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福文化”专题•

     04. 西方福文化的源头

当我们谈论古希腊时，苏格拉底的名字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脑海中。但在这位哲学巨匠之前，古希腊就有不少思想家，如梭伦、伯利克里、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他们对幸福的思考和探索，为苏格拉底后来的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一）政治福文化

政治家肩负着治国理政的重要职责，而这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民能够持续提升自身的福祉。法国哲学家霍尔巴赫曾深刻地指出：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为社会谋求福利。人们之所以选择团结成为社会，是因为他们认同在一个能够代表集体意志的权威领导下，更有可能实现更广泛的安全与幸福。这样的社会能够让人们安心地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同时有效地防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

早在几千年前，古希腊的政治家们就已经开始探索如何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增进公民的幸福感，从而开启了政治福文化的先河。

他们深知，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公民的幸福感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政治家的使命是通过明智的决策和公正的管理来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公民的幸福。这种对幸福的追求和实现，不仅是政治家的责任，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准。

1. 梭伦的福理念

梭伦（前639—前559），雅典政治家，古希腊七贤之一。他曾在雅典进行改革与立法，试图建立一种新旧政治势力均能接受的和谐政治，但终被两种政治势力所不容。他理想的生活，代表着希腊民主派的人生观。梭伦的福思想主要表现为：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并善始善终地愉快地生活。

有一次，梭伦前往访问富有的国王克洛伊索斯，克洛伊索斯以极高的礼遇接待了梭伦。在这次会面中，克洛伊索斯向梭伦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梭伦所遇见的人中，谁是最幸福之人？克洛伊索斯本以为非自己莫属，毕竟他的财富和权力是如此显赫。然而，梭伦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称最幸福的人是雅典的泰洛斯。这是因为：首先，泰洛斯的城邦繁荣昌盛；其次，泰洛斯本人一生享受了人间的安宁与乐趣，并以一种光荣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他在战场上英勇牺牲，雅典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梭伦的回答揭示了幸福的两大要素：一是对国家和社群做出显著的贡献，带来国泰民安的繁荣景象；二是个人生活的美满与尊严，包括平和的生活和光荣的死亡。梭伦的这番见解，不仅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幸福的深刻理解，也启示我们在追求幸福时，应考虑个人与社会、生活与死亡之间的和谐统一。

作为古希腊奴隶制民主派的杰出代表，梭伦的幸福观念深刻地体现了西方早期民主派的核心价值观。梭伦不仅在思想上推崇幸福，更通过一场深远的社会改革，将他的政治理念和对幸福的追求付诸实践。在这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中，梭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打破旧有的社会束缚，为民众带来福祉。他取消了债务，特别是那些受压迫农民的债务，这一举措极大地缓解了社会底层的经济负担。他还主张废除奴隶制，提出由国家出资赎回因还不起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同胞，这一创举标志着奴隶解放的初步尝试，体现了他对人类尊严和自由的重视。

梭伦的改革不仅限于社会层面，还旨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他倡导发展工商业，强调手工业技艺的传承与创新，并鼓励引进外地工匠，以提高本地的技术和工艺水平。这些举措展现了梭伦对生产力发展的深刻洞察，尽管“生产力”这一概念在他所处的时代尚未明确提出。

在梭伦的时代，手工业水平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体现。而在今天，数字化技术正以其强大的生产力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这表明，生产力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增进人类福祉的关键力量。

梭伦的改革和思想，不仅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更为后世提供了关于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增进社会福祉的宝贵启示。他的实践和理念，至今仍激励着我们探索如何利用科技进步和创新来实现更广泛的人类幸福。

2. 伯利克里的幸福论

伯利克里（前500—前429），出身雅典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古希腊民主政治极盛时期的政治家，他所执政的时期被称为“伯利克里时代”，当时的雅典政治民主、国家强盛、经济繁荣。

他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进行演说，表达了希腊人的理想生活，蕴含丰富的幸福思想。

在伯利克里看来，为国做贡献、守法、勇敢是幸福的标志。他说：“真的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页) 这种勇敢不仅体现了个人的品德，更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利益的坚定承诺。伯利克里强调，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表现出的勇敢，是爱国主义情怀的体现，也是幸福的一种表现。他认为，那些为国家利益而努力的人，他们的光荣感不受年龄的限制。幸福不在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而在于赢得他人的尊敬和精神上的荣誉。

他进一步指出：“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4页) 这里的自由，是指能够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行为。拥有自由的人，无疑是幸福的。后来自由便成为幸福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勇敢也被视为一种美德。自由和勇敢，在古希腊文化中都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缺失了勇敢，国家将失去尊严，自由也将不复存在，社会将面临诸多痛苦。在此意义上讲，因勇敢而获得同胞的尊敬，的确是幸福的。

伯利克里还认为，中道是实现幸福的关键。他指出：“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 42页) 这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中庸”之道和“过犹不及”的福思想有暗合之处。

