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04 16:21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王东梅

 

《志愿军战歌》曲作者周巍峙

王东梅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jpg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雄赳赳,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

这首威武雄壮的《志愿军战歌》,为国人所熟悉。曲作者叫周巍峙。

周巍峙,原名周良骥,字骏伯,小名升官,1916年出生于江苏东台县。父亲周慰堂在他5岁时出外谋生。他和母亲相依为命,8岁上小学,一年多以后,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之后因为家境贫困而辍学,来到了上海。上海《时报》著名记者戈公振向他们母子伸出了援助之手。从此,周良骥称戈公振“二舅”,称戈公振的侄子戈宝权为“表哥”。几个月后,经“二舅”介绍,周良骥到上海《申报》馆当练习生。可是,每月10元的薪水无法维持一家生活,于是经常给小报写些游记之类的小稿子,赚取稿酬。

1931年年末,报馆低薪人员联名要求老板增发两个月“花红”,周良骥也签了名,第二年(1932年)即被辞退。戈公振于是将周良骥介绍给了邹韬奋,在邹韬奋的《生活日报》社筹备处当了几个月的文书。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视邹韬奋为眼中钉,阻挠《生活日报》出版,邹韬奋被迫出走欧洲考察。出走前将周良骥介绍给李公朴,让周良骥当了他的私人秘书。

周良骥每天去李家,帮李公朴剪报,整理图书,复信,整理讲话稿等等。其间,他接触社会面较宽,看到和听到社会上许多黑暗现象,联系到自身的遭遇,深深感到世态炎凉,便给自己起名“周巍峙”。意思是要与旧社会、恶势力对峙,斗争。1965年1月,周巍峙陪毛主席听音乐会,毛主席曾风趣地对他说,你这名字还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哩!夏衍同志在旁解释说:这是他在旧社会取的名字,毛主席笑了。这是后话。在李公朴家工作期间,周良骥经李公朴推荐,还为陶行知抄稿,每月另得一些报酬。陶行知听周良骥说喜爱自然科学,于是赠送他一套“青年自然科学丛书”。空余,周良骥还主动帮助科学家高士其记录、整理文稿。

自从接触戈公振、邹韬奋、李公朴、陶行知、高士其等进步人士,周巍峙从一个对旧社会不满的爱国青年,逐步成长为为党工作的革命青年。

周巍峙接触西洋音乐,可以说是偶然。他的表哥戈宝权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博学多才,还擅长吹口琴,有一本手抄的王庆勋编的《口琴吹奏法》。其中收有《茶花女》、《卡门》、《风流寡妇》等世界名曲。见周巍峙对音乐有兴趣,戈宝权热心教他吹奏口琴。高士其从美国回国时带回一架留声机和不少西洋音乐唱片,周魏峙在帮助抄稿时,听听唱片。尤其是第九交响乐,听的次数最多,也最喜爱。这使他对西洋音乐又多了一层了解,并开始大量阅读音乐方面的书籍,靠自学走进音乐殿堂。

1935年春,周巍峙参加由聂耳、吕骥等同志发起的“业余合唱队”。这是党领导下的进步合唱团体,成员大都是电影和戏剧演员及一些作家、诗人,如陈波儿、许幸之、崔嵬、丁玲、周钢鸣等。业余合唱队每个星期天在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一间不大的房子里练歌,有时吕骥和冼星海还讲讲指挥及歌曲分析等专业知识,唱的则全部是救亡歌曲和一些苏联革命歌曲。到合唱队后,周巍峙唱歌和指挥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1936年,周巍峙积极到工厂、学校教歌,还在冼星海、沙梅、盛家伦等音乐家的支持下,组织并主持了一个歌咏团体——新生合唱团,并请冼星海讲授指挥,贺绿汀、沙梅讲授作曲,盛家伦讲授声乐,塞克讲授歌词分析与创作。与此同时,周巍峙还组织纺织工人歌咏队、女子中学合唱队、为公小学合唱队、中华职业教育社歌咏团,同时在量才业余补习学校歌咏团、大夏大学歌咏团、立新会计学校歌咏队和新安旅行团教唱歌。

周巍峙(中)与志愿军战歌.jpg

周巍峙(中)与志愿军战歌

随着救亡运动发展的需要,周巍峙开始写词,创作革命歌曲,撰写音乐理论方面的文章。1936—1937年间,他谱写了20多首救亡歌曲,其中1936年谱写的孙师毅作词的《上起刺刀来》,是一首激励国民党士兵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战歌,广泛流传,成为全国军民中较有影响的救亡歌曲,后来这首歌曲更名为《守土抗战歌》。1937年,地下党员柳湜拿着王若望在狱中所写的《义勇军歌》歌词让周巍峙谱曲。他很快配上了民间最流行的曲调“卖梨膏糖”的调子。他还为曹伯韩写的鼓词《国难记》配上“扬州调”。在“业余剧人协会”排高尔基话剧《夜店》时,他根据塞克译词为剧中的《囚徒歌》配曲,后来由他指挥在高尔基逝世追悼会上演唱。他还写了一些音乐评论文章如《评〈迷途的羔羊〉》、《我们怎样纪念聂耳先生》、《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等。

