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卢嘉锡与他带出的家风
卢咸池
父亲卢嘉锡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这20年里，我们虽然再也不能见到父亲那亲切慈祥的身影，但他所培育的家风却深植在我们每个子女心中，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引导着我们兄弟姐妹，永远永远不会离去！
父亲的“夫妻观”
父母亲夫妻恩爱50多年，远近闻名。小妹说，父亲是一个极不善于料理家务却极爱妻子的丈夫。确实如此，父亲不搞夫荣妻贵、夫为妻纲那一套，他将夫妻同甘共苦、互敬互爱置于家庭关系的首位。
恩爱一生的卢嘉锡夫妻于金婚之日合影
父亲母亲早年都在祖父所办的私塾里念书，长大后两人相互爱恋。那时，外祖父是英资厦门太古洋行襄理，母亲吴逊玉算是富家小姐；祖父虽说是厦门小有名气的塾师，但终究不过是个“教书的”，两家可说是“门不当户不对”。外祖父开始并不赞同这门亲事，但经不住女儿“非此人不嫁”的决然态度，也就不再反对了。1936年3月8日（农历二月十五），母亲披着白色婚纱，和身着黑色礼服的父亲举行了当时算是新派的西式婚礼。不过吉日特意选在农历二月十五——中国传统的“百花生日”，从这点看，父母亲的结合仍带有浓郁的中华传统特色。后来父亲经常对人说：“本来三八妇女节是妇女解放的日子，可是我却是在这一天把逊玉束缚起的。”这段话深含着父亲对母亲一辈子辛劳的愧疚之情。
婚后才一年多，大哥嵩岳还不满半岁，父亲就出国留学了。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厦门沦陷，母亲带着大哥在内地颠沛流离，受了不少苦。她当过小学教员、电话接线生，还带大哥去挖过野菜。身在异乡的父亲，心中无时无刻不惦念着战乱中的爱妻和幼子。陪伴父亲终生的一台英文打字机就是他这一段感情的最好见证。父亲珍爱的这台打字机是他在美国时买的，黑色机箱的金属铭牌上刻有“CHIASI & SUNYU LU”的字样（长大后我们才知道，那是父母亲英文名字的合写），这是父亲在美国时思念母亲，为了表示夫妻恩爱特地定制的。这台打字机一直到后来电脑逐渐普及才宣告“退休”。如今，这台曾经为父亲从事教学科研立下汗马功劳又见证着父亲在美国时思念母亲的旧英文打字机，已经成为父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物。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来了。可是内战随之而来，物价飞涨、特务横行，让母亲既为家庭生活操心，更为父亲的处境担忧。解放后，父亲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研究部部长、副校长，并被选为福建省人民代表、省人委委员。母亲在操持家务的同时也积极承担义务性社会工作，她当选厦门大学家属委员会副主任，并在当时的扫盲运动中担任夜校义务教师。
母亲年轻时上过初中，解放初这就算有文化的人了，她解放前曾有工作经历，解放后家委会和夜校工作都干得不错。20世纪50年代国家经济建设蒸蒸日上，厦门大学要吸收新职工，母亲当然符合条件，但父亲知道后对母亲说：“我的工资高，先让那些低工资职工的家属工作吧！”于是，母亲最终没有正式参加工作，一直是家庭妇女。但是，她在各种义务性社会工作中的成绩得到厦大广大教职员工和家属的充分肯定，曾两届被选为厦门市思明区人民代表，还以职工家属的身份当选福建省工会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我们搬家到福州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边是父亲降低工资，一边是物价上涨、居民减少粮油供给，食品匮乏。母亲得了浮肿病。从那以后，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进了牛棚，“造反派”跑到家里逼迫母亲与父亲划清界限，揭发父亲。母亲断然拒绝。但母亲由此成天担惊受怕，一个人默默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终于垮了。
1969年秋的一天，母亲在家缝补衣服的时候突然晕厥倒地。当时父亲与全所职工全部被集中搞“清队”，而家中子女，大哥在部队，我在北京上学，3个弟弟妹妹在插队，只有还在上中学小学的六弟和小妹在家，12岁的小妹吓得直哭。从那以后，母亲经常发生癫痫性晕厥，而且越来越频繁。经检查，她患了脑膜瘤。1982年春节，母亲病情危重，刚到北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父亲沉痛地对我们说：“现在形势好了，你们的妈妈却不行了!”说罢失声痛哭。在组织的关怀下，母亲被送到上海华山医院开刀。手术很成功，母亲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也就在这年夏初，我们在物构所的住家搬到新建成的住宅楼去。父母亲原来同居一室，但父亲体胖怕热，母亲体虚畏寒，而为了照顾母亲，父亲酷暑睡觉不开电风扇，连扇子也不用，常常热得一身汗。后来，母亲怕影响父亲的健康和工作，一再坚持，他们才分室而居。那以后，父亲每天休息前，都要先到母亲卧室，看她睡好了，才放心地回自己的卧室。
当初母亲脑瘤手术后，医生预言，他们这一“刀”可以管用10年，但由于母亲患的是“地毯式”瘤，附着在脑细血管的部分不可能清除干净，残存的瘤组织过几年还会复发。几年后，母亲又间或出现神志不清状况，此后病情不断加重，终卧床不起。1992年9月30日母亲与世长辞。在告别母亲时，父亲流着泪对我们说：“都说夫妻同甘共苦，可是我和你们的妈妈结婚50多年，共苦的时间多，同甘的时间太少了!”
