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墨子》

《墨子》是先秦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一般认为是由墨子的弟子及其后学在不同时期记述、整理、编纂而成的。全书既记录了墨子的言行和思想，也阐述了后期墨家的学说。《墨子》的思想以功利主义为特色，以解救时弊为目的，又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宣传天志、明鬼，倡导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非命、非乐。同时，《墨子》主张经验论，拥护常识，其中的逻辑思想和科技思想在当时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是我国先秦时期这方面思想的杰出代表。

《墨子》，现存十五卷，共五十三篇，（战国）墨子弟子及其后学记述、整理、编纂而成。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一说为宋国人），墨家学派的创立者。生卒年月不详。清人孙诒让曾作《墨子年表》，起周贞定王元年（前468），迄安王二十六年（前376）；近人钱穆亦作《墨子年表》，起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迄安王二十一年（前381）；而胡适则认为墨子大概生于周敬王二十年至三十年之间（前500至前490），死于周威烈王元年至十年之间（前425至前416)。墨子在《史记》中未列专传，仅于《孟子荀卿列传》后附带提及，其文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墨子的师承关系也不太清楚，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加之他生于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早年应该受过儒家的影响，后因不满儒家思想，所以自创墨家学派，并处处与儒家立异。由于墨子的出身可能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且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故其思想极端重视现实的功利，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可以视作当时小生产劳动者思想的代表。

墨子是一位热心救世的实干家，带领弟子、门人常年奔走于齐、鲁、宋、楚、卫、魏诸国之间。据《墨子·公输》篇记载，公输般为楚国制造了一种攻城云梯，准备攻打宋国。墨子听说后，星夜兼程赶往楚国郢都，与公输般辩论，说服了公输般。之后，他又向楚王宣传“兼爱”“非攻”的思想，并告知其在宋国的备战情况，使楚王放弃了攻宋的打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止楚攻宋”的故事。在这方面，就连反对墨子最厉害的孟子也说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

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当时有“非儒即墨”之称。如《韩非子·显学》篇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比较特别的是，墨家不仅是一个重要学术流派，同时也是一个拥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和宗教团体。其首领称为“巨子”，一般成员称为“墨者”，墨者的行动必须服从巨子的指挥。故《淮南子·泰族训》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等三个学派。秦汉以后，墨家迅速衰落，其思想也逐渐湮没无闻，并且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学说和思想派别。直到清代中后期，随着考据学的深入发展，墨家的经典和思想才重新被学者所发掘、整理和研究。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墨子》中的科技、逻辑、政治思想又开始受到学者的重视。

《墨子》可以被视作先秦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总集，《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现仅存五十三篇。全书的主要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主要记载墨子的言行，可能由墨子的弟子所记；第二部分包括《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主要阐述墨子的学说、思想，可能是墨子的门人、后学所作；第三部分包括《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六篇，也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学者一般认为是战国后期墨家的作品；第四部分则为《备城门》至《杂守》共十一篇，讲的是守城兵法。此外，尚有个别篇章或许为别家作品窜入或后人伪作。

尚俭节用，兼爱非攻，以功利为衡量一切行为价值的标准，是墨子思想的最大特征。在他看来，凡事物必有所用，言论必可以行，然后才具有存在的价值。由于墨子的出身和生活环境比较接近社会下层的劳动者，所以特别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人与禽兽的不同之处正在于人必须依靠劳动才能获得生存。所以他说：“今人固与禽兽、麋鹿、斐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糜鹿、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

从这点出发，墨子认为人们只有努力劳动，才能维持社会的存在。“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七患》）劳动者之所以要强力劳动，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非命下》）故而不敢倦怠。墨子不仅要求下层的劳动者要努力劳动，还要求上层的统治者也要努力工作，励精图治。因为“君子不强听政即刑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非乐上》）只有社会上下都强力劳动，才能使国家富强。

由此可见，墨子并不反对阶级差别和阶级统治。但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治者的统治，使社会生产能够持续和发展，一方面要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另一方面必须“尚贤使能”，利用贤人来治理天下。墨子主张的“尚贤”就是要打破当时以血缘为标准的世袭制度，将政权向下层人士开放。在他看来，“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尚贤中》）所以不管出身贵贱、血缘远近，只要有才能者都可以得到官位，享受富贵。

