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月听海》（一）

——筑梦白城上

杨国桢

1980年1月，白城新村第一批三座楼交付使用，我们兴冲冲地搬进了白城三号楼204室。同学们帮我们搬家，郭志超同学还借来一辆三轮车，把烧旺的炉火带到新房。该室建筑面积48.5平方米，有三个房间，进门的那间，做了我们的卧室，有阳台的那间做了客厅兼餐厅，两个小孩住小间，买了一架蓝色钢质的双层床，女儿睡上铺，儿子睡下铺。

这套房间虽小，却见证了我们学术和家庭的成长。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阳光照耀下，我与时俱进，走上发展的快车道，脱颖而出。

南安楼边草地上看书（左起：张菁、杨蔚、杨宇、张人杰）

搬入新居不足一月，2月7日，迎来第一个大喜讯，人民出版社来长途电话，通知《林则徐传》发稿付排。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特别美好，16日正月初一，儿女和表姐弟在南安楼旁休闲看书。

本月底，在系资料室看到黄丽镛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发表《宣南诗社管见》，深有知音之感，便寄赠黄先生拙作《再论宣南诗社与林则徐》一文。3月27日，黄丽镛复信说：

国桢同志：

蒙赠大作，至幸！

关于宣南诗社之探究，你是纠谬功臣，我只是学步而已。因搜集魏源材料，涉猎清人诗文集，屡有所见，略加摘录，草成《宣南诗社编年》（约十二万字）。后与友人闲谈，建议可先成一短文，遂匆匆写就《管见》。本应请教，实因简陋，恐贻笑大方。读大作，知“图卷”事，足证我之寡闻。今奉上，祈不吝赐教。

七八年冬，贵系傅宗文同志来我校参加“农战史”讨论会，言谈中，知你对林则徐之研究造诣至深，《大传》想已告成。关于林、魏交往，今后将专门讨教。

若有机会来沪，请告知，以便迎候、聚谈。

顺祝

撰安

黄丽镛 80.3.27

3月8日，傅衣凌先生访美，日后回到厦大。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成立，傅先生任所长，韩国磐、陈国强、罗耀九为副所长，我为学术秘书。教育部批准成立的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编制25名，分给定额日常经费每年3000元。

4月21日，欢迎大姨回厦探亲，一起游鼓浪屿菽庄花园。

大姨回厦探亲合影（左起：杨小筠、母亲、大姨、翁丽芳、杨宇、张菁、杨蔚；后排右起：父亲、杨国桢、杨小苹）

6月5—11日，我出席在厦门大学映雪二报告厅举办的“中国经济史学术讨论会”，承担会务学术工作。14个省的23个高等学校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共50余人出席，提交论文31篇，10人在大会上做了专题报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教授应邀出席会议，并作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不能发展的原因》的学术报告。会议集中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历史特点、明清社会经济史上若干重要问题，如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明代流民运动的性质、明代海上贸易的性质等，展开了热烈讨论。会后，我撰写中国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纪要《如何看待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在《光明日报》7月29日第4版史学186期发表。

7月1日下午，傅先生在建南大会堂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上宣誓并发言。8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林则徐传〉即将出版》消息。12日起，郑克晟、陈学文、吴奇衍诸兄先后来信祝贺。9月18日，傅衣凌教授赴加拿大讲学。9月23日，人民出版社预支《林则徐传》稿费700元。本月，历史系招本科生邓文金、苏鑫鸿、韩孝荣等62人。

10月26日，“自宋至一九○○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开幕。27日至11月1日专题讨论。我作为中方正式代表，提交论文《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分在第一单元“农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讨论。这是中美社会科学界首次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都有详细报道。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外事局局长王光美在人民大会堂第三大厅——面积1210平方米的山东厅，设宴招待中美双方学者，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美国学术代表团则在国际俱乐部回请。会后，我到人民出版社对《林则徐传》做了最后的校对，11月10日，乘机从北京到上海，到复旦大学历史系访问。

樊树志带我到系资料室和校图书馆，查阅了江苏土地改革时期的一些调查报告，摘抄有关永佃权的研究素材。11月25日，樊树志致函：

国桢兄，别来无恙，近因教学事多，无暇及时致书问候，请勿见怪。

此次京中一会，结识了你这位有才气的学者，很是高兴，你学有成就，硕果累累，是很值得我学习的。

我近二年因开设土地关系史课，广泛搜集资料，也注意到土地改革时的一些调查报告，其中颇有一些可供研究的素材，你正在研究的永佃权问题，其中亦有记载。兹略抄一二供你参考：（下抄浙江、福建资料，略）江苏情况你自己已看了，兹不再抄。今后，我若有此类资料，当再另抄寄上。估计在一些清至民国的方志，仍可见到一些，不过目前尚无暇顾及，请见谅。