父亲去世以后，2001年6月11日，我们护送父母亲的骨灰到厦门。当兄弟姐妹们手捧父母亲的遗像和骨灰盒走下汽车时，我不禁含泪轻轻地对着手中的骨灰盒说：“爸爸妈妈，我们到家了！”是的。福州与厦门相隔不过300公里。父亲到福州工作以后，不知多少次因公到厦门，可是母亲不愿以重病之身耽误父亲的公事，父亲也不愿为此给组织上添麻烦，所以自1960年离开厦门，一直到去世，母亲30多年始终想回而没有回过故乡。这就是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的“亲子观”
在家里，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既非常严格，又十分慈祥。说他严格，是他经常教育我们要认认真真读书、老老实实做人，有多大本事办多大事，但绝不允许我们在外面打着他的旗号说事；说他慈祥，是他从不赞成棍棒教育，也从不苛求我们要怎样成龙成凤，他只是以自己的榜样、民主的家风和他特有的教育方式对我们“言传身教”。
父亲是疼爱孩子的，他把疼爱与自己独特的教育子女的方式相结合。我上小学时，有一次父亲去上海出差，特意给我们买回一个小小的家用幻灯机，用普通白炽灯泡作光源即可放映；幻灯片则是用长条玻璃做成的。我和弟妹们高兴极了。晚上吃过饭，父亲进书房工作，我们把饭厅的灯一关，以白色的墙壁当银幕，就放起幻灯来。父亲先后给我们买的幻灯片，有《三毛流浪记》《米老鼠》《木偶奇遇记》，还有毛岸英下乡拜农民为师和青年共产党员欧阳立安在狱中等故事，让孩提时代的我们百看不厌。邻居家的小伙伴们也常到我们家来观看。有时父亲工作累了，也会到饭厅和我们一起看幻灯，听我们复述幻灯片里的故事。他还用浅显的语言告诉我们什么叫聚焦，镜头为什么会放大。父亲就是这样以适合我们年龄特点的方式，潜移默化，让我们在得到美的享受的同时，接受了健全人格和科学知识的熏陶。
父亲书房里各类书籍真不少。他书桌上的物品和大书柜里的书，孩子们是不能乱动的。但是有一个又矮又小的书柜，里面摆放着一些少儿科普读物，是专为我们准备的。记得其中有苏联科普作家别莱利曼的《趣味代数学》《趣味几何学》《趣味物理学》《趣味天文学》，还有关于地球起源、生物进化、恐龙时代、天气与气候的书籍等。每当寒暑假，我总是一本本看得津津有味，有时看过之后自己也跃跃欲试。有些书上的数学、物理知识，儿童时代的我尚不能完全理解，但上中学学到相关知识时，却总是给我似曾相识、豁然开朗的感觉。父亲在书房看报的时候，有时会突然把正在一旁看书的我叫过去，指着报上文章中的一个成语告诉我其中的典故，或是摘出报上一句话，分析其中语句不通顺或数据错误之处，有时还让我找出其中的错别字。
1947年2月，卢嘉锡与老大老二摄于厦大宿舍楼顶
在学习方面，父亲始终是子女们的良师益友。我上小学时，刚学到乘法，很高兴，回家就背乘法口诀给父亲听。因为刚学，难免有背错的。第二天放学回到家，父亲拿出一张小小的九九乘法表给我。可是小孩贪玩，没过一两天，乘法表找不着了。没办法，只好告诉父亲。父亲很快又给了我一张，他要我贴在文具盒盖子内侧，这样就不容易丢了。星期天我跟父亲到他的办公室，才知道那是他在工作之余用自己的英文打字机帮我打出来的。
父亲主张因材施教，反对拔苗助长。他既主张学生要勤奋，又提倡要用巧劲，不赞成搞题海战术、疲劳战术。他经常告诉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其中的规律。只要找准、掌握了规律，其余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同种类型的难题做出一两道，掌握了规律，其他的就没有必要都去做。他对“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自己的诠释，认为当老师的，最好是“点出”解决问题的关键，让学生自己去思索，而没有必要从头到尾一五一十都讲透。
记得我初三时第一次见到《中学生数学用表》，头几页是对数表、反对数表，我看了半天不知是做什么用的，就去问父亲。他觉得以我已有的知识程度和理解能力可以弄懂，就利用星期天上午个把小时的时间，从乘方、指数谈起，给我讲解了对数的基本知识，然后让我自己试算一下。我也不由回想起小时候看别莱利曼的《趣味代数学》，其中说：“加法和乘法都只有一种逆运算——减法和除法。而乘方却有两种逆运算——开方和对数”，于是我比课程早一年学会了对数。有了对数这个新工具，我做数理化习题就比其他同学快。后来，父亲又根据我学业的进展，及时让我了解什么是化学元素周期表，怎样使用计算尺、手摇计算机等。几个月、半年一次，每次就是个把小时，既不加重我的课程负担，又提高了我的学习兴趣，至今历历在目。
回想起来，我自少年起就崇尚科学、爱好广泛，酷爱数理化而又文理各科相对均衡发展，特别是不愿盲从、爱提问题，办事严谨认真等，许多都得益于从小受到父亲各方面的教育和影响。
父亲认为，对子女绝不能溺爱。他支持我们到外面世界去搏击风浪。对子女的志向，只要有利于国家、社会的，父亲总是充分尊重、尽力支持。1951年夏天，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向全国青年发出参军参干的号召。临近初中毕业的大哥嵩岳瞒着家人报名并获得批准。当时父亲正在外地，回来时大哥已随部队到福州集中。他不仅不责怪，还专门请假去给大哥送行，鼓励大哥经受艰苦考验。后来大哥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一直干到退休。
对儿女的升学志愿，父亲既从国家发展的大局、根据儿女的特长适当指导，又尊重我们的个人意愿。1962年我还在读高中，那年11月学校校庆，邀请家长到校。我回家跟父亲一说，他真的来了。老师们与他交谈时，说我的数理化成绩都不错，他高兴地说：“看来咸池将来和我是同行。不过我说的是大同行，就是学数理化的。”1964年高中毕业时，父亲问我大学想学什么，我说想学天文。他就对我说，天文当然不错，但国家要强大，就必须发展原子能事业，他建议我报考北京大学与原子能有关的专业。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就改报了北京大学，可是最后填写专业志愿时却遵从班主任提议将地球物理置于核物理、放射化学之前。父亲没有坚持反对，让我自己决定。同时，他仍然鼓励我把天文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他认为一个学生在学好专业课程的同时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对拓宽知识面、对全面发展有益。我进大学后，他还托人给我送来当时科学出版社刚翻译出版的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里翁的《大众天文学》，可惜这本书1968年北大武斗时丢失了。
