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同安科举会馆与商人会馆的发展与转型
王日根 郭思涵
同安县在历史上隶属泉州府，如今属厦门市。明清以来，一部分同安人民走出家乡，开拓进取，足迹遍布海内外。纵使在外打拼，乃至落地成家，同安人始终对养育自己的故乡怀有牵挂。出于“敦睦乡谊，合作互助”的愿景，同安人民在各地组建起了以乡缘为纽带的同乡组织。[1]乡友们各自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异域他乡共建起了同安人寄托乡情、遮风避雨的各种同乡组织。时至今日，各地的同乡会、会馆等组织仍能够起到联系各地同安乡亲，增进彼此情义，促进各地同乡交流的重要作用。
一、试馆
同安人民组建会馆的历史相当悠久。明中叶后，福建文化教育日益发达，文风昌盛。据学者统计，明代福建进士多达2116 名，清代 1399 名。[2]同安更是“士笃诗书，科目称盛”。仅明代，同安就出了105名进士，其中武进士11人，武状元1人，举人、贡生更是不胜枚举。[3]众多福建籍官员、考生聚集在京，成立了为他们提供聚会交谊场所的会馆。后来会馆的功能日益完善、规范化，能够给进京赶考的同乡考生提供栖身之所和必要的补给。到了晚清时期，福建籍在京的省、府、州、县属会馆有22座，其中府馆泉郡会馆和县馆同安会馆是同安人所在最集中的两所试馆。[4]
泉郡会馆位于今北京西城区后孙公园。碑刻记载，会馆是“乾隆九年（1744），中翰陈鸿亭陈公之从父、淑齐兄耻园，捐三百金，与乡先生公置”，以便“阖郡之公车、需次朝觐者，得于六千里之外，聚处以聊桑梓之欢”。[5]泉郡会馆主要职能便是给上京考生和在京官员提供相聚寓居之所。但是“旅居乡人，时行时止，来去无常”[6]，会馆无人稳定运营。近代以来，又经历了义和团等动乱，再加上科举制废除，不再有考生上京住宿。种种因素之下，会馆一度荒废，惨遭贼人霸占。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王大亨等曾受会馆庇荫的在京乡亲痛惜会馆的落寞，才通过法律手段收回了会馆，将其重新修缮，投入使用。王大亨等人对重修后的会馆拟定了较为详尽的规约。一是会馆章程，会馆是泉属各县旅京同乡公共之处所，实行委员制，设有五位执行委员、三位候补委员、五位监察委员。二是住房细则：会馆能够为上京赶考的各县同乡提供住房， “凡非泉属同乡，不得住馆”。维持运营管理的财政收支主要来源于会馆的公产。1937年，泉郡会馆有三所铺房、两段地基、三所住房和一块义地。除了义地以外，其他几处产业大多出租，租金用作馆内运营，每月馆产收入有283元。[7]此外，住馆同乡每月需缴纳一定费用。
乾隆二十五年（1760），同安人陈胪声在北京自购了一处房产，作为会馆馆址。该馆便自此长期为寓京同安人提供住宿。
陈胪声在乾隆二十五年的碑记中详细记载了会馆创建的经过：“岁丙寅，余与从弟奇烈来谒补，于正阳门大街西板章胡同，典屋以居。屋凡三重，南面，合三十二椽，颇宽敞，可下数十榻。因顾而思曰：吾侪为京官仆马所占，有几，盍以公诸邑人乎。爰稍加修葺，颜其门曰同安会馆。既又虑业非卖者不可久，复于典价外，增其值，而易印券焉。于是邑人之至京师者，皆得欢然相聚于此，无虞乎旅次之湫隘矣。卖屋者顾氏，先后得价银六百四十两，皆余兄弟所捐。适公车诸君子齐集，共议规约。”[8]可见这所会馆是由陈胪声兄弟二人捐资所建，并且在初建时就拟定了规约。
乾隆三十二年（1767），陈胪声记：“余自涖馆事，岁时修葺，特遇阴雨桑土，资用难继，保无飘摇之虞乎。”还好有“农部紫堂李君，购屋在煤市街南头，坐西朝东，凡三进，计十间，费白金三百六十两，俱有契载。于其假归也，充为馆中收税，以备修理之资”。会馆内保存了一块京师同安会馆题捐姓氏石刻，这块碑刻虽然没有留下具体的时间记录，但可知单一次会馆的建设或重修，就有共计27位官员、5位举人为同安会馆捐资，总捐款871两。长久以来同安官员、知识分子的慷慨捐助，使得会馆得以继续为新至京城的乡亲提供帮助。
科举制废除后，同安会馆失去了试馆的职能，但仍然常有在京的同安人往来，并发挥着其社会公益的职能。民国二十六年（1937），泉郡会馆执行委员王大亨、许其田等人就泉郡义园的修整事宜发起倡议，以保证在他乡故去的同乡得以安葬，最后成功筹集八千元，为义地修建围墙。直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泉郡会馆还住有51人，同安会馆住有25人，除了部分负责杂务的员工外，都是在京漂泊的同安乡里。[9]
二、商人会馆
