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福文化”专题·
27. 乌托邦世界福的局限性与时代价值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对福祉的憧憬和构想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些思想家代表了当时社会中那些生活在困苦中的大多数穷人，不仅抨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设想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他们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可能显得过于理想化，甚至缺乏科学性，但他们对幸福社会的追求和探索，无疑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启示。
（一）乌托邦世界福的思想局限性
乌托邦世界的幸福观念的思想局限性往往源于其理想化的设计，未能将理想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未能充分考虑到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入手，去思索幸福社会的实现路径。
第一，乌托邦福祉观显得封闭和不切实际。空想社会主义者们受到边沁的功利主义福祉观的深刻影响，力求将福祉普及至每一个人，包括社会上最不幸的成员，然而，他们构想的理想社会往往被视为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空间，这限制了他们福祉观的实际应用和与其他思想的交流。例如，卡贝所描绘的伊加利亚和傅立叶所设想的法郎吉，都是作为理想生活绿洲的缩影，是未来福祉社会的一个样板，不但实施范围小，而且与外部社会缺乏交流。
第二，乌托邦福祉观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因而是非科学的。这一点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普遍怀有一个信念：幸福的曙光即将到来。在他们看来，那些经历过苦难的人，将见证这一幸福时刻的到来。他们用充满希望的语言描述这一即将到来的福祉时代。
欧文将这一理想描绘为“人间天堂”，他主张重塑人类品格，治理人类社会，使全人类生活在一个和平、进步、完善且统一的世界中，享受福祉。他相信没有任何人间力量能够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尽管欧文声称自己反对宗教，但他和他的追随者在谈论世界福祉时，常常使用宗教语言来描绘即将到来的上帝的统治。他所理解的“宇宙的推动力”更多地被赋予了宗教教诲的色彩，而非生产力的变革。他的追随者甚至希望他成为未来新世界的“主教”。
傅立叶也将自己的理论融入宗教的千禧年信仰中，晚年自称为理性的救世主，他的追随者希望在地球上开启上帝的国度，并对傅立叶的塑像进行膜拜，显示出对他的崇敬和信仰。卡贝则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证明福音书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概念，他认为宗教哲学为共产主义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试图通过宗教信仰来废除奴役，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平等与博爱，消除苦难，实行财产共有。圣西门则直接将自己的学说视为一种改进后的新基督教信仰，他强烈主张宗教必须指引社会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他认为只有宗教才能让人们像兄弟一样生活，抛弃自利的想法。
美国幸福史思想家麦马翁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某些行为提出了批评，称其为“稀奇古怪的行为”。一些评论家也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使用宗教语言来描述和推动他们的福祉实验，这不仅是一种背离，也是空想社会主义后期的一种错误转向。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在福祉社会的实验中并不占据重要地位。乌托邦福祉观中的宗教语言充满了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是难以克服的。正如麦马翁在《幸福的历史》中所指出的：“毋庸置疑，正是这种自相矛盾，导致了乌托邦运动的失败，同时也突显出乌托邦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一面。”（［美］麦马翁：《幸福的历史》，施忠连、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39页） 这一评判是中肯和理性的。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都设想过完美福祉社会，但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幻想却陷入了空想，没有为实现福祉社会提供实际可行的路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但同时也吸收了其中的一些合理成分，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未来福祉社会的远大理想提供了一种更为科学和实际的基础。
《自由引导人民》
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创作的油画。法国大革命所寓示的幸福，无疑深受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启发。画中的女子象征着自由与革命的精神，她强健、有力、坚定，高举着三色旗，引领着革命者勇往直前。他们追求的目标，正是人间的幸福与理想。整幅画作气势恢宏，充满了强烈的感染力，传递出即使革命道路充满坎坷，但自由与幸福终将到来的坚定信念。
在分析乌托邦这一世界福思想时，我们需要采取全面而平衡的视角。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人们认识到工业现代化和科技的巨大力量，认为获得福祉是人类的“自然权利”，并相信通过现实的奋斗可以实现这一权利。在这种意识的推动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希望将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转化为现实。傅立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多个法郎吉，欧文也雄心勃勃地建立公社，这些尝试虽然将“乌有之乡”具象化为某处地方，但最终只是昙花一现的现象。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将宗教、科学与历史混为一谈，宗教意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取代了科学的地位，导致了乌托邦理想的实践尝试缺乏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乌托邦世界福思想内涵丰富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构想中，未来的幸福拥有多样的内涵，并且实现这一幸福的途径也各不相同。对于卡贝和欧文来说，实现世界幸福的根本在于全面平等和财产公有化，以及基层群众的自治。他们认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能够共享资源，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圣西门则认为，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实现幸福的关键。他设想的理想社会由技术专家和精英来管理，他们为了群众的利益而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推动科学、艺术和工业的进步和发展。在理想社会的形式上，欧文和圣西门设想的是一个比较朴实的社会，而傅立叶的未来世界则充满了甘甜的激情，显得十分新颖和自由。
