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史记》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一部。全书规模宏大，体系完备，以人物为纲、时间为纬，全面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深远，历代封建王朝所定之“正史”都是采用这种体例撰写的。同时，该书文辞精彩，叙事生动，议论深刻，形象鲜明，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著。

司马迁（前145—前86），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省韩城）人。据说自唐、虞至周，司马氏多是世代相传掌管记载历史和推算天文历法的官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

司马迁10岁时随父到长安，拜从当时的名儒孔安国诵读古文《尚书》。据说也听过董仲舒讲授的《春秋公羊传》。此后博通“六艺”，涉猎各种先秦典籍、百家杂语，研习天文、律历、地理，并知医术、占卜，喜爱文学，尤推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辞赋。20岁时，开始游历四方。南到湖南、浙江，东到山东、河南，登名山，涉大川，稽古搜遗，见识日广。返长安后，任汉武帝的近侍郎中，曾随汉武帝到过西北的平凉、崆峒（今甘肃固原），又奉使巴、蜀，南至昆明，借机考察了西南边陲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等。家学的濡染，广泛的研读，四方的游历，铸就了司马迁博古通今的学识。

汉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随侍的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见父于洛阳。其父倾吐了自己：“欲论著”的宿愿，谆谆嘱咐司马迁踵其事业。司马迁俯首流涕，立志一定禀承其父遗愿。其父逝世后，司马迁赶赴泰山，参加封禅，事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38岁的司马迁正式承袭其父作了太史令。从此有了接触汉朝“石室金匮之书” 的机会，因此而饱览了宫廷所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

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人共同参加了《太初历》的修订工作，对当时的历法进行了改革。据《隋书·经籍志·正史叙》记载：司马谈在世时，“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谈卒，其子迁又为太史令，嗣成其志。”《太初历》正式颁布后，司马迁便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由他父亲司马谈草创的《史记》撰写工作。

天汉二年（前99），骑都尉李陵率兵出击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因替李陵辩解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定了“诬罔主上”的死罪，投入监狱。由于司马迁想到自己的著作“草创未就”，如果伏法受诛，犹如蝼蚁般死去，实在“轻于鸿毛”。于是，他抱着坚持下去完成自己著作的崇高理想，毫无愠色地接受了腐刑，以免一死。在狱中的他，备受凌辱，身心俱创。诚如其《报任安书》所说：“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太始元年（前93），已经50岁的司马迁，才被赦出狱，当了中书令。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秘书，在当时论职位并不低于太史令，由于多以宦官充任，司马迁每每因此而自认为：“仆以口语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司马迁《报任安书》）在司马迁看来：“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司马迁《报任安书》）

因此，为了继续《史记》的创作，司马迁忍辱含垢，“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安书》）征和二年（前91），终于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杰出的历史著作——《史记》的撰写。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司马迁逝世，享年60岁。

《史记》一百三十卷，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共130篇，凡52万多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一部。其记载的时间之长和内容之广，是前无古人的。全书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其中：

“十二本纪”是按年代记载历代大事，包含：“《三皇本纪》《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等。其主要内容可分两类：一类是以朝代为主，如《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另一类是以帝王为主，如《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等。不论哪一类，实际都是编年史或大事记，等于全书的总纲。尤值一提的是，在司马迁看来，项羽虽非帝王，亦归“本纪”，这是因为秦亡之后，项羽封王侯，政由己出，号为霸王，处于当时实际上的统治地位，所以凡楚汉战争时期大事均见于《项羽本纪》。

“十表”是用谱牒的格式来条理历史大事，即把重要的时事及人物，按年代、地区以简明的表格标列出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年代远的用世表，近的用年表、月表。“十表”包含：“《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主要亦分两类：一类是大事年表，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年经事纬，纵横互订，实为阅读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楚之际那段历史必不可少的史料。《十二诸侯年表》中所载的第一年，即周召共和元年（前841），就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另一类是人物的年表，与列传互相补充。著名历史人物《史记》都有专传，而其余传不胜传的人物，事实亦不可没，则以表载之。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这类人物表上有名，则列传可省，眉目清楚。史表的创始，也是《史记》体例的一大特点。

“八书” 是以类纪事，分为“《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各自成篇，用以记述政治、经济、文化、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和情况，也可以说是专门史。如：《礼书》专门记载礼的特征、功能和沿革；《律书》、是将十二律与十天干、十二地支、二十八宿对应论述，并据以推算其律数；《乐书》简叙春秋至汉武帝期间若干音乐史事；《天官书》则专门记载天文学知识、天象、天文事件和星占，总结了汉代以前中国古代的天文学知识，堪称汉代一部系统的天文学大成等等。

“三十世家” ，包含：“《吳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周公世家》《燕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世家》《宋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外戚世家》《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齐悼惠王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等，则兼用编年与列传的写法，主要记载了周代各主要封国诸侯及汉初诸侯王事迹。如：鲁、卫、齐，楚等国，以其子孙世袭，故称世家。部分地位相当于诸侯的人，也列为世家。世家实际是本纪的雏形。汉初宗室如楚元王刘交，齐悼惠王刘肥，将相如萧何、曹参等亦列世家，以其实际封王封侯，传之子孙。至如孔子称世家，则因汉武帝时尊崇儒术，司马迁亦景仰孔子。陈涉称世家，则是司马迁对当时农民起义的高度评价。