1968年底起，全国掀起“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浪潮。父亲对此并不一定能理解，但他抱定一个信念：别人家的孩子能当农民，自己的孩子也不能搞特殊！我的5个弟弟妹妹，有4个先后上山下乡，是周边家庭中最多的。后来，三弟象乾成为种田能手，在乡下入了党，当选公社团委委员、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大妹葛覃是生产队养猪能手，被评为县“五好知青”；五弟龙泉成为县电视差转台“农民工”；父亲平时在家最疼爱的小妹紫莼，她中学毕业也同样上山下乡，当上了“赤脚医生”。他们都为农村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六弟凤林是弟妹中唯一按政策留城当工人的，他努力工作、认真钻研，成为一名技师、单位技术骨干。我“文化大革命”中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贵州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区农村工作，教过中学和师范，后来当气象员。父亲多次亲笔给我写信，鼓励我好好工作，并寄来竺可桢著《物候学》等一些当时农村中无法得到的专业书籍。我在农村工作了8年多，工作之余还经常为同事、学生和周边农民理发、修收音机和针灸治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才考取研究生回到北大。
对于子女的婚事，父亲的态度是关心但不包办。我们兄弟姐妹的婚姻问题都是自己决定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大哥在部队结婚，父亲工作繁忙分不出身，让母亲代表自己去参加婚礼。我到贵州农村工作几年后，在当地谈恋爱。第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她想到父亲是著名教授，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低，父亲不高兴。没想到父亲见到她时风趣地说：“这下我们家工农兵更齐全了（我女朋友从小生长在农村，当过兵，岳父是工人）！”女朋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结了婚。
父亲主张民主家风。在我们家，不仅有“父教子”，“父子相互切磋”更是常事。我们成年以后，父亲在家更注意听取我们的意见。1981年父亲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之后常住北京。我在北大读研究生，后留校工作，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比较多。父亲的字写得好，请他题词的单位和个人真不少。刚开始父亲是尽力而为，我一怕写得太多会加重父亲的负担，二怕来者不拒会有心术不正的人混杂其中，就向父亲提议：对青少年鼓励、鞭策的题词可以写；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成果，父亲是内行，但题词要有节制，评价要准确；为企业公司的商品和产品题词一定要严格控制、十分慎重。父亲觉得有道理，以后自己把握不好时就常常找人帮着参谋一下。像父亲这样年纪的人，都习惯于写繁体字。有一次我对他说，国务院公布有《简化字总表》，这是汉字的国家规范，虽然没有规定题字时只能写简化字，但给中小学、青少年题词，还是写规范的简化字为好。后来，父亲在为中小学题词前，经常让我先把题词用规范的简化字写下来，他自己照着练习几遍，待手顺了，再正式题写。
父亲虽然终生从事脑力劳动，但他尊重体力劳动、关爱劳动人民。在厦门时，有一次父母亲带着弟弟进城。回来时天下着雨，又没有公交车，于是他叫了一辆三轮车。那时从城里到厦大要翻越一座“蜂巢山”，坡路又长又陡，车子蹬不上去，三轮车工人必须下来拉车上坡。那天到山前，父亲让体弱的母亲、年幼的弟弟坐在车上，自己下车，打着伞在后面帮助推了好一大段路。三轮车工人很不好意思，到家时再三表示要少收钱，父亲仍然坚持足额付了车费。他还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说，三轮车工人蹬车、拉车很辛苦，应该致谢的是我们。无论是当时当教授、当校长，还是以后当了中科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父亲都不允许子女把自己的职务、官衔挂在嘴边，更不允许有任何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由于父亲“爱心”的潜移默化，也由于父亲希望我们“低调”的执着要求，我们7个兄弟姐妹在各单位都能认真做事，与大家相处和睦，虽没有声名显赫，但也没有出一个纨绔子弟。
卢嘉锡家庭合影（前左起：次女卢紫莼、夫人吴逊玉、卢嘉锡、长子卢嵩岳、三媳高建明；后左起：次媳倪兴莲、次子卢咸池、四子卢龙泉、三子卢象乾、五子卢凤林、长女卢葛覃）
父亲的待人接物之道
父亲对亲友一直怀有真挚的感情。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家不少亲友家庭经济状况都不好。父母亲每月都要给一些亲戚资助。父亲觉得，自己家境较宽裕，给困难的亲友一点接济，可以少给国家社会增添负担。外姑婆是母亲的五姑，她丈夫早年下南洋未归，女儿出嫁后自己孤身一人无依靠，父母亲就接她过来共同生活，后来还和我们家一起搬到福州。1965年她69岁，说老人“忌九”，一定要回厦门终老，父母亲只好随她，每月寄生活费一直到她1975年去世。1956年，我六叔家从城里迁往集美，他的小女儿、我的六姐采蘩升入双十高中，父亲将她接到我们家同住并负担了她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1959年六姐考取上海复旦大学，父亲又为她备齐了生活学习用品，还将自己留学欧美时用的皮箱送给她。这只皮箱，六姐一直使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天寿是我大伯的儿子、我的堂弟，“文化大革命”中到永定下乡插队，父亲几次写信鼓励他：“机遇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却是自己的努力，自学也可以成才”，还让我大哥给他寄去一套《电子技术讲座》自学丛书。天寿在劳动之余刻苦钻研电子技术，自制出一台遥控模型汽车，在山村传为美谈，回城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电化教学老师。
