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侗：朱熹的恩师

林爱枝

奇 特 延 平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在深山老林中，就竖立起一座理论高峰——理学，从此山窟变理窟，盛名天下扬。共同垒积这座高峰的是被后人尊称为“延平四贤”的不朽学者：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都出生在宋时南剑州（治在今南平市延平区），都有师承关系：

杨时师从程颢、程颐，罗从彦成为杨时得意门生；李侗闻知罗从彦从学杨时得二程“不传之学”，立即投信表达了拜师的强烈愿望。心意至诚，学到后来。

朱熹拜李侗为师时，“田夫野老”般的李侗已61岁，年长朱熹37岁。师生忘年之交。可在以后授受10年中，二人平心而论，平肩而论。特别是当朱熹拜李侗为师时，朱熹已中进士，将赴同安从仕，不能时常师徒一室，互相切磋，相互交流。于是书信互递，答疑释惑成了这对老少师生授受学问的独特方式。

李侗逝世后，朱熹把他们师生论及的问题、往来的书信结集成册：《延平答问》而问世，给后世留存一份教学相长、理学建树的瑰宝。

最后，这“四贤”均从祀孔庙。用最传统也最极致的一句话：“叹为观止”去审视他们是恰到好处的。

他们都生长成就于闽山闽水，故而“理学”亦称“闽学”，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建立功勋！闽人骄傲！闽地光华！

说 说 李 侗

较之杨时、朱熹，李侗太鲜为人知了。

杨时因“程门立雪”传遍天下，成就了好于求教上进的佳话。

朱熹更广为人知，斥责他“存天理，灭人欲”的，说他道貌岸然，灭绝人性，与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相悖，垢病甚多。他的理论建树、理学思想，以及《朱子家训》、许多教人为人处事之语录又使他受誉神州，乃至走出国门，为中华民族立论，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辉思想、文化瑰宝。

那么李侗呢？他是“南剑三先生”之一，是“延平四贤”之一。只因他与世故绝交40余年，除了给学生讲课，只一味默坐家中，世人甚是不知，业者亦知之甚少。李侗得知罗从彦从学杨时得“二程”“不传之学”，便慕名趋拜罗从彦为师，“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语》《孟》之说”，深得罗赞许。可见饱学之士，满腹经纶。

他甚至把老师“好静坐”都学到手，“退而屏居山野，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他弃科举，穷经谈道，不著作，不作文，箪瓢屡空，怡然自适”，浑然一位“田夫野老”，人们到哪里去找这位对理学建树做出不凡贡献的“延平先生”？“故上之人既莫知之，而学者亦莫识之，是以进不获于时，退未及传之于后。”

好在另有蹊径：他虽好静坐家中，但有门生进出，便得传扬。朱熹是他嫡传门生，从朱熹处谈李侗可能比较贴切。

朱熹在李侗61岁时，在赴同安任主簿途中到南平拜见李侗。朱熹把从“武夷三先生”处所学的佛老思想向李侗叙述了一番，颇为得意自己独得的学问。结果，李侗指出，沿着这样的思路做学问是不对的，应该向儒学道统方向走。他说：“只教看圣贤言语”，“去圣经中求义”，要朱熹不再沉迷禅道之中。

朱熹很用心，不断反复地思考老师的批评指点，开始认真阅读儒家经典，竟大有收获。他回忆说：“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禅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一寸，到今销铄无余矣，毕竟佛学无是处”。这就是有名的“逃禅归儒”之说。

在同安任上，经过一年多的读经、思索，朱熹终于归了儒学正道，还开始了与李侗书信问道。李侗回信叮嘱朱熹，要“于涵养处着力”，这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这样老师就开始要求学生，把做学问与提高自身素养结合起来，即所谓的“为己之学”。朱熹体会这句话说：“古之君子学以为己，非求人之知也。”这就帮助人们领会，理学家何以把“修身”看得如此之重了。

在朱熹从师十年间，师生两人切磋学问，为答学生之问，李侗给朱熹写了24封信，1万多字。李侗谢世，朱熹悲痛欲绝，恸哭在恩师灵前，撰写了祭文《李先生行状》，亲自祭奠，从祀孔子礼，开了从祀先例；又把李先生信件、平时的语录汇编成为四卷专集：《延平答问》，以示怀念，以表纪念。

这《延平答问》中分明体现了李侗以“天理论”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体系的鲜明脉络，如朱熹所言：“其语论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为先。”

他的哲学思想，直接传承了“二程”之要旨，如赵师夏在《跋延平答问》中所言：“不特以得于所传授者，为学其心造之妙，盖有先儒之所未言者”，成为程朱学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逝后，宋淳祐，谥文靖；元至正赠“太师”，追封“越国公”；明万历，题孔庙从祀；清康熙御赐“静中气象”匾，悬于延平府道南祠。如此光亮耀眼，岂是默默不显！

