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侯官群体”到“闽宁干部”：
一种精神谱系的影像建构与时代回响
张金顺
一、扶贫剧的历史文化维度
2021年电视剧《山海情》成功热播，被视为中国主旋律影视创作的一次突破性成功。凭借着粗砺真实的影像质感、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以及饱含温度的历史叙事，该剧成功将“闽宁协作”这一宏大的国家扶贫战略，转化为一个可感、可触的动人故事。不过，当学界与舆论大多聚焦于其现实主义美学成就、对主旋律叙事范式的革新，抑或其对于西部地域风情的生动呈现时，我们或可追问：《山海情》展现出来的艺术感染力，是否仅仅源于其对扶贫现实的精准描摹？该剧的深层魅力——本文认为，恰恰在于其超越了一时一地的扶贫故事，触及了历史文化脉络更为悠远而深厚的地方，一组待解读的“文化密码”于其叙事深处潜藏。
本文引入“侯官群体”与“侯官文化”来对比揭示《山海情》中人物塑造的历史文化源流。“侯官群体”以晚清福州地区林则徐、沈葆桢、严复等为代表，“侯官文化”则是在福建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历史背景下，在宋明以来闽学的浸润与观照下，以及清朝末期这一地区中西文化激荡交流中，形成的一支具有福建标识意义的地域文化[1]。2022年，在首届侯官论坛上，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彦强调“要大力弘扬侯官文化的爱国主义、科学精神、严谨治学、创新创造、实干担当精神”[2]，阐释了“侯官文化”的精神内涵。
“侯官文化”精神内涵所包含的“开眼看世界”的开拓意识、“实干兴邦”的经世理念与“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情怀，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精神资源。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文本细读与历史比较方法，来对陈金山、凌一农等福建援宁干部形象塑造进行剖析，并与侯官先贤事迹进行历史对比，以揭示福建干部群像与历史群体在精神谱系上的呼应关系，激活并重构“侯官精神”这一历史记忆。
二、影像建构：新时代“侯官群体”的典型形塑
《山海情》的艺术成就在于将宏大的国家政策具象化为血肉丰满的人物命运。剧中，福建援宁干部群体以其鲜明的性格与精神深度超越了符号化塑造，构成了新时代“侯官群体”——他们的言行举止与精神内核，与历史上以实干、开拓、担当为核心的“侯官精神”形成了跨时空共振。
（一）陈金山：实干精神与沟通智慧的当代体现
陈金山是首批抵达涌泉村的福建干部，这一形象的成功，源于其身上体现的、源自侯官传统的“经世致用”实干精神与灵活务实的沟通智慧。陈金山的“实干”表现为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具体利益、将顶层设计对接在地需求的卓越能力。这一特质与福建船政奠基者沈葆桢有共通之处。沈葆桢的卓越贡献之一在于协调中外、筹措经费、督办工程，将“师夷长技”的口号落地为亚洲首座现代化舰船工厂的实体存在，创造了“积数十年经营之力，厂机林立，工匠倍兴”[3]的胜景，可以视其为卓越的“组织与链接”者。剧中核心场景生动诠释了这种精神：在动员村民赴闽务工时，面对村民“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的固守观念，陈金山避开空泛宣讲，精准切入农民最关切的实际利益，他掰着手指算账：“一个月挣的钱，比在家一年挣得都多。”这句朴实话语绕过观念壁垒直击生存与发展本能，正是“经世致用”在基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不尚空谈，追求实效，将政策与民情的共振点转化为可得的实际利益。
此外，陈金山略带闽地口音的普通话和“水土不服”的幽默感也成为了独特的沟通媒介。他是传统意义上威严的“官”，但也可以视其为带来新资源、新思路的“客”与“友”，这种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行政命令的刚性，增添了文化互动的弹性，使其更有效地扮演“组织与链接”者的角色：链接东西部资源组织劳务输出，链接技术与土地推动菌草种植。因此，陈金山形象是“侯官精神”实干基因在新时代的演化。
（二）凌一农：从技术启蒙到道义担当的升华
凌一农教授的角色成长，可视为“侯官精神”谱系在当代的又一次显现。其从技术启蒙到道义担当的演进，映射出“侯官精神”中认知层面的开放性与价值层面的责任感二者间的联系，彰显了其价值内核穿越历史周期而保持的稳定性与活力。
凌一农引入的菌草技术，其意义在于将“开眼看世界”这一“侯官精神”的古老命题，从一种思想姿态落地与具象化为一项生存技能。如果说严复的《天演论》为“开眼看世界”提供了哲学依据与紧迫性[4]，那么凌一农的菌草技术则为其提供了实践路径与可行性。二者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共同印证了“开眼看世界”最终必须从书本走向现实、从思想走向实践这一内在逻辑，展现了该精神传统强大的现实转化能力。
