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理学史”专论·
04. 福建理学的文化地位和研究价值
一、福建理学的地位和特点
福建理学的重大特点和优点，是著述的义理诠释与事迹的考察辨析并行，形成福建理学思想研究的两个大领域。
福建理学思想的核心命题是“性与天道”,以此为核心，论及经学、哲学、道德、宗教、文学、美学、科学、教育、史学、政治、经济等中国文化的诸个领域。性，即人性，理学家也讲物性。先秦典籍《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易·乾卦·象辞》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提出性、道、教三个范畴。理学家沿着这三个范畴，综合《大学》《孟子》《论语》等，探讨“性与天道”的问题。他们以儒学为主干，吸取释、道之学等诸种传统思想，结合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并由地域性学派上升为国家的主体思想。
福建理学思想体系的出发点是天理论。他们所继承的是儒家的“为己之学”,朱熹之后的闽学学者称之为“治心之学”,把成就“内圣成德和外王事功”作为核心价值。他们是由躬行践履来展示自己的天理论思想体系的。一般处理理学思想之不当，乃是由于受到西方主客观相分立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先由其形上学天道观讲起，然后才讲他的心性论、践履论。这样的讲法是整个的本末倒置，以致把握不到理学思想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闽学的创立者朱熹，是由“中和”问题的参究把握住制心的枢要的，其天理论之形上学由此逼出。这就是遵循孔子的下学(日用践履)上达(心性理天)的“为己之学”“内圣之学”之教的。朱熹述说：
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①
这种由具体体会抽象的思维模式，是闽学学者代代相传的。直到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李光地奉旨纂辑《朱子全书》,其架势仍是从小学、大学讲起，然后及于天道性命之说。清张伯行在讲到明理学家陈真晟时述说：
吾儒之学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身，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之敬而已。②
这就是说，闽学是唯理的和实践的学问。具体就是以格物穷理和居敬存养并进互发为主旨的新儒学。他们遵循程氏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教导，将居敬存养即实践工夫作为学说加以提倡。这是闽学所独具的特色。闽学的居敬存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内在的心性存养，二是对天理的体认。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福建理学是“为己之学”,是“内圣之学”,他们自己概括为“治心之学”。朱熹所到之处为“过化”,就是因为朱熹以身教人。明知名理学家陈真晟认为要先得朱子之心，“拳拳以主敬穷理修己为首训，以口耳浮靡之习为痛革，正与程朱心教之法相表里，真所谓大哉皇言者矣”,“以程朱心学以端国本，澄治源而正风化”①。“主敬穷理”就是治心。清童能灵述说：
心者万化之源，由心而著之于身，则为言行；由心而施之于事，则为政教。古人之学必先有以治其心。治心之道奈何?曰：必欲其清而不欲其浊也，欲其定而不欲其扰也。由是内以检其身而枢机不失，外以施诸事而正教旁达焉。②
为了阐发朱熹的治心之学，陈真晟著《心学图说》,把主敬存心(穷理)和知行并进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强调“治心修身”是朱子学的入门要道。③清张伯行深刻地评析道：
或问余曰：陈布衣(真晟)先生之书多言心学，近世立言之士谓心学，异端之教也。先生以之为言可乎?予应之曰：横渠谓观书当总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则圣贤之言，其为异端所窃而乱之者，岂可一二数!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释氏亦言心。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释氏乃曰：“即心是佛。”是释氏徒事于心，何尝知学。吾儒之用功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心，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尧舜以讫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迄周、程、张、朱，未有能舍是以为学者。上蔡谢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则为敬，在释氏之则为觉。”先生之言心，不过谓其活变出入无时，非主敬无以操持之也。可与异端之虚无寂灭同日语哉!④
朱子闽学的心学为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陈白沙、王阳明心学派的心学则是本体论。陈真晟言“此心之敬”与心学派言“吾心之体”,与禅宗讲“即心是佛”,语句相同而实质不同，正如孔子、老子皆言道德，其含义各异；子思、陆九渊皆言尊德性，其本质不同；韩愈、朱熹皆言道统，而途径背驰。福建理学的这套践履程序，展现出其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实用价值。
理学学者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家。在对他们的思想研究中，学者应特别注重其以文教化的功能。他们以言教人，更为重要的是以身教人。朱熹所到之处叫“过化处”,是其后历代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昌盛的中心。直至今天，走一趟“朱子之路”,其道德意识就有显著的提高。反复走“朱子之路”,已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途径。
