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庄子》

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生活在宋国穷闾陋巷的庄周，布衣草鞋，糁汤野菜，不官不僚，向往自然，蔑视礼法权贵而倡言逍遥自由。所著《庄子》一书，是道家、道教的一部重要典籍，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该书以“寓言”“重言”“卮言”为主要表现形式，行文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瑰丽诡谲，立意玄奥，意出尘外，耐人寻味，是先秦诸子文章的典范之作，越两千三百年以迄今，一直为后人传诵不已。

《庄子》(又称《南华经》)，全书原有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战国)庄周著。

庄子（前369—前268），名周，战国间宋国蒙人，是我国先秦时期著名的思想界、哲学家，也是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马夷初曾作《庄子年表》考证：庄子生于周烈王七年（前369），卒于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68），与孟子的年代约略相当，曾做过蒙地漆园的小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拓》《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的确是高度概括了庄子的思想特色、学术渊源、文章风格与处世境遇。

庄子家贫，住在“穷闾陋巷”，经常瘦的“槁项黄馘”，不时得要靠“织履”才能维持生计。他见魏王时，穿的是打了补丁的布衣，实在饿得没有饭吃的时候，也曾经向监河侯借过米。这些生活情形散见于《庄子》的外、杂篇中，大概是庄子的门人记录下来的。

可是即便这样，庄子也不愿意出来做官，以换取富贵。据说，楚威王听说庄周贤能，派使者带着丰厚的礼物去迎请他，答应任用他为国相。庄子笑着对使者说：千金是重利，卿相是尊位。但您难道没见过郊祀之上用作牺牲的牛吗？喂养几年之后，披上彩绣锦缎，被赶入太庙祭祀。到了那时候，即使想做只孤独的小猪，难道还可能吗？请您马上离开，不要玷污了我。我宁愿在污浊的水沟里游戏玩耍，自得其乐，也不愿受国君的约束。我终身不做官，以此快慰我的心志。由此可见庄子对于政治的厌恶之情。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传统的旧制度逐渐崩坏，残酷的新制度正在形成。生产和消费的巨大增长，使得人们的财富和欲望也随之不断累积，赤裸裸的剥削和压迫愈演愈烈，这一切反映在社会现实中，便是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民不聊生、诡诈横行。这样的社会背景使得庄子对他所处的时代感到极度的失望。在他看来，统治者是窃贼，王权、仁义都是脏品，圣哲不过是“胥易技系”的家奴，而一切关于现实问题的争论，也就如同猪身上的虱子在互相争肥瘠了。所以庄子感叹：“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胠箧》）庄子不仅揭发了当时统治者的贪婪，“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窍之”，（《胠箧》）而且严厉抨击了当时统治者的残暴，“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人间世》）因此，庄子深知为官之难，“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人间世》）故隐居不仕，只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

《庄子》与《老子》并列为道家学派和道教的经典。《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魏晋流行至今的通行本仅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自宋代以来，学者多以为《内篇》语言风格接近，思想连贯，自成一体，为庄子自著；而《外篇》和《杂篇》多出自庄子的门人后学之手。但今人也有反其道而行者，力证《外篇》与《杂篇》才是庄子自著。不管怎样，我们都可以把《庄子》视作庄子及其学派的思想资料。

《庄子·天下》篇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又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寓言》）可见“寓言”“重言”和“卮言”三者为《庄子》的主要表现形式。据郭齐勇对这“三言”的解释，所谓“寓言”，就是言在此而意在彼，借助他人、他事、他物来论述作者自己的道理。我们在《庄子》中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庖丁解牛”、“井底之蛙”“朝三暮四”“螳臂当车”的寓言等等。所谓“重言”，是指借重古圣先哲或当时名人的话，亦或另造一些古代的“乌有先生”来谈道说法，让他们互相辩论，或褒或贬，以阐述庄子自己的主张。关于“卮言”则有两种说法。一是将“卮”解作洒器，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如此“卮言”即是无心之言或酒后之言，没有很强的主观性。一是将“卮”解作漏斗，所谓“卮言”就是漏斗式的话。漏斗空而无底，隐喻无成见之言。正是由于《庄子》一书的想象无边无涯，含义无穷无尽，将深奥玄妙的哲理与生动具体的形象熔为一炉，故能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并激发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各种创造性的解读。

