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腹地卷）150.山海交流对腹地文化与经济体系的塑造

海丝腹地通过水道与海洋联结，山海交流塑造了海丝腹地的经济体系、市场面貌和城镇布局，也在流域内形成不同的文化区。

    一、山川河流与边缘性:海丝腹地的经济区和文化区

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 (G 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系统发展周期理论,将传统中国分为９个大区,每个大区都可以分为若干子区域.且大区内都有其中心和边缘区域.当某一个大区的经济发展处于上升期时,会对边缘地区的人口形成吸引力,人群自然地向中心迁移;反之,大区的经济处于下行期时,族群之间的关系紧张,尤其是本地人与移民之间的冲突加剧,导致人口的反向流动.根据这一理论,本书所指的海丝腹地应属于东南沿海及岭南大区,且闽西北的县份属于闽江流域子区域,闽中、闽南及粤东北等地则属于东南沿海的韩江流域子区域和岭南区域.但是,闽粤赣边的山区无论是相对于大区还是子区域,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空间布局来说,都处于边缘的位置。（余达忠:«从边缘到中心:近代以来客家观念的建构与客家发展空间的扩展»,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９９—１０４页）这种三省交界之地的地理位置使它远离各省的社会政治经济中心,强化了其边缘性。

施坚雅的区域理论为理解海丝腹地的经济史和移民史提供了背景性的理论框架。海丝腹地在大区的交界处,经济发展兼具边缘性和外向性,有向中心区域趋近的特性,但海丝腹地重要的经济文化特征是边缘性.在本书所指的海丝腹地三地内部,受限于地理区隔,加之在历史上开发时间不同、行政区划不同、语言文化不同,因此,虽然三地在经济地位上有相似之处,但海丝腹地内部实际上从未形成过统一的、联系密切的经济区和文化区,而是根据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形成范围较小的经济区和文化区。

河流对海丝腹地经济区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古代的县城很多是沿河谷而设置的。河流在古代交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处于可通航的河流流域的民众可以利用舟船之便。在山地丘陵地带的河流或许不能通航,但河流沿岸一般会形成可垦殖的山谷平地———它不仅是交通孔道,也是人口聚居区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同

时,河流也是山区移民迁移的通道.移民的迁移路线往往是顺着河道向上游或下游进发。因此,一条河流的流域常常成为一个经济区,并自然形成一两个中心城市。（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８页.）又由于流域内往往在方言和文化上较为相似,因此以流域形成的经济区,其相对独立性更能够得以维持。

海丝腹地处于 “内地的边缘”（鲁西奇: «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 “化外之区”», «学术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１２１—１２８页）的特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影响。在经济上,这种边缘性可能会带来新生力量或新生因素。傅衣凌先生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山区经济在封建社会后期形成商品性的特征,在福建将乐、建宁、永定、连城等地出现山区商人。１６世纪之后,海丝腹地的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总体上升期的趋势一致,经济的驱动力和１７世纪中叶王朝鼎革的推动力,加速了人群之间的流动和迁移,客观上促进了闽粤赣区域的经济发展。明中叶以后,汀龙、汀漳之间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龙岩处于汀漳之间的交通要冲,成为客家与福佬之间的中间地带。龙岩进一步融入闽南经济圈.至清乾嘉时期,龙岩形成山区商人集团,昭示了明清海洋经济的巨大潜力和活力。

海丝腹地三地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区。“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谭其骧:«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２页）如汀江流域的客家文化就是在海丝腹地形成的独特文化区域.梁肇庭 (Sow—ThengLeong)的研究发现,（[澳]梁肇庭著,王东、孙业山译: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与族群性:客家、棚 民及其邻居们»,南天书局２０１４年版）１４—１５世纪,闽粤赣周边的３个大区同时处于经济下行期,在与周边大区相对隔绝的情况下,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且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文化群,成为客家腹地。１６世纪后,东南沿海与岭南地区进入经济上行期,但客家腹地面临人口增长和人地矛盾,于是客家人向大区经济中心的周边地区迁移.１７世纪的自然灾害和明清鼎革带来的社会动乱, 使大区经济发展再次进入下行期,此前移入的客家人与本地人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冲突加剧.１８世纪初,东南沿海与岭南地区的经济上行,客家人向东越过台湾海峡,向西向南进入广东增城、东莞及广西一带,向西北进入四川.１９世纪中期以后,广州的对外贸易中心地位被上海取代,岭南再次进入下行期.此时爆发的土、客械斗和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使客家文化从自在走向自为,