人们可以追求美好的事物，但不应过度，以免变成奢侈。财富的积累应当适度，炫富则失去了财富的真正意义。追求财富本身并无不妥，但必须通过合法和道德的方式，这与中国人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是异曲同工的。伯利克里的这些思想提醒我们：幸福就是要在自由、勇敢和德行之间找到平衡。通过实践这些原则，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公正、幸福的社会。

    （二）赫拉克利特的辩证福祉观

赫拉克利特（约前540—约前480与470之间），古希腊辩证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生活在斗争的环境之中，外有波斯的入侵，内有奴隶主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争斗。他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他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兄弟，自己则跑到女神阿尔忒弥斯庙附近隐居起来。根据罗素的判断，他的性格并不是和蔼可亲的，而是非常喜欢鄙薄别人，也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强调只有通过强力才能使人类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这使得他信仰战争，但他的福思想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1. 福是运动变化的

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福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永远处于运动变化状态中。他曾深刻地指出：“一切事物都是有限的，世界只有一个，它是由火产生的，经过一定的时期后又复归于火，永远川流不息。”(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10 页) 福同样会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比如古代福理念与现代福理念在内涵上必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在赫拉克利特看来，构成幸福的各种要素，如财富、荣誉、地位、健康和快乐，都在不断地流转和变化。他进一步阐释说：“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就成为后者。”他还富有诗意地说道：“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页) 这就如孔子所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些古训强调了变化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幸福，同时也要积极寻求新的幸福源泉，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赫拉克利特认为，福的内涵也是运动变化的。他说：“疾病使健康成为愉快，坏使好成为愉快，饿使饱成为愉快，疲劳使休息成为愉快。”(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页) 这表明，幸福的感受往往与我们当前的状态和经历有关，随着外部条件和内在需求的变化，幸福的定义也在不断演变。

当人们生病时，就会认为健康是福；当人们遭受厄运时，就会认为好运是福；当人们饥饿时，就会认为饱餐是福；当人们疲劳时，认为能够休息便是福。因此福没有固定的内涵，会随时发生变化。

通过赫拉克利特的洞察，我们可以理解到：幸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段随着生活经历和个人感受而不断演变的旅程。这种理解鼓励我们去适应变化，发现在不同生活阶段和不同条件下幸福的新意义，以及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寻找和创造幸福的能力。 

《西苔岛朝圣》

法国画家安托万·华托（1684—1721）创作的油画。华托希望人们珍惜行将

结束的幸福。他在画中描述了这样一种情感：该走了，愉快而幸福的郊游就要结束了，欢乐的人群踏上归途，人们的眼光中流露出淡淡的忧伤，节日般的欢乐终将结束，幸福注定要成为过去，在这个时刻，人们有欢愉、有惆怅、有忧伤，但不如一笑置之：幸福尽管要成为过去，但依然是幸福。

2. 生死苦乐对人生的意义

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中，肉体的快乐并不是幸福的本质。他曾讽刺地指出：“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页) 赫拉克利特认为，当基本的生理需求得到满足后，人应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即灵魂的幸福。这种幸福源自内心的丰富和精神上的愉悦，是一种更高尚的生活状态。他强调，达到这种幸福状态需要通过美德的培养和实践，从而为后世的

德行幸福论奠定了基础。

赫拉克利特对人生的看法颇具辩证性，他认为诞生是不幸的，因为它预示着生活的艰辛和死亡的终结。这种看似悲观的观点实际上与他的哲学思想紧密相连，即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道德经》第五十八章）

此外，赫拉克利特也强调了幸福的适度原则，认为人不应过度追求欲望的满足，因为过度的幸福感可能导致骄傲和放纵。他提倡的是一种平衡和有节制的生活态度。

基于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可以将他的幸福观概括为幸福过程论。他认为，幸福应当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瞬间消失的快感。

创造幸福是一个过程，享受幸福也同样是一个过程。因而，应尽可能地让幸福持续下去，使之永驻人间，代代相接。永葆幸福是困难的，但创造并不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幸福，应当是人们所配享的。

    （三）苏格拉底的福祉观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出身于雅典中产家庭。尽管他的父亲希望他继承雕刻技艺，苏格拉底却对哲学和科学探究充满热情。他的一生在论辩中度过，向年轻一代传授哲学，却从不为金钱所动。他不仅在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更在世界福文化中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黑格尔对他的评价极

高，认为他具有伟大的可塑性，是一件完美的古典艺术品。苏格拉底以其典型美德——智慧、谦逊、简约、节制、公正、勇敢、坚韧、刚毅，不贪财、不追逐权与利——被誉为“恬静的、虔诚的道德形象”。

苏格拉底继承并发展了早期哲学家的思想，把对幸福的探讨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通过对话的方式，引导人们深入反思幸福生活的真谛，强调了道德修养和智慧在实现幸福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苏格拉底的思想不仅在当时的雅典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后世的哲学探索和文化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格拉底有句名言：“认识你自己。”他用这种方法来强调人要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掌握了多少知识，尤其是关于幸福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只有了解自己的人，才能在生活中做出明智的选择，享受真正的幸福。如果既不了解自己的能力，也不了解自己想要的东西，更不了解自己所交往的人的性格，便会在交往中出差错，他们不但不会获得幸福，反而会招致灾祸。他说： 