明清时期，同安凭借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北接浙江，南连广东，东通台湾、澎湖，远达海外，成为海上航行的重要通道。加上同安自然条件优越，盛产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如棉花、甘蔗），还拥有丰富的手工业产品（如盐和陶瓷），为海上贸易提供了多样化的出口商品。加之同安长期受益于泉州港的繁荣，港口设施和贸易经验丰富。这些因素使得同安在明清之际成为海上贸易的重要节点。人们出海经商，自然需要在异乡建立集会、祭祀和联络乡谊的场所。《扬州天妃宫碑记》记载了扬州天妃宫的兴建过程：“有天妃元君庙，歙人程君有容所特建也。扬州古无祀天妃者。相传明中叶闽沽客泛海遇咫风，舟落大洋，众饥渴欲死，仰见天空际有神女见，知为天妃也，群泣拜而迹之……于是，醵金造宫于邗水之上。”[10]
这类由商人建立的会馆，反映了商帮在经商活动中的宗教信仰和乡土情结。他们将妈祖信仰与会馆结合，兴建了许多以妈祖信仰为核心的商帮会馆，这是他们在异乡联络同乡和表达信仰的重要方式。这些会馆与他们出海经商的步调一致，主要分布在沿海省份，比如上海的泉漳会馆、山东烟台的福建会馆，甚至远至辽东沿海的沈阳等地。
上海泉漳会馆是最具代表性、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完备、延续时间最长、留下资料最多的福建旅沪同乡组织。[11]它由龙溪（今漳州附郭县）、同安、海澄（今漳州市龙海区及厦门市海沧区部分）三地属商号船主，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集资建成，是福建旅沪的会馆、公所中较早出现的。[12]
商会成员的捐资是泉漳会馆重大修缮项目的主要经费来源。道光年间的碑记中记载了会馆重修时的经费细则，“公资并各捐资统共洋银一千六百六十三员，其兴修资费一切细账另录一簿，贮存司月箱内备查。董事 同邑王志清、海邑颜西圃、龙邑严开兴、同邑杨杰、龙邑欧阳智”。从这块碑刻中可以看出，会馆的资金主要依赖固定会产租金和广泛捐助。它的捐资者涵盖了多个地方和不同类型的主体，包括商号、船只、个人和地方官员，展现了会馆广泛的社会号召力。碑刻也表现了会馆明确的组织结构。董事会成员来自不同区域，以确保资金使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譬如王志清、杨杰就是同安人，代表了同安地区成员的利益。资金账务记录清晰，还设置了存档备查制度，能够保证资金的有效运作。正是因为有了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运转机制，从乾隆年间初创到晚清民国，会馆能够长期保持很强的活跃性和可持续性。乃至截至1947年，经历了战乱损毁的会馆，其房地产资产仍有房屋73栋、空地5块和仓库1所。[13]
泉漳会馆内设有“天后尊神”（即妈祖）和“关圣尊神”（关公）两位神明。前者是因为“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后者是因为“吾邑人聚首一堂，情本枌榆，爱如手足，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庙宇与会馆相结合，形成“前宫后殿与会馆二而一也，合庙堂于会馆也”的双重空间，通过共同的信仰和定期的祭祀仪式，会馆为同乡们提供了聚会、交流、互助，增强凝聚力的空间。[14]由于宗教功能突出，会馆建筑不但有闽南民居的装修特色，还异常精美华丽。
作为一座具有商业性质的会馆，上海泉漳会馆同时承担了多方面的商业职能和社会责任。在商业领域，会馆积极推动地方经济合作与发展。它调查和整理各种实业计划，为同乡提供信息，介绍集资兴办的机会；同时，还调研国货信息，帮助同乡与厂商建立合作关系，推动民族经济振兴。在社会公益方面，会馆致力于保障旅沪同乡的业务权益及生命财产安全，并积极推动教育、医疗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它设立了泉漳学校，先后创办了泉漳小学（1907年）和泉漳中学（1926年），用以培养同乡子弟的人才；它创办泉漳医院，救济鳏寡孤独，解决乡人就医问题，为生活困难的人提供了保障；它建立泉漳书报社，搜集与乡人相关的书籍和资料；它修建泉漳公墓，为乡人提供安葬服务。[15]甚至在抗战期间，会馆本身遭受了战争的摧残，学校和医院一度停办，但它依然积极组织抗战救援，筹款建立抗战救济会，并收容无家可归的同乡，展现了极大的社会责任感。通过这些活动，泉漳会馆不仅在经济上发挥了平台作用，也成为同乡互助、社会救济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力量。[16]
