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福建抗美援朝宣传工作

陈辛仁

1950年6月25日后，不断冲突中的南北朝鲜内战，达到了高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进展顺利，直到攻占汉城（现名首尔），但美国在第二天即宣布参加南朝鲜方面进攻朝鲜人民军队，使原来的内战变成美国侵略朝鲜的侵略战争。美国与南朝鲜军队占领了平壤，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迫使中国人民发起了“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要求，渡过鸭绿江协同朝鲜人民军反击美国侵略者。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

这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宣传部门的同志要对人民做许多政治思想工作。试想想，刚刚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刚刚获得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中国人民，正想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现在侵略者又把战火又烧到门口，中国人民志愿军又被迫进行抗美援朝了，而且这一回是和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直接刀对刀，枪对枪的战斗!我们的经济能够恢复吗?能够支持战争的负担吗?能够击退美帝侵略者吗?福建直接面对台湾，更有许多特殊的情况，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必须提高民气和士气，必须克服存在的顾虑，必须肃清恐美病的发生等。

在这以前，福建省委根据世界和平大会中国分会的指示，已经在福建全省发动禁用原子武器、保卫世界和平的签名运动。单是福州市就有16万人签名，全省共有127万人签名。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时，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教育厅就利用时机，对各界人民进行“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宣传教育。号召师生们加紧学习，肃清文化教育上的封建买办与法西斯残余思想，为福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建设而努力。    

福建省文艺联合会在解放后不久就成立了。这是包括文学、戏剧、美术、音乐、戏曲、电影各界文艺工作者的联合会，由鲁岩(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史凤、竹立、林肇茀、胡德凤、郭风、唐崇煊、马宁、蔡大、晓植、谢投八等任常务理事。成立会上我以教育厅厅长名义，杨西光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名义都讲了话，指出要贯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团结文艺工作者为福建人民服务，要开展新文艺运动，用文艺作品宣传教育人民。省文联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十四周年活动时，我应邀去做关于鲁迅生平的报告，强调要学习鲁迅一生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援朝的正义战争后，福建省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福建分会(后改称福建省人民抗美援朝分会)，陈绍宽为主席，我为副主席，杨西光为总干事，刘明凡、张传栋、庄炎林为副总干事，开展支援抗美援朝的各方面工作。

在中央还没有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的前几天，我就在福州市各高中等学校的时事学习周上，连夜做了思想动员的报告。这次学习周从10月30日开始，到11月4日止，学习的中心内容是美帝侵略朝鲜问题。我讲了三个问题：(一)美帝侵略的本质；(二)两大阵营力量对比及其前途；(三)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及与我国的关系。我分析美帝的侵略本质是要奴役朝鲜以至中国人民，要占据台湾；也分析了美帝战线遥远，军事、后勤上都存在弱点。通过学习，加强反对美帝侵略，支援朝鲜人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决心，并增强了最后胜利属于中朝人民的信心。

省市和各专区都掀起抗美援朝的宣传，报纸、广播、文艺团体、学校、工厂、街道、乡村，都组织宣传队、报告员，建立宣传网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建立了宣传和报告制度，并确定省级报告员若干名，包括张鼎丞、叶飞、方毅、冷楚、曾镜冰、成钧、刘培善、魏金水、梁国斌和我等。中国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发言，很快传播到全省。全省人民发起支援人民志愿军的捐献运动，举行庆祝志愿军胜利的群众游行。省市召开各界人民抗美援朝代表会议，陈绍宽致开幕词，张鼎丞做报告，我和杨西光在会议主席团上分工主持。中国和平大会福建分会推举省政府委员会倪松茂副主席代表福建人民参加全国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人民志愿军。已经93岁高龄的萨镇冰老人，在报上赋诗，支持抗美援朝运动。

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创建了各单位订立爱国公约的运动。9月30日，我在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推行爱国公约是抗美援朝的中心工作”的广播词，指出全省抗美援朝运动已蓬勃发展起来。五一节时有52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42%)参加爱国主义游行，有88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73%)在要求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宣言上签名和在反对美国单独对日讲和问题上投票。订立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抚烈军属三大活动已在全省展开。福州、厦门两市订立爱国公约的人数达到80%以上，闽侯专区达到60%，地处山区的建阳、南平两专区达到50%。省抗美援朝分会号召各界人民捐献飞机40架。截至9月底已超额完成，捐机达53架，捐款170亿元(到1951年12月底统计，全省捐献飞机达到75架及大炮一门，捐献1135亿元)。全省人民在抗美援朝中已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的政治觉悟，这种爱国热潮结合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大大推动了发展工农业生产，完成税收公粮、参加解放军等任务。

我还在广播词中提出：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运动是一切工作的原动力。进行巩固国防、参军、生产、秋征等工作时，应把爱国主义的政治动员和各项工作的动员结合起来。启发群众自觉的革命热情。其次，要订立、检查、修订爱国公约，总结经验，纠正缺点。

省委和福州市委还举行欢迎赴朝鲜慰问团倪松茂、林传贤、周明、卫禹平、秦之玲及赴朝文工队队长伍黎、周锡祺等代表回国的大会议，张鼎丞和我出席并向归国代表们表示慰问。回国代表向大会汇报了赴朝慰问时的所见所闻以及可歌可泣的志愿军与朝鲜人民英勇战斗，反击美国侵略军的事迹。回国的代表们又分头到全省各市、专署、各县做汇报，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对宣传抗美援朝运动起了强力的推动作用。