你对清代契约很有研究，我完全是外行，今后请不吝赐教。

顺颂

教安！

树志80.11.25

1981年1月上旬，与来校访问的荷兰莱顿大学欧洲扩张史研究中心包乐史博士探讨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项目。2—7月，为历史系历史专业1977、1978级讲授“鸦片战争史研究”课程，每周3节。

5月14日至6月23日，云南大学李埏教授来厦大讲学，题目是《秦汉唐宋的商品经济》。印象最深的是，他住在专家楼，多次到白城海滨浴场游泳，都到我家冲水更衣。

6月4日，出席傅衣凌教授硕士生刘敏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兼秘书。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制度建立后，厦门大学举行的第一个硕士论文答辩会。由于是第一次，学校格外重视，特地安排在专家楼会议室举行。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曹贵林，厦门大学历史系傅衣凌、陈诗启和我担任答辩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陈碧笙，教务处研究生科科长章绮霞，历史系研究生班主任郑学檬和历史系研究生们到场旁听观摩。

刘敏硕士论文答辩会留影（前排左起：曹贵林、许大龄、傅衣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干部、陈碧笙；后排左起：刘敏、章绮霞、杨国桢、陈诗启、郑学檬）

7月，赴福州参加高考阅卷工作，并与历史系老师一起游西湖公园、鼓山涌泉寺。

这一年是我学术大丰收之年，相继出版了《林则徐传》、《林则徐书简》、《陈嘉庚传》（与陈碧笙教授合著）三本书，负责编辑的《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二辑也正式出版了。8月30日，广州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徐光仁教授写信给我说：

前日由北京寄来新出大著《林则徐传》……对兄才学史识极为倾佩，不但益我新知不少，亦从中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也。书中对若干史事的分析深获我心：如对鸦片的态度，对《祭海文》，离广州的心情，对广州战役的分析等等，都高过一般议论。全书夹叙夹议的体例，对史事人物无不作出历史唯物主义明确是非的论定……对兄善于利用传主诗词表述其思想情感，尤见功夫，并可见兄之文学修养之深也……以兄二十年不懈努力，有此成果，为今日史学界做出贡献，实可钦佩。

这是来自校友学长的衷心祝贺，弥足珍贵，徐光仁先生194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写这封信时还不认识我这个晚辈后生。

9月，历史系招收本科生王日根、管巧灵、薛鹏志等51人。这一期间，王连茂来历史系进修两年。美国哈佛大学学者王国斌先生来华从事十个月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工作，9月3日至25日，专程来我校进行学术访问，我们就清代仓储制度等学术问题座谈，交换意见。9月14日下午，请王国斌做讲座，介绍美国和日本研究中国史的动态。几天后，又做“西方研究社会经济史的动态和方法”的学术报告。我和丽芳在家中热情地招待了王国斌。

王国斌为我们拍全家福

9月至次年1月的一学期，我为厦门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1980级讲授“中国通史”（隋唐至明清）课程，为历史系1979级、1981级明清史硕士研究生主持学术讨论课。

