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岛语族史前文化”系列论丛·
10. 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的考古学证据（上）
最早由语言学形成的南岛语族的概念对考古研究来说是一个楔子，因为南岛语族是由语言学研究产生族群概念，无论是语言还是人类基因在交流与传播中都可能存在延时性和强烈的不确定性，也就无法真正反映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时空脉络。而史前先民的遗存是人群迁徙、文化交流的物质存在，但是考古学文化并不一定对应单一族群，同一族群随着时间和生活环境的变化，可能产生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此在考古学视野下开展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有必要厘清相关概念。
(一)考古学视角下南岛语族定义的思辨
目前广泛使用的南岛语族实际上是一个基于语言学的狭义概念，语言学、人类学、遗传学的研究则显示南岛语族地带各族群有相似的文化特质，存在超越族群的文化共同体，“南岛语族”的概念被注入族群与文化的内涵。有研究者在认识到南岛语族的起源不在现今分布范围内时，衍生出将早期的祖先人群称为“原南岛语族”的概念，但是这种称呼割裂了南岛语族人群的整体性。因此，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应定义广义上的南岛语族，即：南太平洋及其沿海地区具有向海洋、岛屿迁徙行为的所有人群以及原住民。拉皮塔文化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最重要的早期考古学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1600年至前500年，因此探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时间约为我国先秦时期。与之相应的，考古学上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内核为：南太平洋及沿海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
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一个文化交流过程，并不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整体迁徙。因此其起源与扩散模式应具有以下特征：非线性：人群的迁徙和文化的交流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非线性的模式。
非单向：南岛语族向外迁徙的最早阶段应该存在不断往返的过程，并非持续性地向外扩张。到了拉皮塔时期则是完全不同的模式，是人群在高度发达的航海技术的支撑下，不断扩大空间利用范围。
多地区及长时段：人群移动并不是单一的点对点模式，扩散的趋势可能在很多地区不同时段发生。南岛语族以台湾岛为跳板向外扩散的证据和研究基础更加成熟，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浙江、珠三角地区，以及同样具备类似条件的海南。近年海南的史前考古已取得重大进展。
单一线性的理论无法厘清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过程，至少我们认为目前学术界最为主流的闽台起源说中，台湾岛并不是唯一途径和跳板，不能忽视中南半岛的陆上路线。作为陆地生物的人类，海洋迁徙应该不是唯一途径，此路线同样有多种迁徙途径。
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一波波的浪潮，抑或称之为趋势，是海洋性逐渐产生并且扩散的趋势。这种特性生根于整个东南区域的史前文化中，反映在空间利用方式、居址特征、器物组合特征、动植物资源利用种类和方式，乃至宗教、审美等精神表达等方面。
几乎不可能确定某一个遗址或者文化就是南岛语族的最早源头，因此我们所有的发现都是在这个趋势中间的节点。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研究，既要溯源也应寻踪。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如此长时段、长距离、大范围的迁徙，文化因素的延续、保存、传承、改变、消失、滞后的比例无法确定，因此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复原这段历史。
语言学家尝试利用历史语言学、语言年代学，或拟测原南岛语词汇继而归纳“古南岛人”生存环境、文化特质的方法探讨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受材料和方法所限，这些研究未及随时间而变迁的自然环境、聚居地、文化等，缺少文化传播与人群迁徙的实证。考古学领域内应该更加关注建立更加高分辨率的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更加全面提取遗址的各类信息，而非仅着力于传统的器物特征、类型的分析。因为我们无法判断某个遗址的人群是扩散还是返回，应更多地考虑遗存反映的人类生存模式及其在南岛语族迁徙浪潮中的位置，避免将单个遗址的文化特征与南岛语族起源和扩散直接关联。
考古学可以使用地下埋藏的遗物遗迹独立复原人类生存的历史，探索人类演化过程中的生业形态、行为模式、社会组织程度、意识形态等等。研究过程中如果能够正确、充分、合理地利用语言学、人类学、民族学、分子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则能够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在此过程中，考古学者不必也不应该使用研究结果印证或对应语言学及其他学科的结论，即使观点相左也并不会影响考古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二)台湾海峡两岸的考古学认识