在聂耳逝世一周年时,周巍峙利用他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教歌的场所召开纪念会,由业余合唱队、新生合唱团等十几个歌咏队演唱了聂耳、星海、吕骥等创作的大量救亡歌曲,会场气氛悲壮,情绪激昂。

“一二·九”以后,周巍峙在李公朴、孙师毅的支持下,于1936年7月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抗日救亡歌曲选《中国呼声集》(壮歌选),初版1.5万册,很快销售一空。10月,又再版增订本1.5万册,也被民众一抢而光。国民党特务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到处搜捕“周巍峙”,但不知道这是周良骥的笔名,对他无可奈何。后来,周巍峙又将《中国呼声集》改名为《民族呼声集》,化名为何立山编,继续出版,大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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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峙在创作

“七君子”被捕事件发生后,地下党派周巍峙去苏州监狱,给李公朴等人送书信、食品。周巍峙利用到苏州机会找到新生合唱团苏州的团员,共商进一步开展苏州救亡歌咏活动;还去无锡教育学院会见暂时到该院讲课的孙师毅,孙向周巍峙谈了如何在音乐界、戏剧界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问题,同时把中共《八一宣言》及季米特洛夫谈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报告内容转达给他,让他身体力行。

李公朴出狱后不久就决定同柳湜、桂涛声一起去华北前线做抗战宣传和慰劳,周巍峙随同。在山西,周巍峙一面接待要求上前线青年来访者,一面抓紧时间开办歌咏训练班,并安排时间到西北战地服务团、牺盟会、抗日决死队等团体去教唱革命歌曲,十分忙碌。这中间,他最大收获是,一次到火车站去欢送八路军上前线时,从战士手里要到一份用红黄油光纸油印的红军歌本。

李公朴要返回南方时,周巍峙表示愿意留在太原参加“全民通讯社”工作。因为这个通讯社是由救国会、阎锡山和共产党三家合办,由救国会出面,归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领导,主要编辑、印发华北前线的战事消息。在太原期间,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丁玲曾向办事处负责人彭雪枫要求调周巍峙去西战团工作,彭没答应。办事处迁到临汾,周巍峙正式加入八路军,任八路军驻临汾办事处秘书及学兵队音乐教官,同时又是“全民通讯社”前线记者。后来,他又奉命去民族革命大学接替贺绿汀担任音乐教官。

1938年7月17日,周巍峙由丁玲、王玉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三个月。

1938年二三月间,周巍峙来到西安,准备转去延安。此时,李公朴领导的抗战建国教学团和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李公朴想让周巍峙留在抗战建国教学团工作,但周巍峙一心想去延安,便婉言谢绝李公朴的挽留。

为了便于奔赴延安,周巍峙参加了西战团,任歌咏队指挥兼歌咏组长。到延安三个月后,即1938年10月,就被任命为西战团副主任,负责筹备率西战团去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工作。11月20日下午,他接到通知西战团立即撤离延安,接受新任务,并交待说:“彭真同志已经出发,你们去追赶彭真,随他到晋察冀工作!”于是,由西战团政治干事邵子南带队,当晚匆匆出发。出发前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送行,并赠送他一支手枪,鼓励说:“宣传抗战,不但要你们这样一个西战团,还需要千百个西战团!”

1938年12月下旬,周巍峙率领西战团跟在一二○师大队后面过敌人封锁线,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平山县焦潭庄,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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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巍峙

在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巡回演出期间,周巍峙听说唐县妇救会有个女干部,嗓音好,特别爱唱歌,很受群众欢迎。他立即去唐县下苇子村,找到了这个女干部,吸收她参加西战团。这女干部叫王昆,才14岁。后来王昆入了党,1944年和周巍峙结为终身伴侣。

1944年5月,西战团奉命离开晋察冀边区返回延安。全团人员编入鲁迅文艺学院各系。周巍峙到戏剧音乐系任助理员兼“鲁艺”文工团副团长。这一年,他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甲等“文教英雄”。

解放战争期间,周巍峙先后在联大文艺学院担任文工团团长,音乐系主任,张家口市文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局文委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文委委员,石家庄市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处长。1949年5月,他受命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去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学生和平联欢节,任青年文工团党支部副书记。归途访苏期间,他又奉命与李伯钊一起陪同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率领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提前回国,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这一年年底,周巍峙调文化部艺术局工作。

1950年11月下旬的一天,周巍峙与张光年、杨绍萱等几位副局长在局长田汉家里开会。偶然间发现《人民日报》一篇关于朝鲜战争的通讯有段志愿军战士的誓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马上被吸引住,决心把这段誓言谱成歌曲。会中,他思想开了“小差”,当场谱完曲子,回家稍加整理,就被《人民日报》拿去发表,原歌曲题为《打败美帝野心狼》,后来志愿军把它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很快在全国广大人民中流传开来。这首歌曲,气势磅礴,有力地鼓舞志愿军战士,开赴朝鲜,与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者进行战斗。

1953年,周巍峙调到中央实验歌剧院任院长。一年多时间里,新创作了三部歌剧:《刘胡兰》、《草原之歌》及《槐荫记》。1996年,周巍峙以80岁高龄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届全委会主席。2001年,他主持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并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届全委会主席、中国文联第九届名誉主席。2011年11月,又将毕生藏书全部捐献给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2014年9月12日4时34分,周巍峙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