10月14日，福建省委宣传部下达闽委宣新〔1981〕033号文件，批准创办《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1月3日，国务院批准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博士指导教师名单，厦门大学共有6个博士点，7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榜，历史学科有中国古代史、专门史（经济史）两个博士点，指导教师均为傅家麟（衣凌）教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军重视近代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在休养期间读了《林则徐传》《孙中山传》等书，他在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将军陪同下到了厦门，在鼓浪屿宾馆住下，便通过厦门市委和厦门大学党委联系，要和历史系教授谈谈林则徐、左宗棠。11月3日上午，曾鸣校长带几位历史系教授和我到鼓浪屿宾馆去见他，王震将军关注并询问林则徐在新疆勘垦事迹，以及林则徐与左宗棠的关系，问有什么资料，我一一回答，并将新出版的三本书奉请他指教。他赞赏我做的工作，给予诸多鼓励。会见后，王震将军留我们吃面。临别时，王震将军的秘书告诉我：“王老说，不知道你这么年轻。”杨成武将军也向我索书。会后，我给杨成武将军寄书，也给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寄去。王震将军回到北京后，约请了中央宣传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共青团中央等单位的几位同志来谈心，谈了他对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意见。谈话内容后经整理成《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文，发表在1982年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上。文中写道：“近两年，我趁手术后养病之机，读了几种沙俄侵华史，几个近代历史人物的传记，如《孙中山传》、《林则徐传》、黄兴年谱和严复的传记、年谱等。”又说：“在近代也出现过林则徐、冯子材、邓世昌这样一些民族英雄。像左宗棠这样的人物也要具体分析，一方面他镇压人民，是有罪的；另一方面，他在后期也捍卫过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抵抗了英国和沙俄的扩张，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有功绩的。”1983年10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左宗棠曾孙左景伊写的《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一文，文中透露了8月初王震同志在北京家中接见他的谈话内容，说道：“左宗棠一生对林则徐、陶澍等人非常推崇，而特别崇拜林则徐，林则徐和陶澍也多次称赞过左宗棠。”王老还说：“林则徐和左宗棠都是爱国者，对中华民族都有贡献。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受尽了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侮，而许多爱国志士流血牺牲，抗御外侮，保卫祖国领土，希望祖国能富强起来。从林则徐到孙中山，从孙中山到‘五四’运动，以及以后历经新民主主义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个历史阶段，不都是为了这样一个崇高的目的而斗争吗？”王震将军对林则徐的推崇，对拙作的肯定，令我终生难忘。

魏斐德寄给杨国桢的明信片

12月中旬，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梁肇庭教授来校研究“客家的历史和社会经济”一个月，我参加接待，并与傅先生、陈国强、李强等陪同参观集美鳌园。12月20日上午，福建省历史学会厦门分会1981年年会座谈会上，梁教授做“客家历史新探”的演讲。顺带提到外国史学界对《林则徐传》反响颇佳，他调侃地说：“国外研究林则徐的人感到就要丢掉饭碗了，既欢迎又恐惧。”梁肇庭先生到我家，说我们应该添置一台电视机，热情地主动换给我300元外汇券，后来我们又从三木聪那里凑一些，才买来一台松下14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到晚上，一家人围坐一起，收看黄金档的连续剧。24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魏斐德教授，时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当学术顾问，读了《林则徐传》，从北京写信向我祝贺：“我以很大的兴趣和钦佩的心情读完了它，您非常出色地描绘了这个重要人物。我元月份返回美国时，一定将此书介绍给敝校。我对您关于林氏的政治才干与宣南诗社的讨论尤感兴趣。”

1982年2月9日，美中文化交流委员会主席、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费维恺教授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林则徐传》，认为“显然这是一部受到所有学习现代中国史的学生欢迎的好著作”。

1982年2月20日上午，我出席在厦门举行的福建省各界人士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20周年大会。3月，日本学者佐久间重男、松浦章、滨岛敦俊来校访问交流，我陪同傅衣凌先生接待。31日，滨岛敦俊与历史系部分教师、研究生座谈，介绍日本史学界研究明代社会经济史的情况。

4月8日，厦门大学首批博士研究生（1981级）入学，共10人。傅衣凌先生招收博士研究生李伯重（学号81009）、刘敏（学号81010），硕士研究生陈铿、郑振满。这学期，我协助傅先生指导研究生工作，主持明清经济史1979—1981级研究生和日本进修生三木聪（3月到校）参加的“学术讨论”课程。5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号出版，主编傅衣凌，顾问韩国磐、陈诗启，我主持编辑部常务工作。

4月16日至7月16日，傅先生偕师母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讲学，主讲“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夏天，三木聪夫人来厦门，我们在家接待，全家与三木聪夫妇、博士生李伯重在客厅畅叙，并合影留念。

接待三木聪夫妇（左起：三木聪夫妇、翁丽芳、杨宇、杨国桢、杨蔚、李伯重）

7月26日至8月1日，我出席厦门大学与福建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在厦门大学工会俱乐部举行的“福建省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20周年。这是继1962年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之后，第二次大型交流活动。我担任学术组工作，并接待日本东北大学寺田隆信教授，北海道大学滨岛敦俊教授和南开大学郑克晟教授。