傅立叶的世界观为私有制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他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也不追求绝对的平等。对他而言，幸福的内容在于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的各类激情和爱好。傅立叶通过气质心理学原理来安排和满足人的激情，他曾指出，对于福祉，人们已经谈论得够多了，也许可以说都是些废话，但事实上福祉就在于有许多激情，或者能够满足这些激情的各类手段上面。在他的理想社会中，人们相互配合而不冲突，相互补充而不排斥。在爱情和友谊等方面，人们可以尽情展现和享受激情。
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构想未来理想幸福社会时各有侧重，但他们所依据的社会现实是一致的，即都基于当时人们所处的痛苦境遇。在资本主义初期，在向工业化迈进的道路上，西方国家经历了巨大的生活危机，这段历史正显示出造福世界的现实意义和重大使命。
（三）乌托邦世界福观念的时代价值
空想社会主义世界福文化理念具有不可磨灭的时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乌托邦福祉观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的阴暗面。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揭露这一时期工业化给人们带来的苦难，站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提出了抗议，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福祉图景进行了畅想。他们并非直接阐述福祉本身，而是以消除痛苦为出发点，通过对痛苦的深刻理解来揭示其反面——福祉的本质，这种方法与传统的直接论述福祉的方式不同，因为他们认为，只有通过探求痛苦的根源并将其消除，才能真正实现福祉。欧文的助手格雷在其著作《人类幸福论》中明确指出了这种追根溯源的方法：“要使社会得到长期的好处，需要注意原因。然而我们的各种计划主要只是用不彻底的措施来消除贫困。我们企图依靠各种各样的慈善机构的帮助来克服社会上的苦难，而这些慈善机构虽然表明了它们的善良的愿望，但同样也表明了它们的无知；然而这种企图是徒然的。但愿能够建立起消除产生人类灾难的原因的社会，这种社会不是给予贫乏的人以帮助，而是消除了贫乏的原因；这种社会并不是用金钱来帮助穷人，而是消除了贫苦的原因；这种社会并不去捕捉小偷，而是消除了对盗窃的一切诱惑；这种社会的主要目的是在所有的人中间平分幸福的好处，和睦地、和平地、一心一意地把人们联合起来。”（［英］格雷：《人类幸福论》，张草纫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页）
格雷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建立在寻求病因的基础上，并消除这些病因，它便不需要任何来自慈善机构的帮助，这种见解是富有洞察力的。单纯依赖慈善机构的援助，永远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和福祉。那么，造成人们生活痛苦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卢梭早已指出：人类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但他并未能提出消灭私有制的具体可行方案。马克思则为解答这一世界福祉的历史难题给出了答案。他提出，消灭私有制，不断发展生产力，建立无阶级差别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社会，才是真正的世界福祉。
第二，乌托邦福祉观的核心在于强调集体福祉的重要性。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是涵盖整个社会共同体的福祉，他们从集体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幸福。这种集体主义幸福观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构想，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现社会和谐与福祉的路径。通过强调集体福祉，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实现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和谐共处。
第三，乌托邦福祉观以其富有远见的理念，为人们带来了希望的光芒。这种观念之所以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力，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人民所经历的痛苦生活。圣西门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展现的是“自私自利心态”，这种心态主导了所有阶级和个人的行为。欧文则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及“竞争和对抗”的社会状态。傅立叶直接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和欺骗性，以及“商业机制所固有的罪恶”，并指出工业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幸福的诸般幻象”。他们的批判让世人认识到，西方工业化道路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看似繁荣却充满虚伪的世界，一个对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而言缺乏福祉的世界。这个世界“保护强者，残忍地对待弱者；它煽动社会争斗，使极大数量的人口遭受盘剥，让他们的资财和利益没有保障；这一颠倒的世界听任人民的不幸‘与工业的进步’成正比增长”（［美］麦马翁：《幸福的历史》，施忠连、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34页）。乌托邦福祉观的提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社会问题的深刻反思，也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热切向往。
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虽然未能实现他们的理想，但他们为世界福祉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将世界福祉的梦想播种在最底层广大民众的心中，为人类社会向真正幸福社会迈进创造了条件。正如麦马翁在《幸福的历史》中所述：“虽然他们最终都失败了，但他们的举动却表达了对于周围世界的强烈控诉，从而使现代工业和科学付出的巨大代价以及令人吃惊的潜在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为各种各样充满矛盾的幸福梦想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向许多都不曾想过的人应许今世的永久幸福。”（［美］麦马翁：《幸福的历史》，施忠连、徐志跃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30页）希望本身是美好的，只要有希望，人类社会就会充满活力，产生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然而，问题的重点不在于解释何为美好的世界，而在于如何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不仅在于控诉现实，更在于如何改变现实。对于世界福祉，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渴望上，而是要创立科学的理论，并通过人类的实践加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福祉思想，正是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应运而生。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的引领，我们可以更有力地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的共同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