父亲非常尊敬当年为他传道释疑解惑、指引人生道路的老师们。他常对我们讲他大学一年级的化学老师张资珙教授如何在课堂上讲授“化学家的分子式”C3H3——Clear Head（清醒的头脑）+Clever Hands（灵巧的双手）+Clean Habit（洁净的习惯）、如何引导他从“主系数学、辅系化学”转为“主系化学、辅系数学”。在厦门时，每年春节父亲除去看望亲友外，一定要去给原大同中学校长杨景文拜年。他说，当初如果不是杨校长破例为他开具了具有“旧制四年制中学毕业”同等学力的证明，只读了一年半初中的他就不能报考厦大预科，也就没有机缘受教于任教厦大仅一年的张资珙教授。父亲非常崇敬将他引进结构化学领域的博士后导师、著名化学家鲍林教授。即使在中美民间往来完全断绝的年代，他也经常给我们讲恩师当年对他的指教。弟妹们都还记得1973年鲍林教授首次应邀访华、父亲赶赴上海拜见恩师时的兴奋心情。父亲还让弟弟写信将这一消息告诉我，让千里之外的我共享他的喜悦。方锡畴是父亲大学四年级的老师，父亲要我们尊称他“方先生公”（闽南话“师祖”的意思），跟我们讲述当年方先生公是怎样手把手教会他吹制玻璃仪器基本功的。“文化大革命”中方教授被打倒，父亲自身刚得解脱，他到厦大首先就去探望仍处“牛鬼蛇神”之列的方教授，还鼓动同沦“另类”的早年学生也去探望：“第一你要相信方老师是好人，第二你要相信你自己。有了这两个相信你就可以去看他。”
不仅是老师，只要是帮助过父亲的人，他都长怀感恩之心。1937年父亲刚到英国留学时，曾函托时任厦大秘书襄理何励生帮他办出学位证明。将近60年过去，1996年，百岁老人何励生病重，父亲到厦门开会时特意前往医院看望。医院领导以为他是来检查工作的，没想到他径直走到病床前慰问老人，并深情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位老先生在我当年赴英国留学时，帮助我办理过留学证明，我很感激他。”洪玉崑是厦门小有名气的医生。当初父亲报考厦大预科，考前突发高烧，洪医生先开药让他退了烧，又身背药箱在考场外守护，直到他顺利完成考试。几十年后父亲仍多次对我们提起此事。1981年3月洪玉崑夫人去世，父亲趁4月初到厦门参加厦大校庆庆典之机前往吊唁。人们以为他按常规鞠个躬就离开，没想到他却遵照中华传统礼仪亲自为逝者上香，令在场的人既意外又感动。
汪德耀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细胞学家，1945—1950年间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当初就是他坚决将刚回国的父亲挽留在厦大工作。解放后他改任生物系系主任，与父亲成为亲密同事。当时有人称汪德耀为“伪校长”，父亲却说：“那时他不得不做一些应付国民党当局的事，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敢于任命王亚南教授这样的红色经济学家当厦大法学院院长，这就很不简单！”以此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还介绍汪德耀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汪德耀当选厦门市政协副主席。孙越崎是玉门油矿早期的主要开发者之一，解放前夕任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他冒险保全国家矿产资源，移交给人民政府，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20世纪80年代，我们两家在北京木樨地住上下楼，父亲跟孙老在资源环境保护问题上志趣相投，结成莫逆之交。后来我们搬离了木樨地，但两位老人仍密切来往，经常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切磋、交换看法。1992年9月30日我母亲在福州病逝，父亲办完母亲后事一回到北京，即强忍悲痛前去祝贺孙老百岁寿辰。孙老及家人知道情况后，极为感动。
父亲关爱身边所有的人。他留学欧美回国后不久，一天家里的帮工找他，想提前支点工钱。父亲一问，原来帮工的儿子王文兴正上高中，没钱交学费。父亲就自己负担了王文兴的全部学费。不久王文兴高中毕业考入厦大化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以后又跟随父亲到福大、物构所，还曾去苏联留学，不幸“文化大革命”后期患癌症英年早逝。早些年，福建物构所所在的福州西河地区还属郊区，交通很不方便。所里职工进城回来，要坐公交车在祭酒岭站下车，然后步行约20分钟才能回到所里。那时整个研究所只有一辆北京130越野车。父亲作为所领导，又是所里唯一的高级专家，因公进城可以坐车。他每次进城回来路过祭酒岭，总是注意四下察看，只要见到有所里的人在步行，不论是科研人员、干部、工人还是家属，他都会让司机停车，招呼他们上车一同回所。所里不少人都因此搭过便车。到北京工作后，父亲还时时关心和指导物构所的科研工作，频频往返于北京与福州之间。回到所里，他在路上见到人，不论是清洁工还是门卫保安，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职工们都知道他有清晨在所里大院散步的习惯，于是有什么事情要反映、有什么困难想请他帮忙，就利用清晨在路上“拦驾”。不管问题能否解决，他都会给人一个答复。因此许多职工都戏称父亲是“有求必应”的“大菩萨”。
正是父亲关心人、尊重人的真诚态度和乐观、豁达的性格，使所有的人，不论是他的同龄人，还是学生、晚辈、下属，都愿意和他接触，也使他自己时时有股韧劲去面对挑战和曲折，克服困难，做好工作。
但是父亲也不是时时事事都以幽默豁达处之，不光是教学科研，对诸多大事小事，他又表现出十分认真与执着。
我们家在物构所原住四层住宅楼二楼。父亲平时休息得晚，他每天晚上总要上三四楼，下一楼，把楼道里还亮着的灯一盏盏全部关上，才放心地回去睡觉。平时无论是在实验室、办公楼还是住宅楼，看到没人、水龙头却开着，即使是涓涓细流，他也要上前小心将它拧紧。晚年父亲回福州时，每天清早弟妹们陪他散步。这时他上下楼梯已经腿脚不便，但看到天色已亮，而周边楼道里灯还亮着，他就催促弟妹们将它们一一关上。
厦门大学物理系原系主任黄席棠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剥夺了讲课权。为让黄教授换一个工作和生活环境，1960年，父亲冒着风险，把他和夫人高怀蓉教授与自己一起调到福大，他们很快成为福大物理系的教学科研骨干。我还记得，大约是1962年，一天我和父亲在祭酒岭公交车站遇见黄教授，他兴奋地对爸爸说了一段英语。我虽然听不懂，但猜到他的意思是他已摘掉“右派”帽子了，父亲兴奋地表示祝贺，并希望他继续进步。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来，黄教授重新被戴上“右派”帽子，进了牛棚，父亲也因此被指责为“包庇重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父亲在检查交代材料中不得不给自己扣上“重才轻德”“政治观念不强”的帽子；而对于黄教授本人，除了坚持肯定他“有才”外，父亲只说他是因为“玩世不恭”成为“右派”分子的，坚决不肯上纲上线。