然而，凌一农形象的伟大超越了技术层面。剧中最震撼的一笔出现在蘑菇滞销、农民利益受损，菇农纷纷指责凌教授，凌教授和他的科研团队却没有过多计较，反而继续帮助村民寻找销路，毅然自掏腰包补贴收购价，并不惜与压价客商冲突。这一行动标志其身份的关键跃升：从恪守科学准则的教授，转变为守护社会正义的“士”。凌一农的“补贴”行为极致体现了“士”的担当——当市场逻辑即将碾碎希望时，他以个人薪金与安危扛起道义大旗，实现了严复式启蒙者与林则徐式守护者的动态统一。这种行为模式，在精神谱系上接续了侯官先贤（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在处理国家与民众关系时，所展现出的超越功利的道义担当。
通过塑造陈金山与凌一农这两个核心人物，《山海情》成功完成了对新时代“侯官群体”的影像赋形。通过对剧中人物的解构，我们可以发现“侯官精神”并非尘封史籍，而是作为活跃的文化基因在新时代国家叙事中焕发出磅礴生命力。
三、古今回响：精神谱系的承继与变奏
通过对《山海情》中福建援宁干部群体的影像形塑分析，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侯官精神”在新时代的鲜活面孔。将其置于历史长河中与晚清侯官先贤进行跨时空对话，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层意涵。二者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影像复刻，而是一种精神谱系的承继与实践路径的时代变奏。
（一）精神内核的“三重同构”
“侯官精神”之所以能穿越百年而依然充满活力，在于其核心要素构成了稳定而富有张力的价值结构。[5]在《山海情》的角色事迹与历史现实之间，我们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三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同构。
1.“实干兴邦”与“精准扶贫”：从“造船强国”到“产业富民”
晚清侯官群体的“实干”精神，最辉煌的体现莫过于沈葆桢主持创办福建船政。面对国家积贫积弱局面，船政实践者选择“造舰、练兵、育人”的务实路径，克服万难建成了现代化的船厂与舰队，更通过附设的船政学堂，培养了中国近代第一代海军军官与工程技术人才。[6]这一壮举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落实为具体成果，其行动准则的核心是“取得切实的自强成效”。
一个世纪后，在宁夏西海固的戈壁滩上，这种“实干兴邦”的行动哲学以“精准扶贫”的形式再现。以凌一农、陈金山为代表的援宁群体，面对严酷自然环境和水资源稀缺等困境，将“共同富裕”的宏大战略转化为培育双孢菇、创造工作岗位等可见可感的“实事”。他们继承了沈葆桢式的“坐言起行”，都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方案，以取得实际扶贫成果为行为准则。
2.“开眼看世界”与“东西部协作”：从“思想启蒙”到“发展启蒙”
“开眼看世界”是“侯官精神”最鲜明的标识。严复译介《天演论》等西方经典，林则徐组织翻译西方报刊和书籍并编成《四洲志》[7]，打破了晚清思想界的封闭状态，这是一种思想启蒙，旨在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与变革精神。
福建援宁干部的实践，可理解为一场深刻的“发展启蒙”。其关键不在于单向的技术或资源输入，而在于重构农民与市场、与现代化进程的主体性关系。他们通过菌草种植，使农民掌握了参与市场经济的新“语言”；通过组织劳务输出，将他们转化为能够自主决策的劳动力商品。这个过程，使西海固的农民从被动的援助对象，转变为能动的市场行为主体与发展实践的参与者。这与严复通过译介唤醒个体与民族的主体性意识，在哲学层面共享着同一种启蒙逻辑。
3.“家国担当”与“共同富裕”：从“民族救亡”到“人民至上”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的诗句，是对“侯官群体”家国情怀最悲壮的诠释；严复在内的近代第一批海军留学生立下的“生等愿尽所能为国效劳”[8]誓言仍在回响；刘步蟾严词拒降时“舰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9]的呐喊依然振聋发聩。在民族危亡关头，他们的担当体现为对朝廷国家和中华文明的誓死捍卫，与“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
新时代的侯官传人则将这种“家国担当”内化、具体化为“不让一个群众吃亏”的伦理坚守。凌一农教授自掏腰包补贴菇价的行为超越了科学家甚至公务员的职业本分，升华为一种深刻的道德选择。这种担当与新时代“共同富裕”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形成呼应，将林则徐式的宏大爱国情怀落脚于保障普通群众切身利益的微观实践之中。