客家的族群认同和客家文化精神逐渐构建起来。

   二、面向海洋与转口贸易:海丝腹地共有的商业模式

海丝腹地三市自东而西联结浙赣粤三省,是中国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重要的交汇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商业发展模式。

面向海洋的山区商业是海丝腹地商业模式的重要特征.如前所述,以闽江、汀江、九龙江三大河为主要通道,海丝腹地主动融入海洋贸易体系,与我国沿海地区、东南亚乃至更远的外部世界实现了物资交换和人口流动,成为海洋经济的重要腹地.海丝腹地的山区商业特征,是发展商业性农业、手工业和矿产品加工业多种经营,作为产品的生产基地参与海洋贸易。客家人的经营活动具有这种显著特征.在闽粤赣边客家人传统聚居区,由于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相对恶劣、社会开发程度较低等因素影响,从南宋后期开始,客家人就一直采取在多生态位上谋求生存的方式, 尤其是大量种植山地经济作物和旱地作物作为稻作经济的有益补充。他们也在新兴的流域之地建立集市,从事小规模的商品交易。人口增长使得土地边际效益降低,产业的开拓成为大量人口的出路。开矿、挖金、炼铁、掘煤、种蓝、造纸以及与之相关的印染纺织、雕版印刷等行业,在不同的地区发展出来,又往往呈现出一地一业之特色,其典型者如四堡的马氏和邹氏在雕版印刷行业中所创造的成就,永定则以家族经营式的烟草行业支撑起土楼群, 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区特色的文化景观。

转口贸易繁荣这一特征,既是海丝腹地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海丝腹地经济边缘性地位的体现.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将经济中心地按照规模和等级加以区分,分为 标 准 市 场 (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 (intermediatemarket)、中心市场 (central market).这三者之间虽然有层次之分,但其发展是彼此影响且一体化的。其中,标准市场又叫基层市场,“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 «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５—７页）。中间市场是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的市场层级。中心市场的层级更高,在市场流通网络中处于重要的战略性地位.中心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具备上传下达的功能———作为商品转运中心,在接收商品之后将它分散到下级市场中去,同时它将接收来自其下级市场的商品并向更高一级的市场输送。

不可否认的是,今所称海丝腹地的三地,特色物产实际上极为相似,如杉木,明代何乔远称 “杉,建、延、汀、邵、福宁为多,是插而生者”（[明]何乔远:«闽书»卷１５０ «南产志»,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４４５２页.）,杉木的主产区就在以海丝腹地为主的福建山区,其中,邵武府在明中叶之前建筑房屋多用松木,明万历时已经广泛种植杉木,与延、建的杉木市场形成了竞争关系。海丝腹地的其他商品如土纸、山货等情况亦有相似之处。因此,海丝腹地内部三地在相互之间不能形成经济互补的关系,内部缺乏交换贸易的动力机制,甚至还可能因产品相似度太高而形成潜在竞争。事实上,海丝腹地三地在历史上也从未形成过统一的市场体系, 而是以各自的外向型的市场体系参与更大范围的市场活动。如前所述之杉木,明朝时,延、汀、邵、建四府纷纷发展外销渠道, 或者通过木商以沿河道放排到福州出洋,乘往来于东南的兴化海船,运往江南一带不产杉木的地区售卖.其中,海丝腹地的市场无疑处于市场层级较低的位置.事实上,在海丝腹地的内部始终未能出现高于中心市场层级的经济中心,中心市场的数量也较为有限,更缺乏具有超越省界的有影响力的城市,为数更多的是满足农村家庭基本交易需求的标准市场和具有批发职能的中间市场。海丝腹地的各级市场极少能直接参与到海丝贸易的经济活动中, 而是作为不同层级的贸易中转站,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如水网一般将比海丝腹地更远离海洋的内陆市场、海丝腹地山区市场与海洋最终紧密联系在一起.但转口贸易的繁荣、地域性墟市数量的整体增加,说明该地的经济贸易活动覆盖率和交易量都有提升,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地村庄的开发情况.乡村集镇的发展,为其他经济区提供商品和劳务,成为连接经济中心地的销售渠道结构中的重要环节,流域中的市镇发展成为转口贸易的中转地,这也是海丝腹地重要的商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