父亲始终关心农村改革发展。1990年4月，他亲率农工党中央考察组到贵州省毕节试验区考察咨询。当时他已近75岁高龄，而且腰椎手术后刚出院，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每天还要打针输液。从贵阳到毕节要翻过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他不顾病后体弱和旅途劳顿，坚持亲力亲为，是第一位亲临试验区的民主党派中央主席。贫困村晏家洼在半山坡上，不通汽车，为实地察看村民生活状况，父亲强忍腰部疼痛，拄着手杖，沿着崎岖山路，一步一步走进山寨。当地原先安排他参观村里条件稍好的建筑队长家，他却坚持去了全村最贫困的农户家。他说：“我们是来扶贫的，就应当到最贫困的人家去，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看到破败的茅屋、几个人合用的烂棉絮，一向幽默开朗的父亲沉默不语许久，轻轻嘱咐陪同的地方干部：“这样的贫困户要想办法重点扶持。”经深入考察调研，父亲就当地扶贫开发、生态建设提出“扶贫先扶志、致富先育才”等建议。今天，毕节试验区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同推进改革开放和贫困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及跨越式发展的成功范例。
父亲的认真、执着，出自对事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而他幽默、开朗，则源于对国家、民族前途充满信心。二者紧密相连，贯穿父亲的一生。
卢嘉锡教授与厦大师生在一起边
父亲的“家国情怀”
关于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个人、家庭与国家关系等大是大非问题，父亲很少对我们作什么空洞说教，他以自己的言行，阐释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家国情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父亲满怀“科教救国”的理想和“重建昇平”的愿望，也带着对亲人的思念，坚决抛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和优越的科研条件，立即启程回国。他处理掉了大部分私人用品，包括当时还十分珍贵的收音机、电唱机等，只留下一些专业书籍、自己多年科研积累下来的研究笔记和计算尺、英文打字机等少量科研教学小用品。那时候，跨越太平洋的航线刚刚恢复，洋面上“二战”期间布下的水雷尚未清理干净，海上航行随时可能遭遇危险。父亲不顾一切买了船票，乘坐允许载客的第一班客货两用轮，于1945年11月中旬离开美国，海上航行半个多月，12月初回到上海。办完回国手续，他又买了上海到厦门的船票，乘坐一艘小火轮回到厦门。这时已是1946年1月初了。
1940年，加州理工学院部分中国同学合影。前左起：钱学森、林木樟、卢嘉锡、袁家骝；中左起：张捷迁、俞恩瀛、徐樟本；后左二吴壮夫
父亲期盼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百姓能过上祥和安康的日子，自己也能实现“科教救国”的梦想。可是他很快就对国民党政府失望了，对于帝国主义在祖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更是切齿痛恨。他曾经在厦门轮渡码头用英语痛骂光天化日之下企图侮辱中国妇女的美国大兵；还和王亚南等教授一起在报上发表笔谈，抨击美国政府扶植的国民党政府。
回国之初，父亲同时受聘于厦门大学和浙江大学。1948年秋天，父亲到浙江大学讲课。那时，人民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已经开始，国民党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中。当时一些名牌大学都是著名的“民主堡垒”，学生中进步势力很强，教师中也有不少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的“民主教授”。父亲在繁忙的授课之余，多次在深夜和几个密友一起偷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他还收到地下党寄来的信件，希望他“尽快返回原籍，坚守岗位，迎接解放”。于是，他加快授课进程，提前完成课程任务回到厦门。
返回厦门后，国民党曾派人劝说父亲去台湾，但他对国民党统治已经彻底绝望，设法回绝了。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全国解放在即。5月，旅居新加坡的著名华侨领袖、厦门大学创办人陈嘉庚宣布应毛泽东邀请，将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父亲即以厦大校友总会会长的名义致信，欢迎嘉庚先生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时顺道到厦门大学视察，这封信公开刊登在当时的《厦大通讯》上，实际上是向海内外昭示了厦大师生拥护新政协召开的共同心愿。此时，厦门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父亲的这一行动无异于摸了老虎屁股。果然，任职于国民党厦大党部的老友黄先生偷偷来家说，他在国民党的黑名单上看见了父亲的名字，“赶紧去香港躲躲吧！”父亲何尝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呢？可在厦门，认识自己的人太多，要想躲过国民党特务的耳目出逃，谈何容易？再加上母亲怀着身孕、产期临近，他更不能走。为了不让母亲担心，父亲白天照常上班。但是，为了避免自己发生不测时让特务们找到加罪的更多“证据”，深夜母亲入睡后，父亲偷偷地把从美国带回来的燃烧与爆炸科研笔记全部销毁了——那其中包含着他多少的心血啊！
局势越来越紧张。著名人类学家、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仅仅由于公开声称反对“戡乱”，就被当成“共党嫌疑”逮捕入狱。一天，坐镇厦门的特务头子毛森叫父亲去“谈话”，父亲以为特务要对他采取行动了，做好了有去无回的打算。幸好到那里后，毛森只是抱怨厦门大学“共党活动猖獗”，要父亲回去帮着“训导学生”。父亲胡乱应付了几句，赶紧离开了。