在“尚贤”的同时，墨子又提出了“尚同”的政治思想。简单的说，“尚同”就是要求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思想。墨子主张“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尚同上》）自天子以下，从三公、诸侯到乡长、里长，也都选拔贤者担任。而人们要以上级长官的是非为是非，自下而上，逐层统一，做到“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尚同上》）这样，就使天下百姓的思想和行动全部统一于“卿长”“国君”“天子”，进而上同于“天”，从而克服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混乱局面，达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尚同上》）的理想情况。

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十分有限而又分配不均，广大劳动者经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进而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因此，墨子提倡勤俭节用，反对贵族统治者的奢侈浪费。他说：

古者圣王制为节用之法，……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古者圣王制为饮食之法，曰：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五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古者圣王制为衣服之法，曰：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

在墨子看来，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只需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就行了，其他的一切都属于铺张浪费。

同样，对于墨子来说，一切的个人行为、社会活动和风俗习惯，只有直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家的强大和人民的富裕才是有价值的，否则皆为无用或有害，都应当废止。因此，墨子反对厚葬，主张节葬短丧。在他看来，厚葬久丧是“辍民之事，靡民之财”，将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节葬下》）

正是基于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墨子提出了著名的“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在他看来，一切的奢侈浪费、浮华享乐，虽然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还不是最大的危害。最大的危害在于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争斗，无有宁息，而其根本原因则由于人的“不相爱”。人人都知道自爱其身、自爱其家、自爱其国，而不爱他人之身、他人之家、他人之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提倡“兼爱”，也就是爱人如己，所有人都毫无分别的爱一切人：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悔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兼爱中》）

值得注意的是，与儒家把爱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心理基础上不同，墨子所说的爱是建立在现实的功利基础上的。所以儒家的爱是无条件、超功利、有差等的；而墨家的爱则是有条件、讲功利、无差等的。它不是来源于内心的、绝对的“仁”，而是来自外在的、互利的“义”。“虽有贤君，不爱无功之臣；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亲士》）实行兼爱之道，不仅对他人有利，而且对自己有利，这才是兼爱的基础。故曰：“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

墨子提倡“兼爱”，自然要反对战争，主张“非攻”。在他看来，战争是“夺民之用，废民之利”，（《非攻中》）因而是不义的。一旦发生战争，不但会造成大量士兵的死伤，而且影响农业的生产，导致百姓衣食不足，饥寒而死。墨子接着指出，耗尽本国百姓的生计之财，去攻伐无罪之国，并且砍伐他国的庄稼、树木，破坏其城池，焚毁其祖庙，残杀其人民，抢夺、杀死用作牺牲的牲畜，既不符合天的利益，也不符合鬼的利益和人的利益。因此，战争实乃天下之大害，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必须停止战争。

前面曾经说过，墨子崇尚“强”“力”，所以他坚决主张“非命”。在他看来，决定国家的兴衰、治乱和人们的地位、命运的，不是先天的“命”，而是后天的“力”。“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七患》）如果一味的迷信“命”，认为一切皆为命中注定，就会造成赏罚失效，政治混乱，生产荒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非命上》）

墨子虽然强调人力，反对宿命，但又设计出一个高高在上，能够赏善罚恶的上帝和鬼神来统治人世，从而提出了“天志”“明鬼”的观点。墨子认为，人世间的法度不是由人自己发明、制定的，而是来源于高贵、全知的“天”，因此必须绝对的服从。这就是“天志”。“顺天之意，谓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谓之不善刑政。故置此以为法，立此以为仪，将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与不仁。……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顺也。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天志中》）“天”还能主宰天子，随时监督天子的行为。“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天子赏罚不当，听狱不中，天下疾病祸福，霜落不时。”（《天志下》）可见，“天”是宇宙中的最高主宰，“天”的意志是人的一切言行的最高标准，是良好的政治和道德的根本保障。

同样，正是因为“天”有如此大的力量，所以人世间的赏善罚恶也要靠上帝和鬼神来执行。在墨子看来，鬼神有着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威慑警戒的功能。且“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于聋瞽”。（《耕柱》）由于鬼神是无所不在的，人们做得任何坏事都逃不过它的眼睛，所以人们自然会心存畏惧，不敢胡作非为，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治理。

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墨子的思想中其实隐含着深刻的矛盾性。他一方面要求选贤任能，一方面强调尚同服从；一方面追求兼爱、平均，一方面主张专制集权；一方面强调人力、“非命”’，一方面宣扬“天志”、鬼神。李泽厚认为，这些矛盾性正是分散、脆弱的小生产劳动者双重性格的典型表现。他们既重视眼前的利益，一切以现实的物质的功利为根本基础，同时又强调互助互爱，甚至可以为此牺牲自己。他们所期望的理想社会，既可以表现为博爱的乌托邦，也可以表现为现实的专制制度；既可以是在生活经验基础上的清醒的积极态度，也可以是沉溺在宗教观念中的迷醉的狂热精神。实际上，在《墨子》一书的思想中，这两方面是兼而有之的。