台湾岛为中国第一大岛，处于东海大陆架南部边缘，原属陆地，因构造运动和海平面升高形成岛屿。以地缘视角，台湾海峡两侧的文化应属同一体系，考古发现与研究结果亦表明，两岸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存在紧密的联系与交流。若将视野拓至整个南太平洋地区，台湾海峡两岸已成为考古学视角下探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这一世界重大学术问题的关键区域。
中国关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学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张光直提出南岛语族很可能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当时我国南岛语族相关考古研究主要由台湾地区学者开展，大陆并无直接的相关研究。直到21世纪，福建及邻近沿海地区的考古学者才开始有意识地将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与南岛语族溯源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但以林惠祥在福建调查并发表关于中国东南的典型陶器、石锛等器物向海洋扩散的研究为发端，我国用考古学视野思考人类向海洋扩散的文化历史，历程已近百年。史前文化自中国东南沿海向海洋扩散与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过程应该就是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历史。梳理海峡两岸史前考古学发现与研究历史，将为我们探索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1.福建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尽管未开展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但调查和采集成果已为后来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指示性成就。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壳丘头、黄瓜山等遗址的发掘，福建沿海地区确定了几个文化面貌清晰的考古学文化。
1991年关于壳丘头遗址的发掘简报，明确了壳丘头文化是福建新的文化类型，也是福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研究者将其与昙石山文化对比，认为二者在生产工具的种类、石器、骨器等制作技术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也有很多文化因素的共同点，如陶器的类别，特别是昙石山早期遗存中的红衣黑胎夹砂陶、贝齿纹、戳点纹等与壳丘头存在关系，二者可能存在文化上的承继关系。壳丘头文化主要遗迹为贝壳坑，具有明显的闽海地域特征，文化堆积不厚，遗址规模较小。
壳丘头文化的同类遗存发现于福建沿海和部分岛屿，包括金门富国墩、平潭南厝场、闽侯白沙溪头底层及金门金龟山遗址等。
随着黄瓜山遗存的发现与研究，文化的内涵与分布可立为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其与昙石山文化目前还无法判断是否有直接的渊源。黄瓜山文化主要分布于闽江下游及闽东沿海地区，目前经科学发掘的遗址有霞浦黄瓜山遗址、闽侯庄边山遗址上层和福清东张遗址的中层。该文化曾有过不同的命名，如“东张中层类型”“庄边山上层类型”等，以霞浦黄瓜山遗址的文化内涵最为单纯且遗存典型而丰富。（福建博物院:«福建考古的回顾与思考»,«考古»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丰富，壳丘头、县石山、黄瓜山等重要遗址的发掘成果逐渐显现出福建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脉络。林公务详细梳理了福建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即：距今6500一5500年的壳丘头文化、距今5500一5000年的昙石山下层文化、距今5000一4300年的昙石山文化（以昙石山中层为代表)、距今4300一3500年的黄瓜山文化（林公务:«福建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综述»,«福建文博»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福建沿海南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开展较早，但相比闽江流域，其文化面貌和序列并不清楚。东山岛大帽山遗存的出现填补了该地区5000一4300年之前的空白。鉴于其文化特色，可确定它为分布于闽南地区的一个新的文化传统，称之为“大帽山文化”，其陶器与壳丘头文化存在一定共性，比如都以夹砂陶为主，锯齿状压印纹、绳纹、刻划纹比例较高等，年代上早晚有别，可能存在承继关系。（范雪春、林公务、焦天龙: «福建东山县大帽山贝丘遗址的发掘», «考古» 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陈兆善梳理该区域历年尤其是1985年郑辉等的调查发现，认为该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承继、演化、交流仍不明确，但年代上有一定序列，即：富国墩文化一腊洲山遗存一大帽山遗存一鸟尾仑遗存。富国墩与壳丘头及大坌坑之间文化关系仍存争议，腊洲山遗存与昙石山文化差异大于相似，鸟尾仑则代表了福建南部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期的遗存。因此，闽南地区很可能与闽江下游存在两个文化发展体系，互相存在文化交流。