9月，傅先生招硕士生郑志章、徐晓望。彼时，陈诗启代理历史系主任。9月7日，岳麓书社钟叔河写信告诉我：“京西会上通史一组颇有以《林则徐传》为近年来传记作品之佳胜者。”8日，于醒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来信说：“美国《Newsletter》（通报）第6页，有评杨国桢先生《林则徐传》一文。”本月，日本波多野善大写的书评《杨国桢著〈林则徐传〉》发表于日本《近代中国》第11卷，岩南堂书店出版。

10月15日，我陪同副校长傅衣凌先生乘学校专车赴广州，中午在漳州云霄县城休息，与校友周达西等餐叙；下午至广东汕头市，住汕头地区招待所。16日，汕头大学副校长李时岳邀往参观汕头大学校园和教师宿舍，乘船赴妈屿谒天后宫。17日，从汕头到广州，住中山大学招待所。18—24日，出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学术讨论会，发表论文《试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地主制经济结构的特质》。会议期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梁钊韬教授邀请傅先生与人类学研究生座谈，请傅先生讲述在永安黄历乡发现契约文书并进行研究的经历，傅先生乡音颇重，我协助“翻译”说明。梁钊韬教授是厦门大学校友，1935年入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读书，1937年转学中山大学历史学系，1941年获中山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他的夫人20世纪40年代在邵武协和大学读书，故称傅先生为老师。会后，主办方邀请大家一起参观建设中的蛇口工业区和中英一条街，感受改革开放的气氛。

11月，我作为答辩委员会委员，参加1978级魏洪沼和1979级陈支平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22—26日，出席福建省历史学会和福建社会科学院在福州联合举办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学术讨论会”，为学术组组长。在大会做《林则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这是第一次以林则徐与鸦片战争为内容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湖北、河南、四川、贵州、广东以及福建各地的专家学者70多人，提交论文近60篇。我写的《林则徐传》与南开大学来新夏编的《林则徐年谱》在北京和上海先后出版，一时有“南传北谱”或“北传南谱”之说，莅临会议的福建省副省长张格心同志特地邀请我们两人和他一起合影留念。

12月19日，河南师大历史系胡思庸教授来信说：

国桢同志：

在榕虽短短数日，但得瞻阁下风采，并畅聆高论，已觉美不胜收。惜归途中在徐州转车，适逢夜雨淋漓，竟染微恙，返校数日后，终于不支，发烧39.6℃住院，烧退后左腿复突然红肿疼痛，医生有说是药物反应者，有说是接触性皮肤炎者，有说是丹毒者，众说纷纭，医疗方案更易数次，今日似稍觉轻减，但仍在摸索治疗中。

大著《林则徐书简》已于昨日由我系同志取出送至病房，床上略读目录，便觉搜罗宏密，十分佩服。谨此申谢，俟病愈后当沐手敬诵可也。腿疼不能多写，匆此即颂

著祺

 胡思庸 1982.12.19

此前，武汉大学姚薇元教授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鸦片战争史》编写，原已应允，嗣因傅衣凌老师嘱我启动《明史新编》编写，无暇兼顾，只得婉辞。后来，姚薇元教授惠寄手书，表示理解的同情：

国桢教授史席：

大函接到很久，因自闽会归来，疲惫致疾，偃卧许久。因萧致治同志已函告情况，遂未及时奉复，深以为歉！

足下好学深思，所著林则徐传，叙事翔实，行文流畅生动，确系当代佳作，洛阳纸贵。承允协作撰写鸦战史，方庆惠然肯来，一可当百。且所允撰部分，正此间所欠缺者。不料您又被拉到研究所搞专著了。您的苦衷，我个人十分同情。个人也经历此种生活境地，绝对没有什么异议。

关于鸦片战争史，我们仍在积极筹备，撰写提纲已另修改了，征求他方面意见，继续结合教学研究生工作累积资料，翻译外文资料和专著。

唯愿将来遇有困难时，将函询您和海内专家请教。有能慷慨协助者，则幸甚矣。

回忆前年我同老萧和研究生等仓促奔波于广州、福州之间，亏戴学稷教授苦心经营，企图成立研究资料中心于闽省，现在想来，幻为黄粱一梦，脱离时代的事，不可能实现。当前中央力行四化建设，良有以也！专此布复，并颂

撰褀！

 姚薇元手书 1983.7.29

1983年1月28日，《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来函：

国桢同志：

穗城一别有二月余，未及函候，敬请谅之。

新的一年，老兄不知有何打算？贵刊一诞生，就别开生面，填补了一个空白，令人瞩目！创办这样一个专业刊物，是有识之举，我的同事们很欣赏。请不要以为我是投兄所好，实在是心里话。

