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12 16:49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啸 马

忆戈明


戈明遗像


京剧《北风紧》(林戈明编剧),最近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个奖项素有文艺“群运会”之称。《北风紧》摘取全国京剧节金奖之后,再获殊荣,实属难得。这使我更加怀念相交相知半个多世纪的老友戈明。

戈明离开我们3年多了。他从上世纪50年代初调入福建京剧团直到去世,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他至爱的京剧艺术。我之结缘戈明,就是从京剧开始的。初识戈明,我们都还是二十出头的青年。那时,我在《福建日报》工作,他邀我去看他的《当炉吟》。这个剧本写的是2000多年前一对青年男女——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它突破了才子佳人戏的旧套,流露强烈的抗争精神和浓郁的抒情意味,演得声情并茂,委婉动人。我也深受感染,写了剧评登在报纸副刊上。从此,我与戈明过从渐密。

戈明是建瓯县的旧族大家子弟,祖上出过状元,祖父督教甚严,自小就逼他苦读诗文。父亲酷爱京剧,是个票友,抗日战争期间,一些京剧演员从沦陷区流落到闽北,他将这些演员收容在家,唱堂会,练功演出。浸染于这样的艺术氛围,戈明迷上了京剧,还陪他父亲粉墨登场,能拉会唱。解放初,戈明参军在连队当文化教员,后转业到福州某中学教历史,业余写了《当炉吟》。当时,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张鸿,赏识他的才情,把他调到了省京剧团。他创作的高峰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也就是在他50岁到70岁之间。他的代表作《东邻女》、《五颗明珠》、《求骗记》、《郝摇旗》、《楚歌凄》、《烽火陈嘉庚》、《北风紧》等,都写于这个时期。《五颗明珠》、《求骗记》还改拍为电视剧,获过飞天奖。《求骗记》则被台湾宜兰县歌仔戏剧团移植演出,受到很高评价。

戈明的艺术成就,得益于他的爱读书,好交游,肯钻研。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多有涉猎。关汉卿、莎士比亚等戏剧大家的传世之作,更是反复阅读,潜心体会。他广交同行名流,虚心求教于郭沫若、老舍、曹禺等先辈,梅兰芳、程砚秋等四大名旦,马连良、周信芳等四大老生的戏,有机会必看。这些,对戈明的艺术品位和审美情趣提供了丰厚的营养。

戈明的艺术眼光很高,出手也不凡。闲聊中,我对京剧唱词的某些粗俗处有微词。他笑着说了一篇道理:“你的意见也对,也不对。京剧唱词确有俗气的,索然无味的;但也有许多雅致的,很有韵味的。而且有些粗俗的东西,自有它存在的道理。不信,你试试改动吧,雅是雅了,可演员唱不来了。京剧剧本不能搞成只供阅读,上不了舞台的案头文学。”所以,他写唱词总是苦心经营,不仅力求有文采,有韵味,有诗意,而且要亲自哼唱,有时还请演员来一起试唱,抝口的、唱起来别扭的,必得改,改到演员认可为止。交谈多了,我感到戈明对京剧确实深得其中三昧。

《北风紧》剧照


令人遗憾的是,正当戈明精力充沛的壮年,创作上却是一片空白。“文革”十年,剥夺了他拿笔的权利。悲剧起源于1966年1月6日《福建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衡论历史人物及其它——与姚文元同志辩论一二》。这篇文章是报社约戈明写的,催得很紧。秉性直率、胸无城府的戈明认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辩论一二”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他哪里会知道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暗藏的杀机呢?毛泽东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个在小范围内的讲话,戈明更是无从得知。于是他毫无戒备地写了那篇无异是制造了一颗随时可以引爆、危及自身的定时炸弹的文章。

