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12-21 15:38 来源:福建炎黄纵横 作者:方宝川

【国学经典导读】


《汉书》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我国第二部纪传体史学名著,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二部,详细记述了西汉到王莽新朝二百三十年间的史事,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最主要文献依据。全书体裁规整,编纂缜密,开创了古代纪传体断代成书的先河,对我国古代封建史学的发展,产生过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此后中国封建社会“正史”的典范。史学与文学的浑然一体,也是《汉书》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所以,旧史家长期将之奉为“命代奇作’、“后世不祧之宗焉”。

 

《汉书》(又名《前汉书》)一百二十卷,(东汉)班固撰。

班固(32—92),字盂坚,右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班氏在当时是著名的史学世家。父班彪,博学多识,采前史遗事,踵继《史记》,曾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弟班超,是出使西域50多个国家的历史名人。妹班昭,是中国第一个留有著述的女史学家。班固“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后汉书·班固传》)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班固因感《史记后传》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开始在家整理其父所编的遗稿,但被人以“私改作国史”的罪名告发下狱。幸得其弟班超上书明帝,说明“所著述意’。明帝也亲自审查了班固的书稿,方得免罪,被任为兰台令史,迁秘书郎。自此以后,他“数入读书禁中”, (《后汉书·班固传》) 阅遍了当时汉宫廷内石室、兰台、东观及仁寿阁的丰富藏书,并开始正式奉诏撰续编《汉书》。

汉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任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大破匈奴后,作《燕然山铭》以纪功。永元四年(92),班固因窦宪案牵连被捕,死于洛阳狱中。《汉书》的编纂工作,前后约历三十年,才大体完稿,唯八表和《天文志》未竟。汉和帝乃令班昭“奉诏校叙”,补订八表,又命马续补作《天文志》。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第二部纪传体史学名著,位列二十四史”朝代顺序的第二部。其编纂方法承袭于《史记》而有较大变化。《史记》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汉书》改“本纪”为“帝纪”、且废“世家”,保留“表”与“列传”,变“书”为“志”。全书共分:“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原为一百卷,凡80余万字。后人因该书有些卷篇章字数过长,遂析长卷子卷,或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又成一百二十卷。上起汉高祖元年(前206),下至王莽地皇四年(23),记载了西汉二百二十九年的历史。

“十二帝纪”有:《高祖纪}、《惠帝纪》、《高后纪》、《文帝纪》、《景帝纪》、《武帝纪》、《昭帝纪}、《宣帝纪》《元帝纪》、《成帝纪》、《哀帝纪》、《平帝纪》。

“八表” 有:《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

“十志”有:《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

“七十列传”有:《陈胜项籍列传》至《扬雄列传》等57篇、《儒林列列传》1篇、《酷吏列传》1篇、《循吏列传》2篇、《货殖列传》1篇、《游侠列传》1篇、《佞幸列传》1篇、《外戚列传》1篇、《元后列传》1篇、《匈奴列传》1篇、《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1篇、《西域列传》1篇、《王莽传》1篇、《叙传》1篇。

《史记》是贯通古今的通史,《汉书》的最重要贡献则在于易通史为断代。班固此举的旨意,用他自己的话说:

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汉书·叙传》)

唐刘知几《史通·六家》评曰:“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因此,《汉书》以西汉一代的历史为限断的编纂方法,开创了中国古代纪传体断代成书的先河,使之成为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的断代史,得到了此后历代封建史家仿效。究其原因,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说:“中国自汉以下,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速罪戾。班氏史体,最合著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淡政事,咸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正史考略》)虽然如此,在《汉书》的某些篇章里,也保持了《史记》“通古今之变”的传统,如《百官公卿表》和“十志”等,皆以载西汉典章制度为主,而兼及远古。