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派出以董辅乐为首的归国代表团，到福建来向祖国同胞报告志愿军胜利反击美国侵略者的情况。在省抗美援朝分会召开的5万余人的大会上，陈绍宽主席致欢迎词。志愿军代表董辅乐在报告中指出：8个月来我志愿军歼灭侵略者20多万人，敌人虽然有钢铁，但志愿军的斗志比钢铁更坚强。我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保卫了祖国的安全，给美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使朝鲜战场出现了停战的可能。但美帝还占据我台湾，还不甘失败，我们还应继续支援志愿军，做好各项支前工作。

全省出席归国的赴朝慰问团代表的汇报会和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会的听众共达120万人。全省人民在声援抗美援朝运动中提高了爱国主义的政治觉悟，掀起了拥护共产党、人民民主政权、人民军队的热情，有利于做好工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各项工作。这样，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一面抗美援朝，一面恢复发展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就传奇式地基本解决了。

在声援抗美援朝运动期间，中央决定于1951年5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各省市的宣传部长都出席会议。我写了福建宣传工作总结的书面报告，经省委审查后带在身边，从福州动身先到上海华东局集中，再由华东局宣传部长舒同带队前往北京。我坐上一辆旧吉普车，经过崇山峻岭，沿着溪涧河流，直到江西境内的上饶车站，从这里可以坐上浙赣铁路到上海的火车，我一人上了火车，叫司机、警卫员都回福州去，待要回来时再来接。

到上海华东局后，舒同部长把华东各省和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集合在一起，座谈各人准备的总结情况和意见，然后从上海乘火车出发，经过长江、黄河到达北京。那时过长江没有大桥，火车厢也是坐渡船过江的。这和十七八年前我当学生上北京时基本上是一样的。但白天经车窗往外望，农村、庄稼、市镇、男女农民、市民，以及广阔的田野面貌是很不相同了，到处都是生气勃勃的，呼吸着解放的空气，滋润着新生的生机。

这是我1934年夏离北平赴东京，经历了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统战工作上的斗争、农村工作上的斗争、敌后抗日的斗争、全国大陆解放的斗争以及抗美援朝运动后，第一次回到经历风风雨雨的北平，不，它已恢复北京的名字而且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了!我的心潮随着火车的急速驶近，不断地掀起了记忆、回忆的高潮。对每根树木、每座房屋，我都贪婪地望着它们飞速向后退去，好像要寻找什么熟悉的标记。火车终于到了前门车站，哦，这和我18岁来北平时，是似曾相识的模样，但这已是阳光普照的人民城市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的新中国的首都了!

华东代表团住在北京典型的一座四合院(是中央宣传部的招待所)，我回想18年前住在“中国大学”旁边的公寓，那黑色潮湿的地面污水横流，到处是金青色的苍蝇，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招待工作安排得很周到，有条不紊。

这次会议是中央宣传部的胡乔木副部长主持召开的。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会议上做了总结发言(《刘少奇选集》下卷，《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少奇同志讲的是宣传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一)对于我们党过去的宣传工作的估计；(二)现在我们宣传工作的情况；(三)今后如何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四)宣传工作与中心工作的关系；(五)建立经常的宣传机构和工作；(六)注意思想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少奇同志讲话中提出：“用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是我们党的一项最基本的政治任务。”“首先就要肃清帝国主义的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对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要批评，但不能肃清，也肃不清。”这里，少奇同志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要坚持马列主义的领导权。“照资产阶级的思想，中国就不能走向社会主义，就要走向资本主义。”少奇同志的讲话给我的启发很多，印象也特别深刻。我在省里工作，就更明确地贯彻执行这个思想原则。我后来举例说，我们主张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党和政府的政策，但我们应宣传马列主义对宗教的观点，即宗教是鸦片。我们不禁止有神论的信仰，但我们应做无神论的宣传教育。用少奇同志的话说就是：“在党内，只承认一种思想是合法的，就是无产阶级思想，马列主义。在党外，非无产阶级、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还是合法的，但是要批评，指出它的错误。”    

胡乔木同志做了当时宣传工作中心任务的报告，主要根据抗美援朝运动，各项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进行的经验，提倡由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推广订立爱国公约的网络，使宣传工作成为各项中心任务的思想先锋，提高爱国主义的自觉性，完成各项中心工作计划，服务抗美援朝运动。这在当时，确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及时的指导方针。

宣传会议期间，组织了文艺晚会，观看了名演员表演的京剧、评剧、朝鲜舞等。

会议结束后，我又随华东代表团回到上海，专门在此停留一天，去看望当时在上海兼任市长的陈毅同志。陈毅正在楼上看法文书，我说：“怎么您还要背法文?”陈毅笑着说：“不念，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他叫我坐下来，问福建的工作情况，尤其详细询问声援抗美援朝运动中福建的宣传工作。我向他汇报后，听取他的指示才告辞。

我从上海乘火车到浙赣线的上饶车站下车，正是黑夜时分。得到电报前来接站的司机是省委在本省招用的老司机，他和警卫员都对我说：“吉普车要翻过大山，还是等到大白天走较安全。”我急着要回福州布置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宣传工作，坚持立即走。我们刚翻到高山峻岭时，浓雾厚得伸手不见五指，雨水从天倾盆而降。公路都是沙泥，车灯看不到一尺的距离。司机是走一尺就刹住车，看定路面后又再走一尺再刹住车，这样紧张地爬行着走的。这时真是要进不能，要退不得。司机或吉普车稍有不慎或有毛病，随时都可能翻下山谷。这样差不多过两个多钟头，才“拖泥带水”摸索到山脚下，走上了坡度较小弯道较少的起伏公路。我回到福州后想起来还有点后怕。我和警卫员都称赞司机的胆量和冷静细心的高超技术。

我回到福建向张鼎丞同志和省委汇报工作后，就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传达了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内容，对全省的抗美援朝宣传工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作者陈辛仁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首任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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