（二）实践路径的“时代变奏”
在精神内核同构的同时，古今两个“侯官群体”的实践路径因时代语境的巨变而呈现深刻变奏，这正说明“侯官精神”是能够随历史条件自我更新的活传统。
1.使命驱动之变：从“被动应对”到“主动谋划”
晚清“侯官群体”的行动是对西方列强冲击的“被动应对”，是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后被迫启动的救亡举措，其底色是危机驱动下的紧迫感[10]。反观《山海情》中的福建援宁群体，其使命源于国家内部发展的“主动谋划”，投身于“闽宁协作”和“脱贫攻坚”是国家在和平发展时期作出的战略性安排，是基于长远发展规划的前瞻性治理行为，折射出中国从百年屈辱到迈向民族复兴的历史性跨越。
2.知识体系之变：从“软硬并重”到“适用为先”
晚清“侯官群体”引入的知识体系是复合型的，既包括造船、航海等“硬科技”，也包括社会学、经济学等“软思想”。严复的翻译工作尤其体现这种“软硬并重”的特点，因为他们意识到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思想与制度的同步革新。而在《山海情》中，福建援宁群体传递的知识体系更具针对性，侧重于菌草种植等“适用技术”与劳务合同等“市场知识”，这种知识选择的变奏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导致的优先次序差异。
综上所述，通过精准的影像叙事，《山海情》不仅再现了“侯官精神”的核心内涵，更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实现了其创造性转化。
结语：历久弥新的“侯官精神”
本文通过影像建构与历史回响双重分析，系统剖析了《山海情》中福建援宁干部的形象塑造，论证了《山海情》如何通过生动塑造陈金山、凌一农等福建援宁干部形象，揭示其与历史上“侯官群体”之间深刻的精神谱系关联，实现对“侯官精神”的当代召唤与影像转译，更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实现了其创造性转化。研究表明，剧中陈金山、凌一农等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不仅生动再现了“侯官精神”中“开眼看世界”的开拓意识、“实干兴邦”的经世理念和“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情怀，更实现了对这一历史精神资源的当代激活与创造性转化。同时，剧作通过具体的人物塑造，将抽象的“侯官精神”具象化为可感可触的艺术形象，使陈金山成为沈葆桢式实干精神的当代传承，使凌一农完成从严复式思想启蒙到林则徐式道义担当的精神升华。这种精神谱系的影像建构，彰显了“侯官精神”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命力。观众共鸣的是一个成功的扶贫故事，更是一种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6期，作者为为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参考文献：
[1]薛菁：《侯官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炎黄纵横》2024年第1期。
[2]陈瑜、宋建晓、许子豪：《侯官文化的当代价值思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7期。
[3]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严复：《天演论》，汪征鲁等主编：《严复全集》卷一，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5]林姗、高仁金：《侯官文化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传承路径研究》，《秦智》2025年第8期。
[6]沈岩编著：《沈葆桢——中国近代船政奠基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7]纪建勋：《由“贯天人”到“赅中西”——中国比较文学的发生与近代文化转型》，《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8]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卷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9]孙克复、关捷编：《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