“七十列传”是以人物为中心作传，分为：“《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列传》、以及《太史公自序》”等各类七十篇。《史记》列传主要记述官僚、士大夫、名人和一般平民的活动。主要有二大类：第一类是人物传记。或一人一传，如伍子胥、商鞅，苏秦、盂尝君、吕不韦等。或两人、或几个人一传，称为合传；写在合传里的人大抵时代相同，或其行事相关联，如管仲与晏婴、孙武与吴起、白起与王翦、屈原与贾谊、张耳与陈余、刘敬与叔孙通等，均二人一传；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四人合一传，因都是赵国著名将相；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四人合传，因他们的学术思想有一脉相通处。再者是类传，按人物性质合在一起，如：《刺客列传》列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循吏列传》列孙叔敖等五人；《儒林列传》列申公等六人；《酷吏列传》列郅都等十人；《游侠列传》列朱家等三人；《货殖列传》列范蠡等九人；《仲尼弟子列传》所列的人更多，是列传中列人物最多的一篇。第二类是关于国内少数民族及邻国事迹的记录，如所写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列传，亦即后代史书所谓的“四夷传“。叙述南越、东越、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等地的种族来源、风俗制度、王族兴衰及与中土的关系。这一类列传所记载的地理范围，延伸到了今日我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中亚，北至大漠，南至越南，对了解秦汉之前中土与沿边各族及汉族与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史记》的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颇为详细地介绍了司马迂自己的身世、撰写《史记》之旨意、写作经过、全书的篇目和内容、以及作者的历史观。

综观全书，实以“本纪”与“列传”为其主体，故史称“纪传体”史书。此后的《汉书》到《明史》，封建社会的所定“正史”，均沿袭了这种“纪传体”的体例。因而，《史记》堪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学的建树与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

《史记》一书，取材广泛，考真辨伪。凡汉代以前古书，司马迁无所不釆：经书，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等，都是他写史的重要材料来源。他在《史记》的许多篇章里都作了明确的说明，如：在《三代世表》中说：“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于是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在《六国年表》中说：“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在《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在《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在《五帝本纪》中说：“予观《春秋》、《国语》”；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等等。这些都表明司马迁是广泛搜集并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书籍资料来从事著述的。此外，司马迁还以自己是太史令的身份便利，查阅了汉初诏令、记功册档案资料，同时还将自己几十年来登涉名山大川，访求史迹，采访之所得，熔铸到这部历史巨著之中，从而保存了古代许多难得而珍贵的史料。《史记》在取舍材料的标准上，遵循的是“择其言尤雅者”的原则；对一时没有弄清难作结论的问题，则采取了“疑则传疑”和“疑者阙焉”的审慎态度，从而为后世的史书撰写树立了榜样。

司马迁史识高远，论断精辟，辨析入微，载记翔实。《汉书·司马迁传》赞之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全书通过对大量历史事实的叙述，较深刻地反映了汉武帝以前的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封建社会历史学家的司马迁，他能突破重农抑商的囿见，注意到社会经济问题，首列《货殖列传》；又能注意到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情况，写下了《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等等。此外，他还能注意到记载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历史，因而写成有关西南夷、南越、东越、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和朝鲜的列传多种。又如：他突破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在“本纪”中，把项羽和周、秦、汉帝王并列；在“世家”中，将陈涉与周公、太公并列；在“列传”中，将老庄、儒林、刺客、游侠、医生等同名公巨卿并列。此外，他在书中还批评汉初吕后“政不出房户”，指责汉文帝“赏太轻，罚太重”，直斥汉武帝奢侈迷信，对人民盘剥过重。

《史记》不但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名著，也是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尊为古代散文与传记文学的典范。全书之所记，语言丰富，文辞优美，叙事状物，曲尽其妙，议论精彩，笔致跌宕,人物形象，深动活泼。如《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魏公子列传》《刺客列传》等等，所描绘之人物，皆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尤值一提的是，唐代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时，把《史记》当作古代散文的典范加以提倡，以下的历代散文大家，亦大都效法其写作的风格，影响巨大而深远。

总而言之，《史记》在中国历史上被推崇备至。《汉书·司马迁传》赞之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宋人郑樵《通志·序》称其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其书”。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亦叙之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鲁迅先生更是给予《史记》极高的评价：“虽背《春秋》之义，故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本属史书之通称，系泛指史官所记录的材料。司马迁所著，自称《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等。《太史公书》著成后，未即流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将之公布于世。东汉以后始有《史记》之专称。

在司马迁生前《史记》虽已基本完稿，但尚有缺漏。东汉卫宏首先提出了《史记》有缺。《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到：其中“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注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后经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及赵翼《廿二史劄记》考证，张晏所注，并非完全可靠。但存世的《史记》中，有些篇章为后人增补，是可以肯定的。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亦说过：“《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杨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存世《史记》中的有些篇章，或是司马迁生前尚未写定，或已写定而在流传过程中散失了，已难考订。除了《三王世家》《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篇，冠有“褚先生曰”等字样，可确定为褚少孙所补写者外，其余哪些为后代何人所补改写，亦难厘清。

《史记》旧注有三家，即南朝宋裴驷《史记集解》八十卷，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三十卷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十卷，原皆与本文各自另行。从北宋起才将本文与注释结合在一起，把三家注散列在正文之下。日本泷川资言编著的《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而考之，颇具参鉴价值。

 现存的《史记》，以南宋建安黄善夫刻本为最早。明清以来，《史记》的版本不下几十种，其中当以清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金陵书局刻印的张文虎校本，最为通行。民国期间，商务印书馆将南宋建安黄善夫刻本影印、并配以明震泽王氏刊本编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目前颇便读者阅读的主要有中华书局的校点本（《二十四史》校点本之一），王伯祥《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来新夏主编《史记选》（中华书局2009年版）、龚书铎主编《白话精编二十四史·史记》（巴蜀书社 2012年1月版）等，亦可供选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