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周礼》导读

黄黎星

《周礼》位居儒家经典“三礼”之首，传说系周公姬旦所著，记述周代政治制度之书，是“周公致太平之迹”，实际上，《周礼》成书时间较晚，是托名古制以寄寓政治、礼法理想的著作。《周礼》以建国设官的制度安排为框架，通过对六大职官系列三百多个职官职能的叙述，全方位汇集了古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等制度，书中所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诸如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等等，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有助于我们认识上古文化史的相关内容。

《周礼》，原称《周官》，或称《周官经》，六篇，分别为：《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及《冬官考工记第六》（原为《冬官司空第六》，已经亡佚，汉时补以《考工记》）。

自汉代以来，经学的正统体系都认为《周礼》乃周公所作。

周公，姓姬，名旦，西周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同母弟，因封邑在周，故称周公。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旦摄政当国。周公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洛阳，制礼作乐，安定天下。后还政成王。周公为巩固和发展西周王朝的统治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于周公作《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曾记载“先君周公制周礼”之语。当然，这里所提到的“周礼”二字，究竟是泛指“周代的礼制”，还是专指《周礼》这一著作，存有疑义。其书在汉武帝时期以古文经的面目出现。至西汉末，经学家刘歆极力表彰此书，并称其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末期的经学家郑玄更明确地说：“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中土。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见郑玄《周礼·天官冢宰第一·太宰》注）后世正宗的礼学家、注疏家，大都遵从刘歆、郑玄之说，例如，宋儒朱熹也曾肯定地说：“《周礼》是周公遗典也。”（《朱子语类》卷八十六）

清代学者孙诒让认为，《周礼》一书，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的典制，由五帝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粹，所谓“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粹于是。”（《周礼正义序》）古代学者以五帝、三代为圣明之世、至治之极，其后则是衰乱之世。周公既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所以，古代学者将《周礼》的著作权归于周公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不过，对《周礼》的撰制者及成书年代的问题，历来也有不同的看法，并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早在西汉末刘歆提出周公作《周礼》时，就曾遭到众儒的排斥，“以为非是”。东汉后期，又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周礼》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如林孝存认为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以为“六国阴谋之书”（唐·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从唐宋至清代，仍有不少学者提出《周礼》“出于后人附益”的观点，甚至直指其书系王莽或刘歆伪作。就成书年代来说，除正统经学所认定的西周说之外，尚有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西汉末期说等多种不同的观点。

近代学者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研究等手段，对《周礼》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多数学者认为：《周礼》作为一部通过建国设官的制度来表达治国理念的著作，从总体上看，它并不是某一时代历史状况的真实记录，而是经历了西周以降至春秋战国时期，融合了儒、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累积资料后编撰而成的。其成书年代偏晚，约作于战国中后期。

《周礼》在西汉出现时，称为《周官》，或称《周官经》。《史记·封禅书》及刘歆《七略》等，均称其为《周官》。《汉书·艺文志》著录：“《周官经》六篇。”班固自注：“王莽时刘歆置博士。”在西汉末王莽当政之时，刘歆奏请立为经学博士，认为该经属于礼制的范畴，始以《周官经》六篇为《礼》经系统，但还保留《周官》的名称。至东汉末郑玄注“三礼”后，才确定称《周礼》。一般认为：此书称为《周官》，是就其官制设置的内容形式而言；其后称为《周礼》，是就其创立礼制的实质意义而言。

与其它先秦时期就开始流传的儒家经典不同，《周礼》一书的出现，时代较晚，颇显突兀。西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到民间李氏所献古文经书《周官》。《汉书·河间献王传》记载：“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称：“或曰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补之。”此书献于朝廷，但被归藏于秘府。西汉经学立于学官者，均为今文之学，《周礼》既晚出，又为古文，因而未立于学官，长时间都没有传习的学者。西汉末期，刘歆奏请立学官，遭到今文学家反对，未得立。至汉平帝时王莽当政，才立于学官，至东汉初又废。东汉初，刘歆的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影响逐渐扩大，后来，郑众、贾逵、马融等学者，都仰承其说，一时间注家蜂起，其学大盛。

东汉后期的大儒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流传至今。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唐儒贾公彦为郑玄之《注》作《疏》。郑玄之注，贾公彦之疏，成为《十三经注疏》中《周礼注疏》的权威版本。

《周礼》全书，分为六篇，分别为：《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及《冬官考工记第六》（原《冬官司空第六》已经亡佚，汉时补以《考工记》），约45000多字，全书详细记述了“治”、“教”、“礼”、“政”、“刑”、“事”六大职官系列、三百六十多个具体职官的名称、编制、职权、职责、以及相应的施政原则、方法、措施等，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建国设官的完整绵密的体系。

《周礼》的篇章结构，呈现出体例完整、结构严密、整齐规范、秩序井然的特点，令人惊叹。全书除《考工记》外，前五篇都有整齐的布局和统一的体例（可以推测，已经亡佚的《冬官司空第六》也有相同的布局和体例）。其篇首序言，是完全相同的五句话，即：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意思是：王者设都建国，首先要辨别方向，测定四方之中，确立国城宫室的方位，划定国都与郊野的界限和疆域，设立官府，明确职责，作为天下人民尊奉的中正准则。

