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三国志》
《三国志》是记载三国鼎立时期比较完整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四部，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全书取材精审，剪裁得当，考订详实，叙事可信，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约优美的文辞，绘制了一幅幅生动的三国人物肖像图。因此，它不仅是一部传统史学名著，也是一部十分出色的古典文学作品，备受后人的推崇。
《三国志》六十五卷，（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
陈寿(233—297)，宇承诈，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西晋时期杰出的史学家。《晋书·陈寿传》称他：“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由于他在政治上的不得意，遂倾一生心血于史书著述。
入晋后，司空张华爱其才，荐为佐著作郎。武帝太始十年(274)，编成《蜀相诸葛亮集》，升为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武帝太康元年(280)，开始搜集魏、吴、蜀三国史事。当时三国之中，魏、吴皆有史官记事撰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而蜀则未立史官，仅有谯周《蜀本纪》。 陈寿主要取材魏、吴旧史书及蜀国的残篇断文，开始撰写《三国志》，至太康十年(289)完成。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相传夏侯湛当时正在编写《魏书》，见到陈寿的《三国志》，自愧不如，乃将自己的书稿毁掉。
《三国志》书成之后，司空张华又准备举荐陈寿他为中书郎，但为荀勖所妒忌，横加排挤，迁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不久，由于杜预的复荐，任御史治书，以丁母忧去职。又因不归葬其母，再被贬议。后来，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而亡。据《晋书·陈寿传》记载，陈寿还撰有《益都耆旧传》（一作《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可惜原书现均已佚，部分散见于唐宋类书及注书征引之中。
《三国志》全书凡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四部，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该书虽为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但与其它纪传体书相比，则仅有“纪”、“传”，而无“表、志”。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三国的地位有轻有重，度量权衡，既为三国各立一书，又特尊魏为正统。故《魏书》前四卷称纪，对魏的君主称帝，叙入纪中，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 作为全书之纲。《蜀书》、《吴书》有传无纪，对蜀、吴君主则只称主，叙入传中，《蜀书》则记刘备、刘禅为“先主传”、“后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 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晋接汉，以刘备为正统；司马光作《通鉴》以魏纪年，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以蜀汉纪年；宋人萧常作《续后汉书》，元人郝经也作《续后汉书》，明代谢陛又作《季汉书》，都是要否定陈寿尊魏为正统的历史观。实际上，陈寿将东汉年号下二、三十年间的历史写入《三国志》中，表明并不留恋徒具空名的东汉王朝。为曹操立纪，而用汉家末帝献帝的年号编年记事，说明重史实，而轻名分。《三国志》虽为魏帝立纪，但并不以吴、蜀为僭伪。当吴、蜀既灭，晋朝人士目其为伪朝之时，陈寿却将其与魏并称“三国”，各写一书，不相统摄，又在吴、蜀帝王传中编年纪事，也都是按年经事纬的方式记述的，与“本纪”完全相同，只是名义上不是“本纪”而已。这是符合当时历史情况的。清人钱大昕的《三国志辨疑序》就评曰：“夫晋之祖宗所北面而事者，魏也。蜀之灭，晋实为之。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唯不伪之，且引魏以匹二国，其秉笔之公，视南董何多让焉。”(《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钱氏此论，当属公允。
《三国志》的主要优点在于，比前史更精密，全书前后贯串，事不重复。见于《魏书》，则《吴书》，《蜀书》不重出；见于《吴书》《蜀书》，反之亦然。且取材精审、行文简明，品题人物也颇多见地。如评曹操：“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评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土，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评诸葛亮：“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这些论断，褒贬鲜明，令人信服。在论裁士人的品行器度和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训上，也总是不忘以中正官的口吻品评，论其姿貌、声音、气量、才识，无不栩栩如生。描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干略，武将的威猛，形象传神，跃然纸上。
魏晋时期，私家修史虽多，但在记载三国历史的一些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从而保留了许多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例如：《魏书》的《张鲁传》、《蜀书》的《刘焉传》，保存了东汉以来的“五斗米道”的原始材料；《魏志》的《华佗传》，记载了汉代医学的突出成就；《魏书》的《张燕传》，记述了黄巾起义后张牛角继续斗争的史实；《魏书》的《东夷传》中，则具体叙及乌丸鲜卑、高句丽、甚至日本人的社会生活情况。
由于《三国志》的这些优点，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朝与时人们的好评。据《晋书·陈寿传》记载：“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南朝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史传》篇中也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这就是说，那些同类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清人钱大昕《三国志辨疑序》中云：“三国介汉晋之间，首尾相涉，垂及百年，两史有违失者，往往赖此书正之……予性喜史学，马、班而外，即推此书，以为过于范，欧阳。”可见钱氏对陈寿的高度推崇，主要是因其见闻广泛，叙事可信。
当然，陈寿以同时代人的身份修史，亲身见闻，可信真切。但当代史料尚未全出，恩怨尚未全消，的确难免事实不足，褒贬不便。因此，该书中时有曲笔，多所回护。例如：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说：“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凿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始雪。”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的疵护。
《三国志》的最大缺憾应该还在于叙事过于简要，因此，后来裴松之为之补注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北朝时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他出身士族官僚，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立身简素。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裴松之任殿中将军。义熙初，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等。入宋后任太子洗马、中书侍郎、国子博士等。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宋书》卷六十四《裴松之传》说：
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云：“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由此看来，裴松之注《三国志》的确与其他《史记》《汉书》等注本不同。史汉旧注，多注重考订制度，解释文字，标明地理，辨析名物等等。裴注则在偶注制度、文字、地理、名物等基础上，更注重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从而开辟了注释史书的一种新的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
所以说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网罗丛残，搜辑遗逸。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史料达二百余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且所引证的史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而绝大部分被引用的原始材料至今已经亡佚，有赖裴注所保留者，则尤显珍贵矣！因此后人常说，读《三国志》，一定要把裴注当作正文来读。
《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旧唐书·经籍志》以《魏书》为正史，归《蜀书》、《吴书》入编年。直到宋咸平六年（1003）三书才合为一书。现存最早的刻本就是宋咸平六年（1003）国子监刻本。
《三国志》没有表和志，清代以来不少学者作了补撰工作，虽然材料基本上不出原书和裴注，但经过分类排比，眉目清醒，有关地理、职官的表、志，尤为有用。这类补表补志，绝大多数收在《二十五史补编》和《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
目前通行的《三国志》刻本主要有：清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金陵活字本、江南书局刻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等。历代研究《三国志》及裴注者很多，其中尤以清代人用力最多。自顾炎武、何焯以下约20余家。民国时，卢弼汇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所作的注释、版本校勘和考证，并将其本人的注释和按语统一编纂为《三国志集解》，是可供研读者《三国志》时参考。目前颇便读者阅读的主要有中华书局的校点本（《二十四史》校点本之一），缪钺编注的《三国志选》（中华书局2009年版）、龚书铎主编《白话精编二十四史·三国志》（巴蜀书社 2012年1月版），亦可供选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