庄子虽与老子同为先秦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且庄子极为推崇老子，将其视为“古之博大真人”，（《天下》）但二者的思想仍有明显的不同。李泽厚认为，老子是积极问世的政治哲学，庄子则是要求超脱的形而上学。与老子相比，庄子很少真正去讲“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而是关注齐物我、同生死、超利害、养身长生的问题。而陈鼓应则指出，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在内涵上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一则，老子所说的“道”，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意味较重，而庄子则将其转化为心灵的境界。再则，老子特别强调“道”的“反”的规律，以及“道”的无为、不争、柔弱、处后、谦下等特性，而庄子则全然扬弃这些概念而求精神境界的超升。

从本体论或宇宙生成论的意义上来说，庄子所说的“道”与老子有相似之处，可以看作老子“道”论的继承和发展。在《知北游》中，庄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秭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

在常人的想象中，不免将“道”视为神圣的、高不可攀的东西，而庄子偏要说“道在屎溺”，就是要告诉大家，“道”具有普遍性，内在于万事万物之中，没有一物可以例外。“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天道》）可见，“道”是无大不包，无细不入，贯穿万物，囊括天地的，而万物则以这样的“道”作为自身存在的根据。

“道”虽然存在于万物之中，但它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又是先天地而生的，不能为人们直接感知的。所以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这表明了“道”是无所不在而又万古长存的真实本体。它先于天地，早于万物，高于一切，甚至连鬼神、天地都是由它创造的。它独立自足，不依赖于外物，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而且它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是感官所不能感知，思辨所不能认识，语言所无法表达的，唯有通过心灵的体悟方能契会。正是因为庄子领悟到“道”的这种特性，难怪他要热情的高呼：“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戾，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此之谓天乐。”（《天道》）

“道”最大的功用便是化生万物，养育万物，使万物各得其所。庄子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生成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天地》）“泰初”即是“太初”，指的是宇宙混沌的本原。因其混沌，故称之为“无”。“无”也就是“道”。无名无形的“道”时刻在运行化生，于是产生了“一”。这个“一”是形容“道”在创生活动中向下落实一层的未分状态，相当于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中蕴涵了阴阳两种元素，且二者彼此相抱，流行无间，称之为“命”。元气之中，阴阳互感，冲气激荡，便产生了“物”。万物生成后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就称为“形”。形体保有精神，各有轨则，便称为“性”。庄子的这套宇宙生成论，显然是受到《老子》第四十二章论宇宙生成的观点的影响。

在《渔父》篇中，庄子还借孔子之口说道：“且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可见，“道”是万物的根本，是万事万物生存、运行的法则。所谓“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知北游》）

“道”虽化育天地万物，却不将万物据为己有，而万物也依据其内在具有的“道”，自由、自发的运动、发展。故庄子说：“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道是永恒的、运动不息的，而万物则是暂时的、方生方死的。然而，万物的生死变化却又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了“道”的规律性。因为万物的变化发展并不依靠外力的作用，而是根据自身的内在规律而自行变化的。所以“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循道而趋，已至矣”。（《天道》）这恰好体现了老子“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

一般的事物总是彼此分别、相互对立的，而“道”则是一个整体，是包罗万有、圆融无碍的，超出了一切的对立关系。“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齐物论》）所以庄子说：“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正是由于人的各种主观成见，才使得“道”的整体性、全面性被局部的成就和浮华的言辞所遮蔽，使人难以认识“道”的真实面目。