1949年夏天，厦门大学成立“应变委员会”，声明旨在“时局危难时期保存学校文物，策划员工及学生之生活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由校长兼任，父亲以校友总会会长、教授会代表的身份任副主席，实际主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中，父亲带领应变委员会安排师生在校区巡逻以防坏人趁火打劫，并发动劳师助学活动，设法给困境中的厦大教工、家属买米送菜，资助困难学生。父亲还不顾自己也已被列入国民党特务黑名单，掩护、救助了一些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
父亲当时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源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对学校的责任感，以及对陷于困境的学生和教职工的同情心。“文化大革命”后他才知道，厦大应变委员会这些巡逻、互助的行动，实际上是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进行的护校斗争的一部分；而自己出任应变会副主席，则是地下党决定推举的。他为自己能得到党组织的信任而深感欣慰。
可能是父亲在厦门的声望使国民党特务不得不有所顾忌，也可能是解放军挺进神速使他们未及下手，父亲终于度过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10月17日厦门全岛解放。解放后第三天，战斗的硝烟还没有散去，刚到任的厦门市委书记林一心在千头万绪中就约请父亲长谈，征求他对厦门大学学生复课和学校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一席交谈，推心置腹，使林书记茅塞顿开。接着父亲又被任命为以化学系系主任的身份代理理学院院长，开始参与厦门大学领导层的部分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是一个抱定科教救国理想的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人拉他参加国民党，他以自己“不问政治”推托回绝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信任父亲、尊重父亲，同时他又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热情高涨，过去不问政治的信条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他与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干部有了更多的接触，又参加了厦门大学的领导工作，并被选为福建省和厦门市人民代表。看到祖国欣欣向荣的一片新气象，通过亲身体会和耳闻目睹，父亲深深感到“共产党爱人民”“共产党关心教育、尊重科学”“共产党了解我”。正是从这些粗浅的认识开始，在党的教育引导下，父亲的思想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他从内心确立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1953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友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事实上，厦大党组织根据父亲解放前后的政治表现，早已把他列为高级知识分子中经过教育培养可以发展入党的重点工作对象之一。父亲没有辜负党组织的期望和教育培养，他郑重地提出了入党要求。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平时从不唱歌的父亲饭后踱步思考问题时往往随口哼起“索—多—西来多索米拉—发……”。长大后我知道了，这是一段《国际歌》的乐曲，它吐露了父亲的心声：此时，共产主义理想正一步一步在他内心深处扎根。
1955年夏天，父亲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当时他还不满40岁，是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1956年春天，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会议。有一天他在北京饭店乘电梯，突然电梯门开了，进来一位中等身材的人。父亲一看，是周恩来总理！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周总理对他点了点头，亲切地说：“你是卢嘉锡同志吧！”父亲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自己是学部委员中的小字辈，又在遥远的南方工作，从未与总理单独晤面过，现在第一次偶遇，日理万机的总理不但主动和自己打招呼，而且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父亲对总理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也感到自己的心与共产党贴得更近了。
就在父亲参加科学规划会回到厦门后不久，1956年6月30日，中共厦大化学系总支教工支部讨论通过了父亲的入党申请。第二天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35周年纪念日，《厦门日报》在头版刊登消息：“科学家卢嘉锡光荣入党”。
1958年，父亲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任副院长，同时主持创建了以结构化学为主的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化学研究所一所（后改称物理化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当时，为了迎接社会主义工业化新高潮，福建省仿效首都北大、清华两强的格局，决定除文理综合的厦门大学之外，在省会福州创办一所理工院校福州大学，学校的校长、书记由省里的领导干部兼任。最初的师资和理科学生主要从厦门大学相应系科中划拨出一部分，而新招收的工科学生先以“厦门大学工科”名义在厦大寄读。1959年，父亲刚就任厦门大学副校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福州大学副校长。作为福州大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往返于厦门、福州之间，主持福大建设总体规划和开办前教学、科研的筹备工作。
