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初心  致力文史

——记著名史志学者卢美松

林华光

卢美松，1944年10月出生于福州市鼓楼区琼水河东之水部柳宅村，福建著名文史研究和方志编修专家。福建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现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福建校友会会长，闽都文化研究会评审委员会首席顾问。曾经兼任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理事，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会长，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副理事长，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炎黄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他幼年开蒙于私塾，1952年至1957年就读于琼水小学（现鼓楼第五中心小学）；1957年至1958年，初中一年就读于福州十一中，因“大跃进”中的教改，中学改为中专，便转学到福州十五中；1960年保送入福州高级中学，完成高中学业；1963年至196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史专业。

大学毕业后分配留北京，1969年1月赴北京军区农场（山西洪洞县）劳动锻炼。1970年8月回北京，再分配到大兴县芦城人民公社工作。1973年3月任教于大兴县委党校。1976年2月调回福州，先后任福建省财政厅人事教育处干部、副科长、副处长。1985年8月任新创办的福建财会管理干部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1994年3月起调任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编审）。2004年6月受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2011年10月受聘为馆员），2014年7月退休。

他长期从事福建地方志编修、地方历史文化和人物研究。个人主要著述有《中华卢氏源流》《中华姓氏谱·卢姓卷》《福建北大人》《福建历代状元》《闽台先民文化探源》（合作）《福州名园史影》《朱紫名坊》《坊巷名居》《闽中稽古》《芸窗谈故》《松轩话史》《薇圃掬露》《芸编留简》。另主编有《严复翰墨》《福州双杭志》《书坊乡志》《福州内河史话》《福州鳌峰史话》《冶山史话》《沈葆桢研究》《榕台关系研究》等。

1994—2004年，在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工作期间，分工主持《福建省志》各分志编修，主编省志《人物志（上）》《福建历史地图集》《武夷山志》等。同时负责新旧志书、年鉴和各种文史书籍的编辑出版，共计印刷198部（其中省志78部）。

2004—2014年，主事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主持出版《福建文史丛书》及其他著作109种。2007年以后，分别主持国家课题（子课题）《台湾族群迁徙地名研究》、国家文化建设工程之《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台湾卷”，省级社科规划课题《全闽诗录》《八闽文化综览》。

2014年7月，卢美松年届古稀，卸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职务，却并未停下文史研究和史籍编纂的忙碌步伐。退休但未赋闲，依然每天“上班”，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文史课题研究、专业咨询、组织课题，其顾问和编书任务迄未止步。

卢美松自小志趣钟情文史，并以此作为终身事业和精神寄托。他感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精彩睿智，认为“文史是智者的砺石，惟有坚忍者可以磨砻造就。”从1994年专门从事福建地方志编修开始，足迹踏遍八闽每个县市和众多乡村，经手编辑出版各种史志著作近三百部，因而获得“福建史志百科”的美誉。

卢美松在福建省首届“福”文化论坛上接受记者采访（毕耕 摄）

在内容博赡的文史丛林中，他满怀对乡土文化的深厚感情与敬畏之心，以过人勤勉和不懈努力，或编书，或著述，或论文，或研史，或撰序题跋，皆为文史而作。究其原因，均缘于文史爱好的初心，不能忘情于传承乡邦的文运史绩。他在思索“社会的自然进程就是经济发展带动文化进步”之深意，三十余年没有一天离书搁笔。他说，“‘小草恋山，野人怀土’，夙愿与职责都敦促我守望这片故土。”作为北大学子，他景仰首任校长、乡贤严复，决心以自己所学服务家乡，实现古人“敬恭桑梓”的宿愿。

一、智窦初开迷旧学

卢美松出生于福州东郊农家。因时艰家贫，又是家中长子，很小就开始农务与家务的劳作。幼时喜看闽剧、听评话，常听老人讲地方故事。

六岁入私塾，“智窦初开”：每日课诵《三字经》，描红字簿等，学海初泛舟，开启了对神秘知识世界的求知渴望。

他一直谦称自己读书觉悟晚、起步慢，小学阶段只知看童话、寓言、民间故事。甫上初中，到校图书馆借阅《红楼梦》，管理员给了他一本繁体字版的《石头记》，当时很觉诧异，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同一部书。从初中开始他爱看古典小说了。

少时，其父购置的旧木屋厅堂和楼房楹柱上贴满红纸对联。上小学以后，方认得字是“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德行唯俭”，“杯酒纵横廿一史；炉香缭绕十三经”。许多年后解得其意，才知这户房东原也是书香门第。他庆幸称，大抵是因为生长在这里，沾了这户人家的文气，从而走上读史从文的道路吧。

现在无从追寻他何时埋下喜好文史的种子。不过，据他回忆，初中时初见《汉语》《文学》和《历史》教材就心生好感。让他记忆清晰的，应该是在初一开始接受的“诗教”，从此深深迷恋上中国传统文化。

记得初中始读唐诗“两个黄鹂鸣翠柳”，语文老师边朗读边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描绘：黄鹂、翠柳、白鹭、青天，十分好看；老师还用福州方言吟诵“秦时明月汉时关”诗。他首次震撼于古诗境象之美，努力记诵。他至今还能背诵出明代散曲家王磐的《朝天子》课：

“斜插，杏花，当一幅横披画。毛诗中谁道鼠无牙？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水流向床头，春（花）拖在墙下。这情理宁甘罢？那里去告他，那里去诉他？也只索细数着猫儿骂。”