由于一般事物是相互对立的，庄子特别注意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所以《齐物论》中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使事物变得彼此无别，一切对立都是不真实的。因此，在庄子看来，一切的价值判断都是虚幻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秋水》）而当时各家各派关于是非、真伪的争论也是拘于一偏之见的意气之争，“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

在庄子看来，“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莚与楹，厉与西施，恢恑谲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这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原因与价值，个体的禀赋与命运虽千差万别，但无论有什么样差别，哪怕截然相反，在“道”的层面上却是并无亏欠，万物齐一的。因此，只要避免人为的干预，放任自然，万物自可各尽其用，各遂其性，从而实现自己的意义与价值。

庄子虽然讲了这么多关于“道”的道理，但正如李泽厚所说，庄子的主要兴趣恐怕并不在于论证宇宙的本体，也不在于探究自然的生成和演化，因为这些问题在庄子看来意义不大。他之所以讲“道”，讲“天”，讲“自然”、“无为”，如同他讲了那么多的寓言故事一样，都只是为了要突出的树立一种理想人格的标本。所以庄子讲的“道”与其说是自然本体，不如说是人的本体。他强调的是人的本体存在与宇宙自然存在的同一性。

在庄子看来，这种人的本体存在．摆脱了一切的“物役”，因而获得了绝对的自由。它是无限的、完满自足的、绝对待的，用庄子的比喻来说，是“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而不能伤，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这就是庄子所说的“至人”“真人”“神人”，也是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若想到达这种境界，实现与道同体的理想人格，就必须顺应自然，安时处顺，离形去知，摆脱利害计较、人我分别和主客对立，以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庄子又讲了一个故事：

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几其果为圣人乎？不然，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亦易矣。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

庄子在这里所说的是体道的几个层次，其关键则在一个“外”字。不论是“外天下”，还是“外物”“外生”，都是一种舍弃和超越，通过摆脱物欲和执着的束缚和障蔽，反求诸己，从外在的、盲目的我转向内在的、本真的我，进而使心灵呈现清净洞彻的状态，体悟绝对的“道”，自然可以达到“无古今”和“不死不生”的境界。

由此可见，庄子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并不是某种人格神；而是一种与道合一的理想人格。其哲学思想虽然看起来玄妙神秘，强调对于世俗的超越，最后却并未导向宗教经验和宗教实践，而是以某种审美态度为指向。他要求对整体人生采取审美观照的态度，超脱利害、是非、功过的纠缠，忘乎物我、主客、人己的分别，从而让个体的小我与宇宙自然的大我合为一体。这就是所谓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知北游》），“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这也就难怪李泽厚要将庄子哲学的实质归结为美学了。同样的道理，庄子虽然在表面上讲了许多超脱世俗、冷酷无情的话，却并不像某些宗教那样否定或厌弃人生。有心的读者若是仔细品味《庄子》，相信定能从庄子思想的深处发现其对于自然、人生深深的眷恋与爱护。

《庄子》的历代注本很多，隋唐之前流传的注本主要有晋司马彪、崔譔、向秀、郭象等人的注本。其中，以郭象《庄子注》为最著名，且流传至今，其余则大多散佚了，今本《庄子》就是郭象编定的。此后，比较流行的注本还有唐陆德明《庄子释文》、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明焦竑《庄子翼》、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和王先谦《庄子集解》等。台湾严灵峰编辑的《无求备斋庄子集成初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版）收录的《庄子》注本有64种，《无求备斋庄子集成续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收录的《庄子》注本则达73种。今人所注释的《庄子》，以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为较善。另外，钟泰《庄子发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对《庄子》三十三篇，逐章逐篇，细为辨析，一字一句，详为考证，从而提出了《庄子》一书，不属于老子道家一派，其“内圣外王”之学，实渊源于孔子儒家而为孔门颜渊一派之传的观点。其作为庄子研究另一派观点的代表，亦可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