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4.宋元时期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与福建经济的崛起
一、宋代福建人口的激增与经济的崛起
1. 宋代福建的崛起
宋代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缓慢发展之后，逐渐进入新的发展高潮。唐宋时期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土地买卖自由化，政府实行不抑制兼并、鼓励垦荒的土地政策，耕地面积扩大。同时由于大土地私有制及租佃制的普遍发展，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的进步奠定了基础，以至于宋代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种纸币交子、会子，城乡市场繁荣，商人地位显著提高。
福建经济的崛起首先得益于魏晋隋唐以来大量北方汉人的南下入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劳动力和文化，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记载：“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福建户口数为1043839户，2045918人，比起唐中后期的德宗建中年间（780—783）户数增加了10倍，口数增加了４倍。到了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路户口数更增至1599214户，3230578人，在宋代的100多年间，户数和口数的增长都在50%以上。”（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141—149、162页）人口的激增，为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其次，福建长期以来特别是唐五代以来社会比较安定，未遭受大规模战乱影响，甚至一度成了北方人能够安居乐业的净土，集聚了一批有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的各式人才。
其三，宋室南渡，京城从传统的长安、洛阳转移至比较接近东南的开封，最后完全转移到位于东南的杭州，使得福建与全国政治中心的距离大大缩短。福建在全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不断上升。
宋代福建各项生产事业迅速发展。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和生产工具的革新方面，福建取得了质的飞跃。宋代的福建推广了唐代中原地区发明的成熟的灌钢技术，用生铁和熟铁盘在一起反复锤炼而形成钢打制工具和农具，这使得钢的价格便宜，使用普遍。由于钢制工具和农具的普遍使用，克服了原来福建开发中的困难，人们可以开发广袤的亚热带雨林，伐木造屋，建造市镇，可以开凿坚硬的岩石以修沟渠，排干沼泽的水以兴农田，甚至筑堤围海造田数十里，大大拓展了福建人改造大自然的范围和能力，使得福建的生产力发展产生质的飞跃，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拓展。
宋代福建农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事业都在全国占有突出的地位。福建人民积极发展农业，扩大耕地面积，改善水利灌溉条件。他们在山区垦荒造梯田，在沿海则围垦滩涂。
北宋末年方勺《泊宅编》是这样记载梯田的：
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陇为田，层起如阶级，然每援引溪谷水以灌溉，中途必为之硙，下为碓米，亦能播精（播精谓去其糠秕，以水运之，正如人为，其机巧如此也）。朱行中知泉州，有“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巍尽力耕”之诗，盖纪实也。
地处兴化军的莆田县南、北洋，在唐代围垦建陂的基础上，到宋代建成了当时福建最大的水利工程——木兰陂。木兰陂选址科学，工程设计完善，施工质量优良，灌溉面积已“殆及万顷”（弘治《兴化府志》卷29引林大鼎《李长者传》）。木兰陂的建成，既抵御了洪水和海潮的灾害，保障了灌溉，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并使得兴化平原由原种单季稻改为种双季稻，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据统计，唐代福建兴修的水利有29处，居全国第4位，而到了宋代，福建兴修水利达402处，跃居全国第一（冀朝鼎：《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地带与灌溉事业》）。故《宋史·地理志》说：福建路“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
农业种植水平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等优良品种在福建沿海地区广泛种植，并逐步向闽北等地推广，表明福建已由单一的农业生产体系逐渐向全面发展的农业体系过渡，经济作物也得到广泛种植，其中棉花、甘蔗、茶叶、水果都是全国闻名的产品。
棉花，宋以前称木棉，宋代，福建木棉花种植相当普遍，兴化莆田一带曾经家家都种植棉花。闽棉质量上乘，给种植者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又进一步促进棉花的种植。
福建也广泛种植甘蔗，宋代福建已可制砂糖和冰糖。
建州建安的北苑贡茶，是茶中极品，这里设置了北宋规模最大的官茶园，专门制作贡茶。仅建安一地官私茶焙就达一千多处。南剑州名茶有白乳、金字、蜡面、骨子、山挺、银字六种。崇安武夷、泉州清源产茶也是上品。
水果品种也十分丰富，仅据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所记福建所产水果，就有荔枝、龙眼、枇杷、橄榄、橘、柚、李等26种。福建仅荔枝一项，就已培育出50个色、香、外形各异的品种，并远销京师、辽夏以及日本、大食等海外各国。龙眼也广泛种植，以兴化、福州、泉州、漳州为主要产地。福建水果的种植和优良品种的培育，促进了当时福建经济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宋元时代福建的丝绵纺织业有了迅速的发展，并跻身于全国丝绸重要产地之列，成为皇室采购的重要商品。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泉州成为驰名世界的国际贸易大港，也极大地刺激了当地的丝织业发展。宋人苏颂用“绮罗不减蜀吴春”（苏颂：《黄从政宰晋江》，载《苏魏公文集》卷7）的诗句来称赞泉州的丝织品。