那段时间父亲更忙了。我当时正上初二，每天放学回到家里，经常看见父亲正与人谈话，有干部、教师，也有学生，还有学生家长，多数是来商谈福州大学建设规划和干部、教学科研骨干调配的。也有一些人不愿离开已创建30多年、在全国乃至东南亚都有相当名气的厦门大学而来找父亲“蘑菇”。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父亲总是耐心地劝说他们服从大局，到福州大学去。父亲生在厦门，长在厦门，在厦大从学生、助教成长为教授、副校长，他对厦门、厦大感情深厚。他还是当时福建省理工科唯一的学部委员、一级教授。此时，他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调往新创办的福州大学，本身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感染力。经过父亲深入细致的工作，绝大多数人心服口服，和父亲一起投入福州大学的创建工作。
但父亲并不简单地搞“一刀切”。一天有一位老太太到家找父亲，边谈边哭。原来老人早年守寡，已年老体弱，而独生子幼年时因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她伤心地告诉父亲：儿子曾立志学医以为天下人解除病痛，但最终却因下肢残疾报考医学专业受限，而考入了厦门大学数学系。母子二人多年相依为命，现在儿子所在班级整体划入福州大学，以后母子分离，儿子行动不便、母亲生活困难。老太太谈完刚走，父亲就拿起电话，请有关部门尽快查明情况，如这对母子确有困难，就应当照顾：可以将儿子调个班级，留在厦大。
耳闻目睹，我深深感到：在父亲的身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就是这样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1960年8月，父亲正式到福州大学上任。学校位于福州郊区，与西禅寺相邻，校区原是福州军区第八预备医院（八院）、福州二十二中和大片农田。当时校舍还未全部建好。学生宿舍窗户都还来不及装上玻璃，四面透风；食堂是临时搭起的棚子；图书馆是借用西禅寺闲置的禅房；八院的几栋旧房充当办公室、实验室；新建教室不够用，就用二十二中留下的一栋两层教学楼。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和全校教师、学生一起开始了新的事业。
父亲不仅是福州大学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副校长，还亲自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福州的工资类别比厦门低，调福州后父亲的工资标准降低了，而且这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党员干部减工资，父亲的工资收入一下子减少了一截，日子也窘迫了很多。当时全家连保姆共10口人挤在一套不足70平方米的宿舍里：父母亲带着小妹住一间，兼做父亲的书房；我和三弟住一小间，兼做储藏室堆放箱子柜子；大妹、外姑婆和保姆一间；五弟、六弟一间，兼做饭厅并供孩子们做功课。父亲乐呵呵地说：“这个家就像一个大兵营。”教工宿舍厕所还没修好，大小便都要去楼外农村池塘上木板钉成的简易厕所，走上去一步三摇；而且厕所没有顶棚，下雨天还得打伞，父亲又笑称：“那是野外训练！”家里每天的菜蔬就是空心菜，偶尔再熬些海带算是加菜，我们都吃腻了。可是父亲却诙谐地说：“这是无缝钢管加钢板。”今天我还珍藏着一张父亲当年搞科研时拍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虽然消瘦，但神情仍然是那么坚毅。
三年困难之后，国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同时，经过父亲和全校师生几年的共同努力，福州大学建设也形成规模，教学、科研逐步走上正轨。此后，父亲在继续兼任福州大学副校长的同时，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由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改建成的中国科学院华东物质结构研究所（即今天的中科院福建物构所）的建设和发展上来。为了全力搞好物构所工作，1965年夏天，父亲把我们家从福州大学教工宿舍搬到物构所。但是，正当父亲以为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他所挚爱的结构化学研究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而来。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审查，每天写检查，扫厕所，挨批陪斗，他感到十分困惑，但他最感痛心的是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1969年秋天后，他突然被宣布“解放”，没有说明任何原因。为什么突然宣布“解放”他，这个心中的谜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解开。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一次接见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科学家、父亲当年留学美国时的好友，在谈话时他们关注地问起父亲的近况。总理记住了这件事，会见后立即让秘书了解情况，并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将军，明确指示：“立即解放、安排工作”。当父亲听说是总理在自身处境十分艰难之时出面保了自己时，不禁热泪盈眶，他把李白名诗《赠汪伦》的末两句改了几个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以此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激之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父亲意气风发，决心在科学事业中大显身手。