教朱熹做何学问

青年朱熹十分勤奋好学，涉猎广泛，佛、道、儒无不在他的所学范围。24岁便当县主簿。所以，他去拜见李侗时，便海阔天空地大谈禅学。

当然，禅学有禅学文化，且自古以来，社会中的不同阶层都有人信仰之，都能做出自己的解释。依笔者之见，主要是看你用什么观点作指导，去看它，去解释它。

李侗听朱熹高谈阔论后，直言不讳地指出：“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都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这情景再现了自己当年欲拜罗从彦为师时的状态。想当年李侗去拜罗从彦为师时，自己亦如朱熹般高谈阔论了一番禅学，十分得意，说“圣学未有见处。在佛子中，有绝嗜欲，捐想念，即无往以生心者，特相以游。亦足以澄汰滓秽，洗涤垢坋……日用之中，不无益也。若曰：儒者之学可会为一，所以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者，举积诸此，非自愚则欺也。……侗暂引此以为入道之门也”。

罗从彦以五首诗作批评了李侗，其中一首：“圣道由来自坦夷，休迷佛学惑他歧。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十分坦诚，十分尖锐。此后，李侗跟随罗从彦，发挥自己“向道甚锐”的长处，颇为精进。亦如老师般静坐涵养，教授门徒。

朱熹的确涉猎广泛，如他在《朱子语类》中一段回忆：“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又说：“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李侗指点朱熹“细读经学”，去求儒家经典精义，还主张“默坐澄心”，用心体认儒学精义。

李侗交待朱熹“只看圣贤语言”。朱熹也就“且将圣贤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这样，朱熹研学问的方向明确了，自此，专心专攻儒学，求寻义理不辍。

朱熹很敬服老师，被李侗批评后，不断思考，深感“若有所得”，始知“其不我欺”。朱熹就去经典中求义，“始知此前诸人之误”。主簿任满后，正式拜李侗为师，专注于理学。

教朱熹怎样做学问

拜了李侗为师，朱熹常常随侍左右，以便早晚受师面授指教。

由此，朱熹愈发潜心地、专注地研读儒家经典。自感越读越有味，越读心里越亮堂，愉快的心情时有流露，比如诗作《春日》《观书有感》，不仅抒发了愉快的豁达的心境，还凝神结思，更为通透、更为开阔、立意更高。

朱熹多年师侗。后因公务和侍母，不能常在李侗身边，他们之间以不断的书信往来，师生两地书，解疑释惑，成了师徒授受的别样方式，使朱熹能够向理学高峰步步攀登。

李侗培养朱熹的几个特点：专攻术业。李侗把朱熹点拨到儒家正统途中，要朱熹熟读经典，深刻领会，做出学问。

朱熹尊从师教，只攻读儒家经典。

朱熹原本痴迷于佛老，他出入佛门，结交禅师，诵读禅经，就连参加科举考试也怀揣《大慧语录》并援用禅说。从外在看，很丰富，杂糅着儒家之“理”，道家之“无”，佛家之“空”，年轻的朱熹还为此狂热欣喜，志满意得。受到李侗纠正，尽管当时朱熹不大接受，尚有所疑，但还是不断思考，逐步“若有所得”，始知“其不我欺”，始知此前诸人之误。

在拜李侗为师之前，朱熹尚未有“专攻之术”。就在朱熹窝居西林院时，师徒朝夕相处，数月之久，是朱熹迎谒求教最好时期。朱熹这样回顾：“自见李先生，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他跟师尊讨论《周易》时就体会到了“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全不济事”。他还说：“每一见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

进入儒家典籍之后，他愈发专心研读，愈感有体会有收益，也不时地抒发出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诗，是哲理！是抒发开阔的心胸，是表达眼光之深远。

理学，已锲入他的心中、他的生命之中！

李侗除了为朱熹端正学习路子，引导深入钻研儒学外，还在学习要点、学习方法上予以指导。

“理一分殊”。这是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一个哲学命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不同的阐述，不同的侧重。但不管怎么不同，它都是理学理论的重要问题，因为它是总的指导，总的世界观，看待人类世界、自然世界的总依据，是理学家们视为至高无上的一个“理”。尽管侧重有不同，或强调“理一”，或侧重“分殊”。这且由理论家们去争鸣。

静坐澄心，体认精义。这是李侗教给朱熹为学的功夫。这种办法，通俗地说，就是用心、专注、入心、入脑，而不是表面地认字，乃至于一目十行，那就流于浮浅了，事倍功半了。朱熹后来做了很好的总结：读书要做到三到：心、眼、口到。

李侗的独特贡献

谈论李侗对理学的贡献，笔者以为，他培养了理学宗师朱熹，就是独特的、无与伦比的贡献。

他教朱熹做什么学问，怎样做学问，促使朱熹树立了高远的人生目标。李侗所追求的“内圣”“仁者”之道，成了朱熹终身的座右铭，要做一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之人，一个“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人。故而终身实践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思想、道德、品格，并以“仁者”伦理观察、审视一切，并殷切期望所有人和事都能框在“理”之中，为人为事，特别是君者、臣者，都能按各自的“理”言行，臣民自然也会守其道德规矩，这种社会就能人人获益。

李侗恪守的理想性格、修身之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朱熹。

由于李侗的教诲，朱熹在儒学道统上不停息地钻研、加工、丰富，达到了新儒学的高峰，成为继孔孟之后又一儒学带头人。因为朱熹长期反复地研究“四书”，实感“四书”真正体现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真正反映了中华民族正宗的文化思想。

（本文原载于《走进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