在山东半岛，烟台福建会馆开工于光绪十年（1884），光绪二十三年（1897）建成会馆的核心——供奉妈祖的天后殿，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式竣工，这项耗时长、工程大的项目，是由同安人叶庭铭与其父亲主持的。在这座会馆建起之前，福建人就已经在烟台经商、聚集，形成了一股同乡力量。早在明代，烟台就已经修建有天后宫。随着烟台商业之风日益浓厚，许多福建商人前来此地，并组建了大规模的商帮。“逮道光之末，则商号已千余家矣。维时帆船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之目。”[17]到了光绪年间，这里的福建商人的势力尤为强大，不但在此经商往来，而且会在特定节日展开祭祀庆典，“商船之往来者，以闽省为最多。当福建会馆启建盂兰盆会后，各船亦相继举行。初三日，有雕鸟各船帮恭舁天后圣母像入庙，整齐热闹，观者塞途”[18]。
同安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近至江浙地区，有苏州泉州会馆、温州福建会馆、宁波福建会馆；远至辽东半岛，有曾是中国最北端妈祖庙的沈阳天后宫，有盖州四大会馆之一的盖州福建会馆。在非沿海的省份，也不乏同安人顺着河流前去探索经商的身影，譬如贵州有镇远天后宫、榕江福建会馆等。
三、各地同安会馆的转型
近代以来，科举被取消，近代系统化的商会出现，会馆原有的许多功能被其他组织取代。众多会馆纷纷走上了向近代化转型的道路。大部分地缘性会馆秉承着联络乡谊、凝聚同乡力量的社会责任，转型成为同乡会，如重庆福建会馆转为福建旅渝同乡会；一些商业性较强的会馆转为同业公会和商会，地域色彩也有所减弱；还有一部分会馆在时光的长河中默默坚守，维持运营，在民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与商会共存，为身处异地的同乡提供社会服务。[19]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同安籍人士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分布愈发广泛，同安同乡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重构。此时期的同乡会，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同乡组织联络乡谊、守望相助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开始融入现代社会的组织逻辑与运行机制，逐步走向制度化、组织化和多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的同安同乡会相继恢复或新建，特别是在同安籍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如广州、深圳、福州、漳州、厦门、北京、上海等地，相继成立了具有正式注册身份的“同安同乡会”“同安联谊会”或“同安经济促进会”等机构。这些组织多采取理事会制度，有章程、有会费、有组织架构，通常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处及若干专业委员会，确保组织运作的常态化。
这些同乡会继续秉承“联络乡谊、合作互助”的宗旨，其功能也逐步拓展，涵盖乡亲事务协调、青年人才培养、老年关怀服务、文化交流推广乃至招商引资等多元职能。例如，一些同乡会定期举办“同安之夜”文艺晚会、“优秀乡亲表彰大会”，以及“同安籍企业家座谈会”等活动，不仅增强了同乡之间的联系，也为同安籍乡亲在外发展提供了资源共享与平台互助的机会。
在公益事业方面，同安同乡会持续发挥桥梁作用，汇聚乡亲力量，积极参与扶贫济困、助学兴教、抗灾捐款等社会公益事务。如某些地区的同安同乡会设立了“同安助学基金”，资助困难家庭子弟完成学业；还有些同乡会定期组织义诊、为年长乡亲提供医疗支持等服务。这些活动既延续了传统乡土社会中“守望相助”的精神，也体现了新时代同乡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角色。