霞浦屏风山遗址的发现为闽东沿海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其距离和年代均接近黄瓜山遗址。相比黄瓜山上层，屏风山在陶器类型、陶色、纹饰等方面类似，但屏风山陶器以夹砂陶为大宗，黄瓜山的上、下层夹砂陶比例均较低。黄瓜山下层最具代表性的橙黄陶和硬质彩陶在屏风山出土数量较少。林公务认为黄瓜山遗址的上下两层文化内涵基本一致，区别在于上层夹砂陶比例较小，釉陶和原始瓷出现，排印纹中绳纹明显减少，栅篱纹和网格纹明显增多，彩绘陶器数量略增，纹样亦更丰富。（福建省博物馆: «福建霞浦黄瓜山遗址发掘报告», «福建文博»１９９４年第１期）因此，屏风山遗存的发现，丰富了福建沿海的新石器文化。
2.台湾地区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岛史前考古以材料的发现和搜集为主，关于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序列的研究较少，有日本学者提出台湾岛史前文化是由绳纹陶、网纹陶、黑陶、有段石斧、原东山、巨石和菲律宾铁器等七个文化层所构成的假说。（臧振华:«台湾考古研究概述»,«文博»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中国学者主导台湾地区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后，通过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掘，开始探索台湾岛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初步建立了绳纹陶一红陶一黑陶的大体发展脉络。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测年技术的发展，能够更加准确地建立文化发展序列。张光直提出台湾岛史前文化序列为粗绳纹陶一红绳纹陶一素面红陶灰黑色陶一灰黑印纹陶器。他结合古环境资料，认为海峡两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富国墩文化和大坌坑文化，二者有一致的文化特征，都为海岸文化，经济方式接近，陶器都有绳纹、贝印纹、贝齿纹等，但比例不同，可能是一种文化的两种类型。之后是以细绳纹红陶为主的一套遗存，即台湾岛中部牛骂头文化，南部的凤鼻头文化。（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大坌坑文化相关遗址的年代和文化面貌因持续性的研究而逐渐清晰。该文化亦称“绳纹陶文化”，因大坌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台湾岛西海岸，凤鼻头遗址、海岸的卑南遗址也发现有大坌坑文化的遗物。其年代在距今6000一4500年间。大坌坑文化的陶器以红褐或灰褐色为主，器形主要有罐、钵和碗。主要纹饰为拍印粗绳纹和划纹，也有彩绘和镂孔。石器包括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两种，打制石器有斧、网坠，磨制石器有锛、镞和树皮布打棒等。大坌坑文化遗址，一般面积不大，多位于河口和海岸的低台地上，从遗址堆积和出土器物判断，当时人们的生活以渔猎和采集为主，至今尚未发现有种植粮食作物和饲养家畜的明显痕迹。
臧振华将台湾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以长滨文化为代表的先农业文化阶段；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的根栽农业阶段；以北部的圆山、芝山岩遗址，中部的牛骂头、营埔遗址，南部的凤鼻头、垦丁、鹅銮鼻、卑南遗址为代表的初级农业阶段；以十三行、番仔园、茑松等遗址为代表的铁器文化阶段；早期汉文化阶段。（臧振华:«考古出土的台湾古史»,«文史知识»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李家添等认为台湾岛西海岸史前文化存在一条绳纹陶一红陶一灰黑硬陶一方格纹印纹陶的发展序列，可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大坌坑文化为代表的绳纹文化层；第二期为芝山岩文化、大邱园文化、凤鼻头红陶文化；第三期是圆山、营埔和凤鼻头灰黑陶层；第四期是植物园文化、番仔园文化和凤鼻头上层文化，方格纹印纹陶是本期最大共同特征。这四期可能受大陆华南地区史前文化的影响（李家添、吴春明:«台湾西海岸史前文化编年初论», «南方文物»１９９２年第３期），但这种结论在当时的考古发现背景下，缺乏实证支撑。
20世纪90年代以后，宋文薰、臧振华、刘益昌等学者梳理了台湾岛分区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大体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西海岸北部的时代序列为大坌坑一芝山岩一圆山一植物园，芝山岩文化是与圆山文化的早期同时并存的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芝山岩文化结束的时间早于圆山文化，叠压在芝山岩文化层之上的圆山文化应属于圆山文化的晚期。
