了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地位。而其将历代圣贤传道、教人之要旨概括为“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其实正体现了朱子理学的核心思想与基本精神。

此外，黄榦还穷十余年之功撰成《朱先生行状》一篇，凡一万六千余字，详细叙述了朱熹的生平行事与学术思想大旨。其间，黄榦“追思平日之闻见，参以叙述、奠诔之文，定为草稿，以谂同志，反复诘难。一言之善，不敢不从，然亦有参之鄙意而不敢尽从者”（卷三十四《朱先生行状》），又谓“追思平日闻见，定为草稿，以求正于四方之朋友，如是者十有余年。一言之善则必从，一字之非则必改，迁就曲从者间或有之，褊愎自任者则不敢也”。（《晦庵朱先生行状成告家庙》）可见其态度之审慎，用心之深远。因此，《行状》撰成后影响甚大，受到历代儒者的普遍重视，不仅宣传了朱熹的思想，亦对朱熹道统地位的论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理学思想上，黄榦基本继承、沿袭了朱熹的思想观点，但又有所阐释和发挥。譬如，在本体论与宇宙论方面，黄榦特别注重体用一源、即体即用的思想原则，并将其视为儒学的理论基础。在黄榦看来，太极为道之体，阴阳五行为道之用。因此，他虽然以太极为宇宙之本体，但又强调“二”为道之体，太极即在阴阳之中，而不在阴阳之先，以此避免体用的分离。故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则老氏之所谓道，而非吾儒之所谓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若只生一，则是独也。一阴一阳之谓道，道何尝在一之先，而又何尝有一而后有道哉？易有太极，易即阴阳也，太极何尝在阴阳之先？是生两仪，何尝生一而后生二？尝窃谓太极不可名状，因阴阳而后见。一动一静，一昼一夜，以至于一生一死，一呼一吸，无往而非二也。因阴阳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极所以为阴阳者，亦不出于二也。如是，则二者，道之体也。非其本体之二，何以使末流无往不二哉？……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要当以是观之，塞天地，贯古今，无往不然。（卷十一《复杨志仁书》）

黄榦继承了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以“理一”为体，“分殊”为用，亦以体用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解释。他说：

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卷六《复叶味道书》）

在心性论方面，黄榦坚持了朱熹的“性即理”之说，以人性为禀受天理而来。他说：“性即理也，自理而言则属乎天，以人所受则属乎人矣。属乎人者，本乎天也。故曰‘万物统体一太极’，‘天下无性外之物’，属乎天者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性无不在’，属乎人者也。”（卷二十三《中庸总论》）黄榦还根据“有物有则”的观点，指出人类社会的各种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皆根源于人性之本然，所以是普遍必然的。他说：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于民之下又言有物者，何也？有物者，就人身上有耳、有目、有手、有足、有君臣、有父子之类而言也。有此等物，便有此当然之则，如耳聪目明、手恭足重、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是也。然此当然之则固无物不体，而此理之妙实根于人性之本然。惟人之生各禀此有常之性，所以应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容已也。所谓美德，即所谓物之则也。（卷六《复叶味道书》）

同时，黄榦亦对人心与道心作了细致的区分。他说：

来教谓喜怒哀乐属于人心为未当，必欲以由声色臭味而喜怒哀乐者为人心，由仁义礼智而喜怒哀乐者为道心。以经文义理考之，窃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发于形气之私，道心原于性命之正。”形气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声色臭味在物，岂得以发于声色臭味者为人心乎？朱先生云“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今以由声色臭味而喜怒哀乐，则是圣人未免于逐物也，而可乎？谓由仁义礼智而喜怒哀乐者为道心，则《乡党》一篇委蛇曲折，焕乎其文章，莫匪由仁义礼智而发也，曷为而以道心为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发于此身者，则如喜怒哀乐是也；发于此理者，则仁义礼智是也。若必谓兼喜怒哀乐而为道心，则理与气混然而无别矣。故以喜怒哀乐为人心者，以其发于形气之私也；以仁义礼智为道心者，以其原于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对而言，犹《易》之言器与道，《孟子》之言气与义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复微而难明，故当精以察之，则喜怒哀乐之间皆见其有当然之则；又当一以守之，使之无一念而不合乎当然之则，然后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卷六《复李公晦书》）

在黄榦看来，发于形气之私的是人心，原于性命之正的是道心，由于喜怒哀乐的情感皆发源于人的耳目鼻口，带有形气的因素，所以喜怒哀乐只能是人心，而不能包含道心。若谓喜怒哀乐兼有道心，则将造成理与气的混淆。不过，黄榦同时指出，人心中亦蕴含天理，故须精以察之，一以守之，从而确保人的行为符合理的要求。

在工夫论方面，黄榦亦根据理一分殊的思想，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主敬与致知、博文与约礼相互结合，相辅相成，并进互发。他说：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博而反约哉？（卷六《复叶味道书》）

又说：

致知持敬，两事相发。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应，惟于世间利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而所谓持守者始易为力。若利欲为此心之主，则虽是强加控制，此心随所重而发，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厌草，石去而草复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卷六《与胡伯量书》）

另外，关于格物致知，黄榦虽将其理解为穷理、明理，主张“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晓事物道理”（卷十五《复饶伯舆》），但又提出“致知非易事，要须默认实体，方见端的。不然，则只是讲说文字，终日譊譊，而真实体段元不曾识，故其说易差，而其见不实。动静表里有未能合一，则虽曰为善，而卒不免于自欺也。莫若一切将就自身上体看，许多义理名字就自身上见得是如何，则统之有宗，不至于支离外驰也”（卷十三《答陈泰之书》），从而体现出其对反求诸己、体认本心的重视。

据黄震咸淳九年（1273）所作的《跋勉斋集》可知，黄榦文集当时至少已有衡阳本十卷，岩溪赵氏刊本二十四卷，以及三山黄友进刊本四十卷等三种。后黄震又尽求其书，编为《勉斋大全集》。元代曾翻刻宋四十卷本，明代诸书目如《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菉竹堂书目》《绛云楼书目》等著录有宋刻多本及元翻刻本，后除元刊四十卷本外均亡佚。清康熙间又两度刊刻《勉斋集》，一为康熙四十三年（1704）黄若金刻本，一为康熙五十年（1712）黄钺刻本，但两本讹脱窜易皆不少。另有《四库全书》本。现存其它清钞本亦类有阙脱。故《勉斋集》仍以元刊本为善。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曾影印馆藏元刊本《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收入《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可供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