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客家文化最新研究的成果
——读谢重光教授新著《客家文化述论》
作为中国客家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谢重光锐意拓新，著述不辍，成果颇丰，在已出版的20部专著中，仅有关客家方面的专著就有9部，《客家文化述论》是谢先生关于客家研究理论集大成之作。
该书出版以后，已有数篇书评，分别评述了该书“客家文化多元融合论”的学术思想，分析其在史料考证、内容方法、观点视野等方面诸多值得称道的学术特色，笔者不揣浅陋，也谈谈读过此书的心得体会。
一
文化是一个极其宽泛的范畴，几乎与人类活动有关系的一切都可以称得上文化。客家民系形成发展过程多元融合、长期曲折，客家文化内容博大精深。本书在内容结构与叙述手法上，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客家文化的广度与深度。
首先，作者在结构安排上，匠心独具。全书分上下两编，一纵一横，经纬分明，加上绪论的导读与结语的总结，层次分明，体例完整。初读此书，可以用“轻舟过山”与“登楼望远”二境界来形容读书心得。在上编“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中，作者以纵向的历史维度探讨了客家民系形成发展史。从六朝唐初客家先民的涓涓细流，南宋客家民系初步形成的支流合并、汇聚成河，到元代客家民系发展壮大时的汹涌澎湃、浩浩荡荡，乃至明清客家人的对外拓展及迁台时的奔腾过海、波澜壮阔，着力抒写出一部客家历史的大河之歌。
下编“客家传统文化”则以横向的文化维度剖析了客家文化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个层次。分别探讨了生计方式、客家宗族社会、客家宗教与民间信仰、客家民间文艺、客家崇文重教风气及客家精神等几个方面的文化表现形式及其内涵。从物质层面的客家文化到上层建筑层面的客家文化逐层往上研究，犹如登楼，或如攀高，拾级而上，步换景移。全书读完，登临至顶，能穷千里目，而将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一览无余。
其次，本书叙述史事手法娴熟，宏微相济、文史交融。一方面，在大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和把握客家文化。如作者在探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先充分探讨了华南溪峒社会状况，以及福佬民系和畲族的形成情况。在国家与地方互动、族群互动等一系列理论关照下论述客家的形成，视野更为开阔，结论也更为客观公允。再加，关于客家民俗“捡骨葬”，作者通过引用大量文献，指出此俗是古代南方各族共同的丧葬习俗，并且援引人类学家发现的“在环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中部和东部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等地都存在二次葬”研究成果，将捡骨葬置于整个中国南方、甚至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来考察，无疑提升了论证的可信度，有力驳斥了捡骨葬之俗“是中原人南迁带来的习俗”的观点。
另一方面，通过个别典型文化事象的研究，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作者善于利用个案研究，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如作者通过对“土楼的起源与演变”的研究，与“客家向闽南的推移及其与福佬民系的接触”论题相印证，并通过考察，指出土楼“因御寇、抗倭需要而兴”，作者认为，福佬、客家两大族群接触的界面最需要这种土楼，“所以土楼在博平岭山脊两侧的大山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博平岭东西两麓密集的土楼，正是福佬、客家两族当年矛盾斗争的历史见证。”将土楼的形成与发展同族群间物质、文化资源的争夺联系在一起，可见作者的学术洞察力是十分敏锐的。
作者在史料的运用上也颇为讲究。史料搜集力求竭泽而渔，史料考证严谨缜密，又不致让人有“堆砌史料”之感。例如，在介绍盘瓠蛮迁徙时，作者连续援引了南岳玄泰禅师作《畲山谣》、刘禹锡《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顾况的《酬漳州张九使君》等歌谣诗句，这些朗朗上口的诗文不仅生动地为我们呈现了唐代衡山“畲山儿”去瘠就腴、随山种插，连州莫徭集结狩猎，以及漳州“莫徭”“卢亭”狩猎打鱼生活场景画面；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将这几条似乎不相干史料放在一起，轻描淡写间，一条盘瓠蛮由北至南迁徙的路线和分布的轮廓就清晰显现出来。
二
省思十几年客家研究的已有心得，系统梳理和总结个人关于客家文化的最新观点，是《客家文化述论》一书的学术关怀所在。