二、福建理学研究的意义和方法
福建理学的传承与衍变，到清末民初基本终结。其后是对它的研究与发扬，古为今用。
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冲击国学，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把国家的落后、民族的受辱错误地归罪于传统文化上，“打倒孔家店”,福建理学受到批判。但是曾国藩、唐鉴、张之洞、严复、辜鸿铭、冯友兰、梁漱溟等，推崇维护朱子学。唐才常的《《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1898)、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辜鸿铭的《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1924)、周予同的《朱熹》(1929)、吴其昌的《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1930)、唐文治的《紫阳学术发微》(1930)、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陈中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1)、冯友兰的《朱熹哲学》(1932)、姚廷杰的《朱学钩玄》(1934)、高名凯的《朱子论心》(1935)等，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朱子学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这个时期知名的学者，他们都十分肯定朱子学、理学的学术文化价值，特别是试图从其“即物穷理”等思想中疏导出现代科学意识，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传统精神。
民国十九年(1930)阴历九月十五日朱熹诞辰日前后，全国学术界开展了纪念朱熹的活动，全国性报刊出版专号。如10月27日，上海《大公报·文学副刊》出版专号“朱晦翁诞生八百年纪念”,刊出吴其昌《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等多个知名学者的文章，发扬朱熹的文化思想。在朱熹长子朱塾的繁衍地建瓯博士府举行了“朱文公诞生八百周年”祭祀，持续3天。由当时省教育厅督导叶积新、建瓯县县长刘达潜等轮流主持“官祭”。参加者除闽北朱氏、社会名流外，还有国外人士。
20世纪30年代，福州福建协和大学成立福建文化研究会，创办《福建文化》杂志。1937年4月，《福建文化》第4卷第24期刊出“福建理学”专号，把历代福建理学系统概括为“福建文化”,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是福建“大文化”的核心部分，可以说是福建理学发展的新阶段。
图１ Ｇ１６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７日上海«大公报»出版纪念朱熹诞生８００周年专刊
到了现代，认为理学是唯心主义，曾一度受到批判。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南方批判“孔子第二”朱熹，朱熹及其后学的思想受到严厉批判，闽学事迹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当时出版的《朱熹的丑恶面目》《朱熹丑史》《批判朱熹专辑》等，书内目录和文章题目就使人啼笑皆非，诸如“反理学的鼓吹者”“反法的急先锋”“两面三刀”“朱熹理学是杀人的软刀子”等。①但正是在这十分严峻之时，福建人极力维护闽学事迹和闽学学说。在闽北，知名者有张木良、蒋步荣、朱清、金文钦、马照南、朱庆珪、黄向阳、庄炳璋等。厦门大学教授陈在正、周祖、李家田、高令印等，被上级派至闽北“批林批朱”,但他们不仅不“批朱”,还保护和搜集大量闽学事迹，如在建瓯发现丢弃于乱石中的朱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石刻碑，极其珍贵。后来高令印撰写出版的《朱子事迹考》,主要依据这个时期搜集的文献。当时厦门大学校刊室下放闽北的干部陈天霖，把朱熹在闽北的遗迹大部分拍摄成照片，撰写成《武夷山水》一书。①所有这些，是在严峻时期保护了朱熹事迹和传播了朱熹思想。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基于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相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国家学术单位和知名学者，倡导研究和发扬宋明理学。1981年10月，由中国哲学史学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杭州联合举办全国宋明理学学术讨论会，首次邀请美国、日本等海外学者参加，引导了以后国内外研究程朱理学的大方向，省内外以至国外形成研究朱子学的热潮。1982年7月，在美国大力研究和传播朱子学的陈荣捷教授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发起举办第一届朱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85年8月，日本筑波大学举行第八届退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第九届退溪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福建是朱熹的故乡，厦门大学有朱子学研究的优良传统。1987年12月，厦门大学发起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福建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厦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闽北闽学研究会等单位在厦门联合举办朱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国内外129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知名的朱子学专家大都出席。诸如美国狄百瑞、陈荣捷、成中英、黄秀玑、田浩，德国余蓓荷，加拿大秦家懿，日本冈田武彦、佐藤仁、高桥进、沟口雄三，中国刘述先、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邱汉生、张立文、沈善洪、包遵信、虞愚，等等，精英齐聚一堂，主题讨论朱熹的哲学、经学、伦理、教育等思想特征、价值和意义，以及朱子学在世界的传播和发展。之后相继有武夷山、台北等朱子学国际会议召开，大大推动了朱子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