在福州，1975年南宋黄升墓出土了354件服饰与匹料，其中服饰201件，高级织物及面料153件。出土的丝织品种类有：绫、罗、绮、绢、纱、锦等。有一件牡丹花罗背心仅重167克，有2匹标有专门织锦机构泉州南外“宗正纺染金丝绢官记”的锦缎十分轻薄、柔韧（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升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这充分反映出当时福建丝织业的先进水平。
在政治方面，不少福建人进入宋廷的行政中枢，担任宰相等重要职务的很多，如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市）人曾公亮，宋仁宗咸平二年（999年）出生，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25岁中进士，历任职于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参知政事、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曾公亮主张革除时弊，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并在从政的过程中加以实施，很有建树。为了富国强兵，他奉敕修撰了《武经总要》，此书备一朝之制度，具历代之得失，希望通过“择将”和“治兵”来改革国家的军事制度。
在思想科技文化领域，福建出现了朱熹这样名垂千古的思想家、郑樵这样有全国影响的史学家以及苏颂、宋慈等留名后世的科学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科学家的出现，也奠定了福建作为宋王朝核心地区的地位和作用。
2. 宋代福建州县的扩大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宋军入闽。自此，分裂为闽北、闽南、福州三大地盘的福建重新统一于宋朝版图。
宋代的地方行政体制实行州、县两级制。州级有府、州、军及领县的监，县级有县、军使及隶属于州军的监。同时，代表朝廷对府州军监实行管辖和监督，又在府州军监之上设置路一级的派出机构。
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福建属两浙西南路，雍熙二年（985年），改福建路”（《元丰九域志》卷9《福建路》）。路级机构有帅、宪、仓、漕四司。帅为安抚司，掌军事；宪为提点刑狱司，掌司法；仓为提举常平司，掌市舶茶马；漕为转运司，掌财赋。四司分掌各路的军政、司法、民政和财政等，各司的长官称使，既监察本路的官吏，又彼此监督。这些职官有事时增加，无事时裁撤。福建路是以经济为主的被称为转运使司的路。
州设长官称“权知军州事”，后称“知州军事”，简称“知州”。知州总理州政，一般设1人。知州之外另设立通判一职，通判可以向皇帝直接奏事，事实上是监督知州，官府所发文书要知州与通判同时签署才有效。
县设长官知县或县令，掌管全县的政事、民事以及部分军事。副长官有县丞、属官有主簿等。
县以下基层组织，城镇则设镇，乡村则起初实行乡、里制，后来改行保甲制。
北宋时期，福建人口激增，州县也大量增置。北宋福建路的行政区划有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兴化、邵武二军，41县。州县数比唐代增加了近1倍。南宋时，升建州为府，福建设一府、五州、二军，县数增至47。当时，澎湖列岛为泉州晋江县所属，成为福建地方行政区域的组成部分。《诸蕃志》载：“泉有海岛曰澎湖，隶晋江县。”
二、元代福建的海上交通与福建行省的建立
1. 元代福建的海上交通
元廷实现对全国的统治之后，为了镇压各地的反元起义以及防范东南沿海的海盗和倭寇，大力加强对沿海各省尤其是福建的管理。
元廷在福建各地长期驻有重兵，还经常从外地调兵入闽，如至元二十年（1283年）十月，发讨虏军1000人增戍福建行省；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调江淮省下万户府军至福建（《元史·兵志》）。据统计，元代福建设有9个万户府、53个千户所，总兵力在3.6万人以上（《福建省志·军事志》第15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
元廷统治福建，把发展海上交通作为安定福建、巩固海防、沟通中外的主要措施，始终重视发展海上交通。与福建大陆相近的澎湖和琉球（台湾）自然引起朝廷的重视。《元史·琉球传》载：“琉球，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琉球相对……天气清明时，望之隐约若烟若雾。”这里将台湾、澎湖与福建的地理位置说得相当明确。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根据海船副万户杨祥的建议，元廷决定派军队前往琉球。于是，朝廷以杨祥为宣抚使，给金符。第二年初，6000名元军出发，抵达澎湖，杨祥根据朝廷旨意在澎湖设巡检司，留部分官兵守卫。
据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所载：澎湖“地属晋江县。至元间立巡检司，以周岁额办盐课中统钞一十锭二十五两，别无科差”。可知，当时已在澎湖设置大陆机构和官吏，为朝廷征收盐税，逐步行使管理澎、台的职权。
元代福建的海运业、造船业发达，享誉世界。泉州港成为“梯航万国”的世界大港。元廷派往世界各国的使臣经常从泉州港乘船出海，福建成了当时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交往的枢纽。
由于福建造船业的发达，元廷经常敕谕泉州制造舰船，还多次把泉州港作为远征日本、缅甸、爪哇等国的军事基地。如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命新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史弼、高兴、亦黑迷失等率福建等省战船千艘、水师2万，从泉州后渚港出发，劈波斩浪，渡海远征爪哇。
2. 元代福建行省的首次设置
元代，福建第一次设置行省。这是福建行政体制设置的一件大事。
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陆秀夫负宋幼帝投海死，宋亡。元廷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第二年，在福建设立“福建行中书省”。《新元史·地理志》载：“至元二十一年（1280年）置福建行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罢行省，置福建道宣慰司，后罢宣慰司，复立行省于本州，大德二年（1298年）又置宣慰司都元帅府，罢行省，隶江浙行省，……至正十六年（1356年）复置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可知，“福建行中书省”始设置于元初，以后撤了又复，复了又撤，并曾一度归江浙行中书省管辖。福建道宣慰司是省、路之间的承转机关，是省的派出机构，不算地方行政单位。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撤福建道，又恢复“福建行中书省”，直至元朝灭亡。元代福建行省的首置，表明福建在全国地位的上升。
（原载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史纲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