首先，“客家文化根在客地”观点鲜明。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有什么样的生态环境（包括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就会有什么特质的人群，这个人群的文化也会鲜明地打上其生态环境的烙印”。特定的文化现象是相关历史现象系列的综合反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之一。作者将这一基本观点，贯穿全书始终。作者认为在分析客家文化，诸如客家山歌的渊源、客家宗教信仰的根源、客家人崇文重教社会心理的形成，包括客家人的人文性格和客家文化类型、客家文化特质等问题时，“应该在各地自身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中去探索，而不是牵强附会地硬与中原文化挂钩”，并认为：“客家文化虽然与中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从客家文化在民俗层面的种种事象来看，还是百越和武陵蛮等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因子多一些，可以看作是南方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诞伸，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说客家文化根在客地。”
作者看到了客家文化的草根性，同时又强调了中原文化在客家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我们之所以把客家民系列为汉族在南方的一个支系，是因为中原文化在客家文化中起了主导的作用，而这种主导作用并非因南迁汉人人数众多，而是在中央王朝政治权利向边陲伸展过程中，官师推动、理学传播等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也是客家文化在建构过程中主动认同中原文化的结果。”
作者认为，客家文化内在包含的中原情结与草根本色，是辩证统一的，又是动态发展、与时俱进的。基于此，客家文化基本特征中的边缘性与向心性“看似矛盾的、对立的，其实正是这样的矛盾和对立，深刻反映了客地由蛮荒化外之地变成崇文重教之乡过程中，客家文化内在的蛮夷因素与中原儒家因素的此消彼长；客家文化正是在两者的互相涵化、互相制约、辩证统一中展现出无尽的活力”。而认识到客家文化边缘性与向心性的辩证统一，客家人品性中互相矛盾的性格——诸如知足保守与开拓进取、造反抗上与精忠报国、婚恋上的蔑视礼教与贞节自持，以及文与野、雅与俗等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其实，选择最有争议的难点为研究的突破口，往往是众说纷纭的学术公案。如，作者通过史料的考证，分析了土楼产生的年代、地域、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创建土楼的原因及其创建主题。认为闽粤土楼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特定自然与人为环境的产物，它们是福佬人、客家人在御寇、防倭斗争中集体智慧的结晶。作者指出“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如何承传和丰富发展多姿多彩的土楼文化”，而不是抱着狭隘的功利目的去争夺土楼的发明创造权。
再如，关于“客家”名称正式出现的时间和地域，作者否认了“客家”名称为清初迁海复界之后始起之说。认为客家人与闽南人的接触较客家人与广府人的接触要早，在明中叶起，闽南人对客家人已有“客”、“山客”、“客子”、“客仔”、“客民”等称呼，所以“客家”名称最早出现于明中叶，地域在闽南。
再次，作者不囿成规，勇于推进理论的创新。学术为天下公器，立言可达人生不朽。谢先生律己甚严，在理论上不断超越自我。如关于客家文化的概念，正是在作者的不断的修正中，日臻完善。作者在1995年《客家源流新探》一书中首次提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这一学术命题，不过作者也坦言，“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拙著《客家源流新探》仍存在很多漏洞和不足。”经过2001年出版的《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和2001年出版的《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两书作三项重大修正，到2003年出版的《闽台客家社会与文化》、2005年出版的《福建客家》及《客家文化与妇女生活》诸书，作者“彻底放弃了南迁汉人比闽粤赣边区原住民在数量上占优势，以及南迁汉人片面同化土著民的观点，强调客家来源的多元化，提出其主要来源包括南迁汉人、百越种族和南迁盘瓠蛮三大部分”。至此，作者的客家源流融合说趋于成熟，并作为本书论述客家源流的主导思想。谢重光先生有着追求止于至善的学术品格，值得敬佩。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学术品格，先生在客家文化研究领域能够不断推陈出新，成果迭出，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