敝刊为综合性者，难办也。有许多苦衷。现寄上去年一套，请兄指教。

希望来函赐教。

即颂

编安

 高增德 1.28

2月5日，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致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编辑部：

去年特意承蒙送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刊号和第二号……我特别对杨国桢先生选辑的《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一）（二）》很有兴趣，虽然我没能正确地理解这些文件，但却是通过多次试读这些文件，我将来可能触及到比较复杂的明清时代土地问题的真相。顺便一说，我在我的课，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一月末，和学生们（学部和大学院，一共六七名）一块儿看杨国桢先生《林则徐传》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的能力很差，所以引用的诗句中时常有不明白的话，但是内容很有意思，我们学习太多了。

6日，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陈锡祺教授写信给我：

国桢教授讲席：

久仰大著《林则徐传》问世之后，腾誉士林，深以未获一读为憾！上月渥赐一册，喜出望外，惟以疾病缠身，未能早日致谢，深用歉疚！

胜粦同志自闽还，戥道足下才识益进，不胜钦羡之至！大著渊实赡博，文采斐然，顷来从化温泉疗养，将细心研赏，用慰渴慕。专此敬申谢忱，并颂

春禧

 陈锡祺谨启 1983.2.6

2月13日，正月初一，我们接待父母和弟妹到厦大校园游玩，忙得不亦乐乎，也抽空在上弦场拍了全家福。

2月24日，到梧村火车站接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王业键教授来校讲学。25—28日，陪同王业键教授拜会傅衣凌先生，一起乘车参观集美陈嘉庚故居、鳌园，又陪同他参观鼓浪屿，拜访陈诗启教授。王业键教授为历史系师生做《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和《近代银行业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资金问题》的学术报告，与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交流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动态。

3月25—26日，接待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滨下武志来访，在上弦场合影留念。

在鼓浪屿合影（左起：杨国桢、王业健、陈诗启）

7月20—30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院长王赓武教授访问厦门大学期间，曾经拜访傅衣凌先生。傅先生命我陪同，在家中接待。我因著有《林则徐传》《陈嘉庚传》，颇得王先生激赏。

与滨下武志合影于厦门大学上弦场

8月15—21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安国来访，赠送在《广州研究》第一期上刊出的大作《清代华南地区“一田两主”的土地占有制》，我陪同他参观鼓浪屿，并和傅衣凌先生一起，就明清土地制度，特别是华南的“一田两主”问题，交换了意见。

9月1—29日，与傅衣凌先生一道与来访的日本名古屋大学森正夫教授进行以“明清时代地主土地所有及农民有关土地诸权利的特点”为题的合作研究，于7、9、16、17、24、28日，在专家楼举行6次研究会。硕士研究生郑振满、郑志章、徐晓望参加。21日，与傅衣凌先生一起陪同日本京都大学小野和子教授访问泉州。森正夫先生中秋节晚上到我家博饼，女儿博得“状元”，令他钦羡不已。一年半后我到日本名古屋访问，在森正夫先生家做客，他念念不忘在厦大结识的小女孩，特地买了一件印有小熊图样黄色小围裙，托我带给女儿。11月2—11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颜清煌博士访问厦门大学，我与其交谈陈嘉庚与华侨社会研究动态。

1984年1月13日，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二批博士生导师名单，厦门大学韩国磐、韩振华教授被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中旬，日本京都佛教大学教授小野信尔来访，丽芳和我接待，陪同参观南普陀寺。

19—21日，森正夫从上海来访。由硕士研究生郑振满、郑志章、徐晓望记录整理的合作研究纪要，提供一份给森正夫使用发表。20日，设家宴宴请森正夫和傅先生。森正夫拍了我与傅先生的合影，还帮我拍了一张全家福。

2月9日上午，校办来电话通知我到建南大会堂前参加“外事活动”，我即从白城3号楼家中起身，穿过白城7号到52号之间的小路走到上弦场，不料被岗哨拦住了，不准进入。恰巧校党办主任潘潮玄走过来，带我进去，并告诉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国务院副总理王震陪同下视察厦门大学，在建南大会堂前接见厦门大学领导和专家学者，并把我安排在第三排靠中间的位置。站在我前面的厦大海洋系郑重教授问我说：“你是怎样混进来的？”我说不出所以然。事后潘潮玄告诉我说：“王震将军到厦门后，提到你和《林则徐传》，厦门市委把这事通告我们，所以请你参加。”听说，厦大原来安排一场欢迎座谈会，可惜因故取消了，我也因此失去再次聆听王老教诲的机会，深感遗憾。同日，全汉昇先生从香港九龙寄赠大作《明中叶后中国黄金的输出贸易》（抽印本）。16日，陪同傅衣凌教授夫妇到泉州过元宵节，看花灯。