《汉书》所载可以汉武帝时期为界分两个阶段,武帝太初以前因《史记》已有完整记载,故“纪”、“传”、“表”,多采用《史记》原文,文字略加剪裁;武帝太初以后及昭、宣、元、成.哀、平、王莽七朝历史,均为班固采摭诸书,亲手编纂。旧史家曾因此讥刺《汉书》剽窃抄袭《史记》。如:宋人郑樵说:“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通志总序》)清人赵翼也说:“《汉书》武帝以前,纪传多用《史记》原文,惟移换之法,别见剪裁。”({廿二史札记》卷一)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这恰好反映了班固的求实精神,或可看作《汉书》的一大优点。《汉书》不仅记事真实,而且详细具体。清代以来,史家曾对《汉书》与《史记》之所记,作了十分仔细的比勘。认为《汉书》在武帝太初以前部分,较之《史记》,也增改了许多具体内容。如:“帝纪”中收入许多重要诏令;“列传”中多记人物的对策、陈言、奏疏,补录了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募民徙塞下疏》与《贤良策》,邹阳的《讽谏吴王濞邪谋书》,董仲舒的《限民名田疏》等重要历史文献,且另立了《吴芮》、《蒯通》、《张骞》、《李陵》等列传;同时也增补了一些《史记》所未载的重要史实,如《楚元王传》增补了“尝与穆生、申生受《诗》于浮邱伯”事;《萧何传》增补了:“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事;《淮南王刘安传》,增补了:“作《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等等。武帝太初以后部分,采用保留了大量的珍贵文献档案资料,在综合了众家记述的基础上,纪事尤为详赡。如《霍光传》载昌邑王和宣帝之废立,细致入微,引人入胜;《王莽传》叙新朝之兴亡,曲折翔实,淋漓尽致;且对国内少数民族和中亚、西南亚古代民族史的记叙,也远比《史记》详细丰富。同时,在《司马迁传》中收录弥足珍贵的司马迁《报任安书》这一极为重要、至今传诵不已的历史文献。

《汉书》的另一大史学成就在于,改《史记》的“书”为《汉书》的“志”。《史记》的“纪”、“传”、“书”之间有时界限并不明显,《汉书》则严其体制,事皆载于“传”,而撮其要书于“纪”,“志”则一律记典章制度。举凡西汉和王莽新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历法、刑法、典籍以及行政区划、水利设施等典章制度,在《汉书》“十志”中,都有较为全面而翔实的记载。同时还追叙西汉以前的情况,溯源流变。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汉书》增加了“刑法、食货、五行、地理、艺文”等“志”。特别是其中的《食货志》,虽由《史记·平准书》演变而来,但其载记了从战国以来到王莽末年的经济发展及其制度。该志分为“食”与“货” 两个部分,“食”的部分记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货”的部分则记货币、商业和财经政策,为此后的封建“正史”开创了记述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门类,为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的重要史料。《刑法志》在揭示了西汉刑法制度的基础上,也对先秦刑法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作出了重要的梳理。《地理志》记载了当时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各地物产、民情风俗等,后来的封建“正史”亦多沿用这种办法,立有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地理志等,对研究历代地理疆域沿革和地名变更,颇资参鉴。而《艺文志》则是在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与《七略》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它著录了西汉宫廷藏书的名称、卷数、作者等情况,并概述其学术的派别源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群书目录。同时,也开创了后代史志目录的先河,以及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功用。

史学与文学的浑然一体,也是《汉书》取得的又一重要成就。其文结构严谨,言简意赅,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班固偏喜骈偶或古字词,除了给读者造成一些阅读的困难之外,也有开魏晋六朝骈偶文的先声。所以,《汉书》在我国文学史上亦占有很高的地位。

由于历代史家修史观点的不一,所以,对《汉书》的评价亦褒贬各一。晋人傅玄说“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全晋文》卷五十)唐人刘知几的《史通·六家》云:“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清钱大昕曰:“《汉书》刊《史记》之文,以求整齐,后代史家之例皆由此出。《史记》一家之书,《汉书》一代之史。”(《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八《跋汉书》)清章学诚更称:“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文史通义·书教下》)然而,南朝宋范晔曾批评:“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宋郑樵主张作通史,反对写断代史,更在其《通志·总序》中驳斥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尽管如此,郑樵也不得不承认“后之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可见《汉书》在我国史学史上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汉书》除了上述的成就之外,亦有不可避免的不足。例如:班固毕竟是奉诏修史,其历史观与司马迁相比,当然更为封建正统与保守,如对陈胜、吴广的贬低,神化刘氏皇室的谱系等等。虽然阴阳五行说在西汉后期风靡一时,但所创《五行志》,把春秋以来迷信荒谬的事连篇累牍泛载,其字数之多竟居“十志”之首。也开了后世史书专列五行符瑞等志的陋习。其《古今人表》,但有古人,则无今人,自唐刘知几开始,就多有非议。

历史上《汉书》的注本特别多。早在东汉末年,服虔、应劭就曾为《汉书》作注。有记载的唐以前注本就多达23家。流传目前最通行的注本当属唐颜师古的注本与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本,颇便参考。今人杨树达著《汉书窥管》,对王氏补注,有所补正。

现存《汉书》的版本,当以北宋景佑本为最早。清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衲本等比较通行。目前颇便读者阅读的主要有中华书局的校点本(《二十四史》校点本之一),顾廷龙、王煦华选注的《汉书选》(中华书局1956年版)、陈直、冉昭德主编的《汉书选》(中华书局1985年版)、龚书铎主编《白话精编二十四史·汉书》(巴蜀书社 2012年1月版)等,均可供选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