1979年秋天，父亲率领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参加IUPAC（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大会。其间，父亲先与大会主席协商，就联合会章程一些条文的解释取得一致看法。接着，父亲又亲自与参加大会的台湾化学会代表团团长、台湾大学陈发清教授（台湾省籍人士）和秘书长王纪五（代表团实际决策人，台湾当局“国科会”官员，其父王世杰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多次协商，反复交涉，达成谅解。最后大会主席根据与父亲率领的中国化学会代表团和台北代表团达成的共识，郑重宣布接受中国化学会作为代表全中国的化学会组织加入联合会，并同意“设在中国台北的化学会”作为单独财务结算的地方性学术团体保留会员资格。这标志着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湾方面席位基础上，我国一级专业学会参加国际组织这一问题取得了重大突破。1981年5月，父亲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当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后兼任院党组书记。1988年起，又先后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痛别父亲
父亲在晚年曾笔书“吾日三省吾身：为四化大局谋而不忠乎，与国内外同行们交流学术而乏创新乎，奖掖后进不落实乎”以自勉，展现了矢志报国、献身科教、提携后人的一片赤诚之心，也将他倡导、培育的家风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2001年6月4日晚，父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永远离开了我们。当我们赶回福州时，看到物构所设立的灵堂里层层叠叠摆满了花圈，哀乐低回，悼念的人们络绎不绝，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唁函唁电雪花般飞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父亲工作过的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福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福建物构所、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欧美同学会等部门单位及多位院士、教授和知名人士都送了花圈；诺贝尔奖获得者、父亲的好友李政道、李远哲、霍夫曼等来电吊唁；解放后厦门首任市委书记林一心、临解放时曾经冒险为父亲通风报信的老友黄先生等送来了花圈；已故黄席棠教授的夫人、年届八旬的高教授亲临灵堂吊唁；父亲一位早年学生、后成为新加坡资深外交家，也发来了唁电；厦门大学旅港校友会、台湾校友会、美洲校友会、澳洲校友会筹委会等都送来了花圈。十多年前三弟卢象乾奋不顾身救起的落水儿童此时已经出国留学，他的母亲特意来到灵堂吊唁，以儿子名义敬献的挽幛上情深意切地写着八个大字：“教子有方、功德无量”。
告别式上，父亲安卧在鲜花翠柏之中，悲痛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向他的遗体致敬。一位老人边走边哭，不断鞠躬并喊着：“卢老没有走！”其情其景，催人泪下，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热爱他的人在一起。告别式后，父亲的遗体送往殡仪馆火化途中路经福州大学校门时，几百名未能参加告别仪式的青年学生冒雨列队站在道路两旁，默默地送别他们的老校长，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当父亲的骨灰由海军舰艇护送驶过厦门大学沿海时，眼望着巍然屹立的上弦场五大建筑，父亲的音容笑貌似乎仍在眼前，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为之奉献终生的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在一起。父亲生前多次说过：“我生长在厦门，我的父母来自台湾，海峡两岸都是我的故乡。”舰艇驶过矗立着民族英雄郑成功巨型雕像的鼓浪屿日光岩一带海面，最终停泊在台湾海峡最西端的厦门—金门—大担海域，哀乐回荡在台湾海峡上空，我们把父母亲的骨灰混合在一起，象征着他们一世恩爱、永不分离，然后手捧父母亲白色的骨灰，伴着红色的玫瑰、黄色的菊花，也伴着我们晶莹的泪水，一同撒向蔚蓝的大海，我们感到父亲仍然和我们，也和他们挚爱的海峡两岸的土地和人民在一起。
完成父亲最后的遗愿：将父母的骨灰撒入大海
时光荏苒，转眼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但在我们的心中，父亲没有走，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父亲没有留下财产，但他培育出的家风就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
1999年10月，父亲以其在结构化学研究中的杰出成就荣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当时他就郑重嘱咐，这笔钱要存起来不能动，以后作为奖励基金使用。在他身后，我们兄弟姐妹遵照父亲的嘱托，捐出了他生前所得奖金，与有关单位和友人的捐款结合在一起，创立了“卢嘉锡科学教育基金”，用以奖励在科学教育领域卓有建树的教师、科研人员和青年学子，赞助福建省（包括金门、马祖地区）、厦门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并为农村中小学捐建“卢嘉锡爱心图书室”，为扶贫挂钩村设立助学金。我们感到，父亲还像生前一样，在热心提携后人、关注农村扶贫事业。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将父亲生前办公室辟为“卢嘉锡院士纪念室”，保留和陈列着他生前的部分论著、手稿以及办公和科研用品，以教育和启示后人。福州大学开设了“嘉锡讲坛”，将化学学院化学创新人才实验班命名为“嘉锡班”，以缅怀先辈、传承精神。兄弟姐妹们牢记父母亲的教诲，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作者系卢嘉锡次子、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