西海岸中部时代序列为大坌坑一牛骂头一营埔，西海岸南部时代序列为大坌坑一牛稠子一大湖。东海岸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为卑南文化和麒麟文化（巨石文化）。随着新的发现不断出现，八仙洞群中的潮音洞、小马洞等发现距今58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讯塘埔文化、富山文化、大坑文化等新发现的大坌坑文化遗存逐渐完善了台湾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
台湾岛的史前文化从长滨八仙洞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至台北十三行遗址，大约可分为四个阶段，中间两个阶段从大坌坑到细绳纹陶文化被认为是南岛语族由大陆扩散至海洋的关键时期，从距今7000一2000年间的大坌坑、芝山岩、圆山、牛骂头、牛稠子等多种考古学文化，由台湾岛北部平原至中部沿海到南部地区均有分布，文化间有交流也有传承。(臧振华:«中国东南海岸史前文化的适应与扩张», «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９年第3期)
3.台湾海峡两岸考古学文化交流
日本学者最初认识到台湾岛的史前遗存与大陆存在紧密联系。鸟居龙藏曾在中国东北、内蒙古、西南等地进行考古调查，20世纪末在台湾岛考察圆山贝冢后，认为台湾岛的石器类型与中国南部、菲律宾等方面可能有密切关系。金关丈夫则认为有肩石斧、靴形石器、黑陶、彩陶、红陶等遗存均来自大陆北方。（金关丈夫、国分直一:«台湾史前时代靴形石器考», «农业考古»１９９１年第 ３期；金关丈夫、国分直一: «台湾史前时代的大陆文化影响», «国外社会科学» １９８１年第６期）还有其他日本学者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台湾岛史前文化的基底来自大陆。
1979年，大陆学者首次系统地梳理台湾岛的史前考古学研究，依当时的发现，韩起按时代早晚概述了台湾岛史前文化，包括旧石器时代的八仙洞和左镇人化石、大坌坑文化、圆山文化和凤鼻头文化、植物园文化。其中凤鼻头文化可分为红陶、黑陶、印纹和刻划纹灰黑陶3个类型。综合研究，韩起认为其中的所有阶段与华南大陆的原始文化息息相关。（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１９７９年第３期）
以大坌坑为代表的粗绳纹文化到以牛稠子为代表的细绳纹文化之间的关系，与南岛语族的扩散密切相关。张光直认为以富国墩、大坌坑为代表的史前文化是大陆东南沿海和台湾地区的土著文化，牛稠子、凤鼻头等文化是由大陆东南地区分阶段移民迁徙而来，而牛骂头遗址中细绳纹陶遗存中发现的大坌坑因素则是土著人群的传承。（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１９８７年第1辑）也有学者认为大坌坑与细绳纹陶文化有传承发展关系，大坌坑文化确为细绳纹陶文化的发展基础，但过程中明显受到大陆东南地区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影响，存在交流互动。（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许多证据显示，台湾岛的大坌坑文化与分布在大陆东南的以绳纹陶为特征的考古学文化相比，无论在器物特征还是年代上都可以归类为同一个文化范畴，因此推测大坌坑文化可能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适应沿海环境形成的文化之一。（臧振华:«考古出土的台湾古史»,«文史知识»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随着研究的深入，海峡两岸的考古逐渐引起大陆学界的重视。
海峡两岸的考古发现不断增多，臧振华梳理了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的史前考古新发现，认为距今7000一6000年，大陆东南海岸的遗存反映出海洋倾向的生业和聚落形态，向海洋扩散的过程中，考古学文化也影响到台湾地区。（臧振华:«中国东南海岸史前文化的适应与扩张», «考古与文物»１９９９年第3期）
21世纪以来，福建沿海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增多，新发现为闽台考古学文化的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壳丘头、大帽山、黄瓜山等遗址均开展了新的发掘工作。壳丘头遗址新的发掘和测年结果显示其年代早于大坌坑文化，可能是大坌坑文化的源头。（焦天龙、范雪春、罗莱:«壳丘头遗址与台湾海峡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福 建文博»２００９年第２期）大帽山遗址年代接近大坌坑文化晚期，二者的陶器在陶质、陶色纹饰和器形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在口沿和肩部饰刻划纹以及唇部饰压印锯齿状纹的方式一致，表明闽南在这一时期与台湾西海岸有密切的交流。（范雪春、林公务、焦天龙: «福建东山县大帽山贝丘遗址的发掘», «考古» 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黄瓜山遗存的认识及其分布范围愈加明晰，与台湾同时期遗址的对比素材较为丰富。（林公务: «福建黄瓜山遗址与台湾海峡两岸史前文化的交流», «福建文博» ２００３年第１期）
4.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学思索