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些同安同乡会亦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官方网站等数字平台，形成了跨区域、多层级的信息交流网络。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回归建设”与“民间对外交流”的背景下，同安同乡会的作用再度凸显。一些同乡会积极响应号召，组织乡亲返乡投资、兴办企业、建设家乡，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部分同乡组织还充当中介力量，促进地方政府与在外乡亲之间的沟通协调，使得“以乡情为纽带、以发展为导向”的资源回流机制逐渐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的同安同乡会已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血缘与乡谊联合体”，它演变为集文化传承、社会互助、经济合作与公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团组织，是在新时代社会结构下不断转型升级的“社会服务平台”与“文化传承载体”。它在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发挥着连接四方同安人的重要纽带作用，并在家乡发展与全球网络构建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随着时代的发展，同安会馆的形式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但它们作为同安人重要纽带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同安会馆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同安人的发展和同安文化的传播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2025年第5期，作者王日根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思涵为厦门大学研究生）
注：
[1]王日根：《海内外同安会馆的发展与同安人文精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同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同安文史资料》第十八辑，1999年，第149页。
[2]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成功阶梯：科举与社会流动，1368-1911》，New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年，第 227-229页。
[3]陈金城：《宋明时代同安的学校与科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同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同安文史资料》第十辑，1990年，第4页。
[4]李景铭：《〈闽中会馆志〉凡例》，《闽中会馆志》卷1，1943年刊印本。
[5][6][7][8][9]李景铭：《闽中会馆志》，王日根、薛鹏志编纂：《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卷1，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页、第401页、第400页、第566页、第562页。
[10]（清）魏禧：《扬州天妃宫碑记》，《魏叔子文集外篇》卷16，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33页。
[11]高红霞：《福建旅沪同乡团体述略》，《学术月刊》2001年第11期。
[12]《兴修泉漳会馆碑》，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13]见《泉漳会馆地产一览表》《泉漳会馆地产收益一览表》，《泉漳特刊》1948年4月，第49页。
[14]《泉漳会馆兴修碑记》，《泉漳特刊》1948年4月，第13页。
[15]《上海泉漳会馆章程》，《泉漳特刊》1948年4月，第5页。
[16]黄建中：《与泉漳同乡共勉》，《泉漳特刊》1948年4月，第26页。
[17]民国《福山县志稿》卷5《商埠志》，第120页。
[18]《烟台近事》，《申报》1889年9月11日，第2版。
[19]万江红、涂上飙：《民国会馆的演变及其衰亡原因探析》，《江汉论坛》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