果不其然,“文革”一开始,戈明就被揪了出来。罪名是“炮轰中央文革首长”。对此“欲加之罪”,戈明据理力争。他的理由是:第一,《福建日报》发表我的文章在1966年1月6日,那时,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还没成立,姚文元也只是《解放日报》的编辑。何来‘炮轰’之有?第二,我的文章没有超出学术讨论的范围。文章指出姚文元的“论点流露出过‘左’的偏激倾向”,姚文元“看待历史人物,……撇开了在当时条件下的唯物史观,用今人的思想去要求古人,强其所不能为者而责之。这就是走入了唯心史观的死胡同。……对待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人物,不区别,不比较,来一个‘好坏一大包’的结论,……这怎能算作是马列主义者研究历史的结果”。我至今没有改变看法,对不对可以争辩。这一辩,更是火上加油。你林戈明不但不认罪,还敢负隅顽抗,立即关进牛棚。后又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2年4个月。戈明的十年黄金时段,就这样在牛棚、监狱、劳改场,在无休止的批斗、审讯、洗厕所、扫地、放牛当中耗掉了。

《北风紧》剧照


“四人帮”被粉碎后,戈明发奋夺回十年蹉跎的损失,新作迭出,渐入佳境,最后推出了他的扛鼎之作《北风紧》。

先是戈明打电话给我说,想新编一个历史剧,取材于宋人的笔记,要我找来看一看,再面谈。他的态度很认真,于是我不敢怠慢,查了岳飞的孙子岳珂撰写的《桯史》,载有“施宜生”一则。故事梗概大致是:宋朝福建书生施宜生,曾参加建州范汝为发动的农民起义,事败逃亡金国,受到金国国君的器重,官至礼部尚书。这时,金国趁宋金处于和议,宋朝防御松弛之机秘密备战,蓄意南侵。金国派施宜生出使宋朝,祝贺正旦(春节)。在宾馆里,他和宋朝的接待官吏交谈,趁监视他的金国随从人员不在身边,突然用了“隐喻”:“今日北风甚紧”,又从案头取过毛笔,说“笔来(谐音必来)!笔来!”巧妙的暗示,引起了宋朝警觉。施宜生返回金国,被随从人员告发,“烹而死”。

我第一个印象是“有戏”,但材料太简略,很难写。不久,戈明找我交谈,我说了我的看法。他说:材料少有少的好处,不致拘没于历史事实,留下充分想象的空间,更便于艺术虚构。看来他是经过了充分酝酿的,连剧名都想到了,就叫《北风紧》。随即,戈明潜心投入了《北风紧》的创作。戈明写戏,习惯于环境安静,全神贯注,不受干扰。他特地向福州西禅寺借了一间净室,闭门独居,一日三餐也是随僧众吃斋饭。改了写,写了改,数易其稿,历时十年。“十年炼一剑”,终于琢成了《北风紧》。这也许说得上是“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吧。


《北风紧》在省京剧团彩排,请一些老同志看。记得何若人、林子东等同志都去了。何老说:“这出戏表现了一个冷门人物施宜生,还是本省邵武人。施宜生见大宋要被动挨打之际,能以民族利益为重,不惜牺牲自己的高官厚禄、家庭幸福,自己的性命。这样的人是值得肃然起敬的。这种戏本来是很不好写的。我看了戏觉得很紧凑,很好看。尤其觉得文学性较强,台词、唱词都写得很好,很优美。这很不容易。”林老说:“施宜生的爱国行为是在极其艰难中来完成的。他的内心充满着利害得失,家与国,恩与怨的种种矛盾斗争。这些矛盾冲突可以说表现得淋漓酣畅。戏写得很透,很有看头。唱词也写得很漂亮,显出文字的功底。”

戈明为人一向低调。他有清醒的自知之明,常感叹说:“我们这辈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意思是从小没有受过做学问的严格训练,以后运动不断,空耗生命),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朋友们多次劝他出集子。他淡淡一笑,说:“出了书,被搁在架上蒙灰尘,何必呢。”然而,真金总是要闪光的。戈明逝世后,《北风紧》连获大奖,好评如潮,朱镕基看了都赞赏。为了纪念戈明,肯定他对京剧艺术的贡献,福建省艺术研究院和福建京剧院编了《戈明剧作选》,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于2009年1月出版。这些不虞之誉,戈明生前也许没有去想,他没有能活到亲享荣誉的喜悦,好在有作品传世,戈明地下有知,当会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