“三表法”是《墨子》在逻辑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贡献。墨子认为，判断各种知识、言论的是非对错必须要有一定的标准，而“三表发”就是墨子总结出来的判断标准。所以他说：

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

这就是说，判断知识、言论是非对错的标准有三条，一是关于古代圣王的历史记载，二是百姓耳闻目睹的亲身经验，三是国家人民的现实功利。凡是符合这三条的，就是对的；不符合这三条的，就是错的。

战国中期，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逐渐兴盛起来。他们专门研究名实问题，提倡相对主义，热衷辩论，好为“怪说奇辞”，其所持观点都与人们的常识相矛盾，所以也被称为“辩者”。冯友兰认为，墨家注重实用，拥护常识，其《墨经》之作正是对于辩者之学的反动。后期墨家在继承墨子思想的同时，也受到名家的影响，并在与名家的往复争论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墨辩逻辑学。

《墨经》考察了人们知识的来源与种类。《经上》云：“知，闻，说，亲，名，实，合，为。”其中，“闻”“说”“亲”就是指知识的三种来源。《经说上》进一步解释道：“知，传受之，闻也。方不障，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也就是说，“闻知”是由别人传授而来的知识，“说知”是由推理而得来的知识，“亲知”是由亲身经历而得来的知识。“名”指名辞概念，“实”指实际事物，“名实耦”指名实相符，“为”则指有意志的行动。

《经上》篇将“名”分为达名、类名和私名三种。其中，“达名”是最一般的概念，如“物”；“类名”是反映一类事物的概念，如“马”；而“私名”则是具体的单独概念，如名叫“臧”的这个人。

《墨经》十分强调“以名举实”，也就是名实相符，概念与对象相一致。因为名所反映的不仅是事物的表象，还包括它的本质或属性。“知其所知不知，说在以名取。”（《经下》）知与不知的区别，就在于能否以名举实。从根源上说，名由实起，名、实统一在实，所以必须以实正名。

《墨经》还研究了逻辑判断的一些不同形式，如“尽”、“或”、“假”、“必”、“且”等。比如，他说：“尽，莫不然也。”（《经上》）就是说“尽”在这里是一个全称肯定判断。“或也者，不尽也；假也者，今不然也。”（《小取》）就是说“或”是一个特称判断或选言判断，而“假”则是假言判断。此外，还有必然判断和“将然”判断等的形式。

就判断而言，《大取》认为“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其中，“故”是事物的原因、条件和根据。“故”又分为“大故”和“小故”。“大故”相当于充分必要条件，“小故”相当于必要条件。“理”就是“法”，指事物之理和立说的论据。“故”、“理”、“类”三者是判断的基本前提。只有条件、理由充足，按照正确的推理规则，遵守类概念的原则，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就推理而言，《小取》提出了“或”、“假”、“效”、“辟”、“侔”、“援”、“推”等几种推理方法。他说：

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小取》）

其中，“效”是建立一个推理的标准或公式，它对于一类事物中的任何个体都有效。“辟”是比喻，即以它物说明此物。“侔”是以它辞说明此辞。“援”是类比，引用对方承认的观点、命题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推”是一种归谬法的类比推论。

在墨家那里，“辩”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辩”就是彼此争辩，所谓“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经说下》）而广义的“辩”则要求“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小取》）其最终目的还是为国家、社会的现实功利服务。“辩”的基本原则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应该说，战国后期墨家的墨辩逻辑学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全面的理论，既以之反驳名家的诡辩论，攻击其他学派的学说，也用来为自己的功利主义思想作辩护。

今本《墨子》最早当为汉代刘向所校定，著录于《别录》。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均据此。晋惠帝时，鲁胜曾作《墨辩注》，可惜已经失传，仅存其《叙》。清代以前，以明正统张宇初道藏本《墨子》和明嘉靖唐尧臣刻本《墨子》为善本。清代中后期，《墨子》研究兴起，陆续涌现出一批注释、阐发墨学的著作。其中以毕沅的《墨子注》和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最有代表性。近人所注《墨子》，则以吴毓江的《墨子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和谭家健、孙中原的《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为较善，可供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