接下来，又是格式相同的句式，分别简要地概括五大类别的职官属性、职掌与功能：

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以下列治官之属。）

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以下列教官之属。）

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以下列礼官之属。）

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以下列政官之属。）

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以下列刑官之属。）

在“（某）官之属”后，分述各官的编制，即五大类别职官所辖的下属官员的官名、爵等、员数；然后，再分别叙述五大类别职官的主官及其各属官的职责与相应的制度。《周礼》的前五篇，都无一例外地遵循这一叙述模式。宋儒朱熹大约也惊叹于《周礼》这种严密齐整的体例，而评论说：“《周礼》一书也是做得缜密，真个盛水不漏。”（《朱子语类》卷八十六）

《周礼》前五篇所记载的五大类别职官，其组织架构及职责简述如下：

天官冢宰：治典。冢宰，即太宰，为六卿之首、百官之长，掌理天下政务和宫中事务，辅佐王者统治天下，其具体职责有：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太宰实际上的职权相当于后来设立的宰相或总理大臣。太宰的副职是小宰，除辅助太宰处理政务外，还分管宫廷的刑法、政令和禁令。天官冢宰的属官有62种，如宰夫、宫正、宫伯、玉府、司会、追师、屦人、夏采等。

地官司徒：教典。掌邦教，称为教官。相当后世的大司农、户部。大司徒掌管土地方域及王畿之内的人民教养，土地、户口、赋税、赈济、教化等是它具体、实际的职能。地官之长为大司徒，副职为小司徒。地官司徒的属官有78种，如乡师、乡大夫、乡老、州长、党正等。

春官宗伯：礼典。掌邦礼，称为礼官。相当于后来的太常、礼部。掌管宗庙祭祀以及文化等，具体掌管吉、凶、宾、军、嘉五礼，包括礼仪规范的实施，以及礼器、礼物的使用等。教育、历史文献也是春官的职责所在。“春官”的设置，强化了礼的行政作用，表现出《周礼》对传统礼乐文化的继承。春官之长为大宗伯，副职是小宗伯。春官宗伯的属官有70种，诸如肆师、郁人、典瑞、典命、司服、瞽矇、太卜、都宗人、家宗人、神仕等。

夏官司马：政典。掌邦政，称为政官。夏官所主持的政典，实际上就是军政，相当于后世的兵部。具体职责有：编制军队、出师征伐、训练民兵、校阅部队、征收军赋、管理军需军械，以及掌理国王戎事和田猎等事务。夏官之长为大司马，副职为小司马。夏官司马的属官有70种，如小司马、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司勋、都司马、家司马等。

秋官司寇：刑典。掌邦禁，称为刑官。相当于后世的刑部。具体掌管狱讼、刑法、治安等司法事务，兼掌礼宾等。“秋官”的设置，体现了《周礼》对以刑法治国的重视。秋官之长为大司寇，副职是小司寇。秋官司寇的属官有66种，如小司寇、士师、乡士、遂士、掌交、朝大夫、朝士、家士等。

由于《周礼·冬官》原文已佚，据推测，冬官司马为“事官”，相当于后世的工部。补冬官之缺的《考工记》，体例与上述五官不相同。《考工记》是我国最早的手工艺技术的汇编，其结构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为总论，论述百工的重要，把百工与王公、士大夫、商旅、农夫、妇功同列为国家六职之一；后一部分记载了轮人、舆人、輈人、筑氏、冶氏、桃氏等手工业的30种工匠之职，其中包括“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设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并且详细记载了各种器物名称的尺寸大小及制作过程。《考工记》中具有丰富的科技内容，反映了先秦时期我国古代科技领域的成就，是一部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珍贵文献。

《周礼》构置了一个庞大的职官体系，六官是整个体系的中枢，六官之外，书中列出的官职有360多个，其中既有六官的属官，也有地方官和职事官，构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基层组织以及各个行政机构之间层层相因、彼此制约、相互依存、井然有序的一整套国家政权模式。如此层级分明且职能完备的职官体系，显然带有某种理想化的色彩。《周礼》结构的总体形式，以天、地、春、夏、秋、冬这天地四时命名六官，寄寓了对自然与社会的“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春、夏、秋、冬四时，也可转换为东、南、西、北四方，时空相合，加上天地，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可以说，《周礼》是一幅“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意蕴笼罩和统辖。《周礼》的立意，并非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下法则。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思想资源的宝库。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例如，《天官冢宰第一》中所概括的“掌建邦之六典”、“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至“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述中作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载，对于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高度技巧。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也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许多至今仍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和制度体系。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深远。后世历代建置六部，往往遵循《周礼》的职官体系的功能职责安排，《周礼》也因此而成为后世托古改制的思想武器。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而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历朝修订典制，如唐代的《开元大典》、宋代的《开宝通礼》、明代的《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至元始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

《周礼》的古籍版本，有清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中的《周礼注疏》，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清代孙诒让所撰的《周礼正义》，是清代《周礼》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凡86卷，约230万言，成书于清末。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了点校本，计十四册。今人著作，有林尹撰《周礼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杨天宇撰《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