3月13日，乘车赴福州，入住闽江宾馆。14—17日，出席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林则徐研究”列入福建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1日，岳父翁荣辉病逝，享年七十七岁。24日出殡，丽芳奔丧回家守孝。

4月，接待美国学者葛德乐来校访问，探讨明清时期福建茶叶生产和贸易研究。6月13日，乘机从厦门到北京。14日，出席中国史学会、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全国首次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颁奖大会。《陈嘉庚传》获全国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

7月3日，收到张富美6月15日来信，得知斯坦福大学邀请访问研究一年。28日，韦庆远教授陪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到厦门，接住厦门大学专家楼。29日在厦大外办会议室，组织厦大历史研究所同事与孔飞力座谈。孔飞力介绍他在北京半年在中国历史档案馆查阅乾隆朝有关“叫魂”案的档案。7月30日至8月19日，与孔飞力、韦庆远一行乘车访问泉州、漳州、汕头、广州、顺德、中山、江门、新会、台山、佛山等地，参观档案馆、历史遗址、名胜古迹，与各地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8月27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艾伯特·H.哈斯托夫（Albert H.Hastorf）教授发出邀请函，邀请我偕夫人从1985年1月起到该校访问研究一年。

9月3日，厦大宣布新一届领导名单，田昭武续任校长，吴宣恭、王洛林、辜联昆、翁心桥为副校长。本月，出席陈铿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傅衣凌先生到福州治病，确诊贲门癌并动手术。

10月20日，参加在集美举行的纪念陈嘉庚诞辰120周年大会。26日，编成《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并作《序言》，书稿寄交叶显恩。

11月，我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人员工作量为三分之二科研，三分之一教学。从此，我承担研究生教学，不再为本科生上课了。

15日，叶显恩在广州为《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作跋，并负责将书稿寄给安徽人民出版社。12月28日，致信美国斯坦福大学，要求延期数月赴美。

1985年1月，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编。傅衣凌先生为名誉主编，韩国磐、陈诗启先生为顾问。2月，与魏洪沼、陈支平、郑振满等到上杭县城、新泉，连城县城、四堡等地调查地方民间文献，在新泉考察张氏祠堂、新泉革命纪念馆及馆藏契约文书等，在连城县查阅族谱，到四堡访查刻书坊遗址，查阅邹氏、马氏族谱。

4月6日下午，在厦门大学建校六十四周年纪念大会上，田昭武校长宣布设立“南强奖”鼓励革新创造，我因“明清史经济和人物研究成果显著”荣获首届“南强奖”科研一等奖。得奖者事迹介绍是：

杨国桢同志1961年大学毕业后在我校历史系任教，并从事以明清史为中心的经济和人物方面的研究。在“六五”计划的前四年内，他出版编著三本，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共达90多万字，还负责编辑论文集两种，60万字。其中1984年的主要成果有：

1.完成国家“六五”规划重点项目的《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一卷的《林则徐》《邓廷桢》和《琦善》等三篇传记，并于1984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2.发表了《清代大租述论》《中国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和地主制经济结构的特质》等论文，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3.《陈嘉庚传》（与陈碧笙教授合著），1981年9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4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海外版，1983年10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再版，并于1984年6月获全国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

除此之外，他撰写的《林则徐传》这部36万字专著，于1981年出版，1983年10月再版，并在1984年继续获得较好的评价。认为“杨国桢积多年之功，精心撰写的这篇传记，真实再现了林氏一生的政绩、思想、性格、情趣和家庭生活等详情”，“揭示了他的成长道路和发展变化的原因，知人论世，性格鲜明”，“并订正了一些传统的错误说法”；“这部传记，不仅是杨国桢二十多年来刻苦钻研、辛勤撰述的结晶，也是我国史学界这方面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一个可喜的成果”。

领导、前辈、师长和朋友们的鼓励，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思考如何知恩报效，迎接新的任务和挑战。

（原载于《炎黄纵横》2026年第1期，作者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