鉴于当今世界对儒家思想现代化的研究热潮，学者们自然对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朱子学也加以特别重视。海内外国际频繁地举行朱子学和与朱子学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特别是对朱子学的分支朝鲜半岛退溪学的研究热潮，对福建理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很多福建学者对朱熹之后闽学故乡的理学的衍变和发展，它在福建开发和文明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等等，都进行了深人的研究，频繁地举行形式不断翻新的有关理学的活动，如举行研讨会、文化节、宗亲会，走“朱子之路”等，在学术、文献搜集整理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图１ Ｇ１７ 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代表留影
对朱熹之后的福建理学的衍变和发展，南宋至清时代已有些学者进行研究。他们所编撰的理学“渊源”和“源委”之类的著作，多为罗列人头的纪传体，大同小异，没有综合论述福建理学的一般特点、历史作用和社会价值，对我们今天研究福建理学无多大借鉴之处。
我们今天研究福建理学，在资料上要全面搜集，在观点上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古为今用，对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水平。我们应当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不断创新当代中国文化成果，既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新时代精神，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和传播出去。①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福建理学思想的地位和价值，紧密地结合着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不断地提高福建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把福建理学文化打造成国家级、世界级的文化品牌。
在福建理学的研究上，过去纯学术经院式的研究，扼杀了其生机和文化价值。因此，必须开拓福建理学研究的新境界，用解释的方法代替阐述的方法，在应用上下工夫，挖掘理学思想的借鉴、启示价值。
首先，在理学的观念中有今天人们照着做的部分。时代在前进，总要从已积累的哲学文化总体中把符合进步潮流的成果转化为现时代的文明。如“仁义道德”,其共性、超越性就适应现代社会。仁是确立人的主体性格，说明人的存在和价值；义则规定人在言行和思想中必备的德性素质。二者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存在。朱熹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①“仁义道德”是常理常道，我们今天可以照着做。
其次，赋予某些理学观念以现代价值。此即所谓“旧瓶装新酒”,也就是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朱熹说：“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释言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②就是在佛家的空理中填进实理，便成为儒家的实理。利用佛家的外壳，装进新的内容。实际上，佛家的“月印万川”是理学家“理一分殊”的来源之一。
最后，创造性地诠释。中国古代经今文学，有所谓“六经注我”③等命题，主要就是创造性的诠释。对于理学的命题、观念，不仅指出其本意是什么,可以进一步指出应当、应该说什么,从中启发、引申出什么,等等。“应用”是一种加工、启示，可以保留其框架，装进新的内容，肯定其积极因素，抛弃其消极因素，从中悟出一些道理。这些道理可能是理学家本人也没有想到的，像有人从八卦中悟出二进制那样。例如，理学家的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改革、人才培养，理学家办书院的经验与当今社区书院的创办，理学家道德教育的得失与现代道德教育的结构，理学的伦理思想与现代的社会病，朱陆之争与现代学术争鸣，等等。①当前学界着重于探讨朱子学的发展启示和现代价值等具有强烈时代感和现实感的议题。这种开启理学研究新境界的势头，是时代和现实的要求和需要，是理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福建理学在宋明理学中特别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成贤成圣，是治心之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以传统方式按学科分类、不同角度的研究已趋向饱和，再这样继续下去，会在过去已涉及的理、气等问题上兜圈子，难有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很多研究成果缺乏可读性和普及性，作者群即读者群，在理学著作的范围内反反复复，扼杀了其思想的生机和文化价值。因此，必须继往开来，开发出福建理学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
注：
①……（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