20世纪上半叶，以林惠祥、凌纯声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角度先后论述了东亚大陆、中国台湾、东南亚群岛土著民族文化的源流关系，阐明了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史前人群就是东南亚、西南太平洋群岛土著文化群的祖先。林惠祥通过具有代表性的石锛、印纹陶等考古遗存，基本勾勒出了土著人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逐渐南迁的趋势，突破了时代的局限性。（林惠祥: «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 «考古学报» １９５８年第３期）相比国外学者，当时中国学者的视野更加广阔和客观，综合多学科的研究材料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符合近年来对南岛语族起源问题的认知。遗憾的是，由于系统编年考古材料的缺失，这些研究多基于民族学的逻辑分析，缺少文化传播与人群迁徙的实证。(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台湾岛的高山族在语言上与东南亚和大洋洲的民族有相似之处，有人认为这些民族发源于亚洲大陆，可能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起源。韩起在论述台湾岛的原始文化时，认为台湾岛原始社会与现代少数民族存在直接关系，台湾岛的考古发现是研究中国东南沿海与大洋洲古代文化的桥梁。(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考古»１９７９年第３期)张光直始终坚信中国东南地区与南岛语族的起源密切相关，富国墩和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台湾岛南岛语族的祖先，而这两种文化与大陆东南地区存在紧密联系，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很可能在大陆的东南海岸(张光直:«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６期；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１９８７年)
21世纪以来，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问题越来越受到海峡两岸考古学界的关注。受张光直影响，自2000年开始，中美学者合作在福建地区开始了以南岛语族起源为课题的考古研究。焦天龙、范雪春根据在福建沿海地区开展的一系列田野工作，撰写了《福建与南岛语族》，这是大陆首次系统、全面地从考古学视角探讨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问题。作者以福建为中心来探讨南岛语族在中国大陆的形成、扩散和社会复杂化进程，既全面回顾了南岛语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历史，也介绍了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文化与社会，并阐明福建史前海洋文明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焦天龙、范雪春:«福建与南岛语族»,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
臧振华认为南岛语族的祖先可能居住在福建南部到越南北部之间的沿海区域，在复杂的动因驱使下，他们沿多条路径越过南海，扩散到菲律宾及东南亚的其他海岛。(臧振华: «再论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问题», «南岛研究学报»２０１２年第1期)洪晓纯同样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南方，经由台湾岛到菲律宾之后，有多条路径向海洋扩散。（洪晓纯:«从中国东南沿海到太平洋———由考古学新证据看南岛语族史前史», 载陈光祖、臧振华主编:«东亚考古的新发现»,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２０１３年）吴春明认为语言学或民族学主导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经常忽视了华南大陆的材料，甚至对与之密切相关的华南少数民族也并未深人研究。（吴春明:«菲律宾史前文化与华南的关系»,«考古»２００８年第９期）另一方面，南岛语族“闽台起源说”割裂了华南乃至东南亚土著文化的统一性，史前、上古中国大陆东南土著与南岛语族组成了以环南海为中心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在古代汉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和近代欧洲海洋文化相继移植之前，构筑了一个巨大的土著文化共同体体系（吴春明、曹峻:«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四个误区»,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３期），因而南岛语族的起源可能不仅仅是闽粤沿海一隅。（吴春明、钟礼强: «２０世纪闽台考古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２期）起源的具体细节仍有待新材料加以完善，但由中国东南起源而扩散的理论模式迄今仍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观点。分子生物学研究中，有的个案显示了同样的结论，而有的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因此，分子生物学研究方法应用到南岛语族研究中仍存在很多争议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