《苏格拉底之死》

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创作的油画。这幅作品生动地描绘了苏格拉底临终时的悲壮场景。苏格拉底为了捍卫人间的幸福和真理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画中，他的左手高举指向天空，象征着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是至高无上的目标。他的右手则正准备端起那碗致命的毒酒，口中慷慨激昂地发表着他的遗言。周围的人都在凝神聆听他的最后教诲，他们为这位伟大哲人即将离世感到深深的惋惜和悲痛。

这不是很明显的吗：人知道自己便会享受许多幸福，对于自己有错误的认识便要遭受许多祸害？因为知道自己的人，会知道什么事情是适合他们的，并会辨别他们所能做的事情与他们所不能做的事情；而由于做他们知道怎样去做的事情，于是便替自己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且事事亨通顺遂，同时由于禁绝做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便可以过活得没有罪过，并避免成为倒霉不幸的人。由于有这自知之明，他们也就能够鉴别别人，同时，由于阅历过其余的人，他们便能替自己获得好的东西和防止祸害。(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60—61页)

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目标明确，并为之奋斗，才会成功。他还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这一观点，指出那些了解自己的人，在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受人重视和尊敬，人们乐意与他们结交；而不了解自己的人则可能在生活中做出错误的选择，导致事业失败和声名狼藉。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同样适用于国家。他指出，国家同样需要了解自己的力量和局限，才能避免战争和奴役，保持国家的福祉。

苏格拉底对福的认识论思想，首先强调的是认识自己。他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这与孔子所说的“每日三省吾身”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文化也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深入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才能把握自己，进而不断增进福祉。这种福观念，在中西文化中是相通的，体现了人类对幸福生活的共同追求和理解。

    （四）德谟克利特：灵魂宁静便是福

德谟克利特（约前460—约前3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考闻名于世。他酷爱学问，常闭门不出，沉浸于书海之中。他在与苏格拉底的哲学讨论中受到了极高的赞誉，被誉为“全能运动员”。德谟克利特在物理学、伦理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均有卓越贡献，被誉为“演讲的护卫者，机敏的辩论家”，逝世后享有国葬的崇高礼遇。

德谟克利特用原子运动的理念来阐释幸福。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灵魂由原子构成，而感觉所带来的洞见并非事物的本质，只是表面现象。因此，由感官兴奋产生的乐趣是虚幻、相对、暧昧且不可靠的，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幸福。他认为，真正的幸福应当源自内在，是一种人生的目的，不应从外部物质

或肉体的享乐中寻求，而应在灵魂的柔和运动与心境的安宁中探求。这种幸福，如同原子运动一样，是温柔、静谧的，存在于灵魂深处。

有哲学家（如梯利）认为，德谟克利特是一个地道的快乐主义者，是伊壁鸠鲁的思想之父。德谟克利特视快乐为生活的目的，而真实的快乐来自灵魂。他说：“幸福不在于占有畜群，也不在于占有黄金，它的居处是在我们的灵魂之中。”(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3页) 他不喜欢激情，不赞同恋爱，因为在恋爱中，意识可能会被欢乐所颠倒。

他崇尚宁静的心境，因为它可以产生正确的洞见。这颇类似于诸葛亮笔下的“静以修身”。宁静的心境来自原子的柔和运动，这种运动所产生的洞见会给灵魂以韵律与和谐之美，它可以保护灵魂不受情绪的惊扰，保持安定和镇静，通过知识进而形成情感的主宰，如此灵魂宁静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他指出：“生活的目的是灵魂的安宁，这和某些人由于误解而与它混同起来的快乐并不是一回事。由于这种安宁，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情感所扰。”他也把这种状态叫作“幸福”以及许多别的名称。(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5页)

为了论述灵魂宁静的幸福，德谟克利特使用了许多修饰词，如“稳重”“和谐”“安泰”“泰然”“不惊”“宁静”“心态平和”“不知恐惧”等，来描述这种生活状态。他认为，只有当灵魂安宁时，人们的思维才能深远，达到“清朗无影的心境”，这是一种“朗悦”状态，即心情达到绝对的宁静，不受情感的干涉。这样的生活境界便是真正的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心灵的宁静是福。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心灵的宁静呢？德谟克利特主张靠增加知识。他反对无知，认为无知是恶的表现，知识的欠缺也是不幸的根源。“罪恶的原因在于对美好事物的无知”。知识能够让人变得理性，充满智慧，更具洞察力。在拥有知识的基础上排除一切欲望，便可建立起崇高的个人理想生活。

德谟克利特的福祉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启蒙时代的道德论和人文主义哲学思想方面，其作用不可低估。他的思想启示我们：在物欲横流、浮躁的社会中，追求灵魂的宁静，实现内在的和谐与平衡，才是通向幸福生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