多年过去，卢老闭起眼睛都能感觉出这么一幅生动的“横披画”。你看，老鼠咬坏瓶架、拖走花枝，主人却告诉无门，只得斥骂猫儿，这情景何其生动有趣，只是所含社会讽刺意义则尚未索解。还有一首元曲《咏喇叭》，他同样背得出，只是当时也未解其讽刺意味。有趣的还是辛弃疾的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满目诗情画意，都是在乡野常见的景象。特别是老师讲解“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山坡上，小黄牛正吃着嫩草；早春的傍晚，树林枝头点缀着几只寒鸦，生机勃勃，情趣盎然。卢老忆说这些便陶醉其中，连称“这是何等美景啊！”

他记得老师详细讲解何为写“点暮鸦”：因为黄昏时分，远望树梢乌鸦只剩一个黑点。这种场景也是他在家乡的田园岁月所习见的。他经常在黄昏时候出神地佇望着邻村荷宅大樟树上聒噪的暮鸦。诗歌意象甜美，描绘生动，让他永生难忘。少年不识愁滋味，唯觉桑梓美如画。老师的“诗教”引人入胜，让他入门之后从此不能自拔。

他说不敢自称“好古敏学”，但笨鸟勤习，有助于飞；手不释卷，嗜读古史、古诗、古文之癖形成，致力于斯，也受益于斯。

二、进学高地爱古典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学经历，所以对母校的记忆，就成了人生回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高中阶段是他进学成长的关键时期，又是处在特殊的年代之中，所以是永远不能抹去的历史记忆。

“予生也愚鲁，进学的滥觞始于蒙塾，学近两年似乎尚未脱蒙；到小学读了6年，才算扫了文字盲，不仅会认课文，而且开始爱看课外读物。循此继进，初中三年更多读一些文学书，尤其是古典文学之类。”他说自己的读书经历中，真正算得上看书学习、受教获益的只是在福州高级中学的三年。

1960年，卢美松初中毕业，正在整理书籍和笔记，准备应付中考，没成想班主任竟通知他们几个同学“保送上高中”，让自报志愿。他们几人少不更事，只觉免考升学是大好事，喜之不尽。因为胸无大志，自惭形秽是乡下人，当然不敢报福州一中、三中之类名校。大家凑合集议，一致同意班主任的建议报“福高”。其实，他们对这个学校全然无知，校名是第一次听说，地址在哪里更不知道。及至后来结队寻访，经台江、过大桥，从仓前街登山路，上了烟台山顶，才知道福高原来在洋人办的教堂边上。校名虽新而校舍甚旧，听老师介绍才知道，这所学校创办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本名福州工农速成中学，1956年定名为福州高级中学。其校址原为福州鹤龄英华书院，其古老校舍的原建筑则可以追溯到1881年建的鹤龄楼、施教楼（书院的美志楼）、1905年建的力教堂（书院钟楼与礼堂），可见其古老。

年少不知苦。上学的路程从自己家（水部柳宅村）到福高，光着脚丫快步走至少也得9个字（45分钟）时间。那时没钱，一趟8分钱的公共汽车是坐不起的。天天早出晚归，中午在校寄膳，也不觉苦累，只是觉得饿。高中三年，从1960年至1963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忍饥挨饿的读书是“苦学”。但对他而言，最快活的是获得了“悦读”机会。因为行走约一年后，学校为保证学习效果，规定城区学生也要在校寄宿。这对他而言是天大好事，可以免却日日来回奔波之苦，而且有了更多的看书时间。因为农家子弟放学到家，一放下书包就要拿起家伙做家务，或到田园干农活。晚上为节省煤油，做完作业就要吹灯上床。所以在家要读书是很难的，只有在校课余抽空看，甚至上课偷着看，或在上学、放学路上边走边看。“寄宿了，家里要为我每月单独付出8元4角的伙食费和28斤粮食定量，而且少了半个劳动力，会给父母增加不少劳动负担。”

卸掉家务和农务的重担后，在福高专心致志地读书，真是快何如哉。那时大家吃不饱饭，体育课只做小运动量的活动，打打简化太极拳；考试也很少，记得一个学期下来只考物理一门；作业还是有的，在“自修”课内即可做完。有人自嘲说，饿着肚子读书更容易入脑，记得更牢。有了空闲也就有了更多读书的时间，他吃过饭就到阅览室看书，下了课还是看书。“学校图书馆成为我的好伴侣。阅览室是我每天必去的地方，因为报纸天天换，期刊多又常更新。那时的许多刊物，如《知识就是力量》《旅行家》《新观察》《热风》《诗刊》《福建画报》等等，都是我喜读的书刊。当然，馆内大量藏书才是我的最佳选择。”在两年多时间里，他选读了大量名著，不仅有人们熟知的古典名著、章回小说，而且有外国名著，如前苏联的、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等等。说实话，对外国那些陌生而拗口的人名、地名，实在没有记忆的兴趣，倒是我国古典文学的诸多名篇，读后令人神往而且神旺。不仅唐诗、宋词、元曲读来朗朗上口，一咏三叹，感觉美不胜收，就是诗经、楚辞、汉赋、诸子的文章，也觉咀嚼有味，令人有会心之悟。所以当时一面费心抄录，一面记忆背诵。说也奇怪，可能由于兴趣，精神专注，加上那时记忆力稍好，对别人不大感兴趣的古典文学，他却兴味盎然地读着，用繁体字抄写，以致同学有叫他“老古董”“活字典”的。当时对《论语》《孟子》之书，通篇熟读，记诵名句，自认为有助于高考的文言答题，算是有点“功利心”的算计。“语文老师告诉我，如《庄子》之书，将来上大学以后再与你一起讨论研究，那文章汪洋恣肆，颇难索解。”看来老师也似乎认定他会考上大学的。正是因为他对文史方面的兴趣和挚爱，所以特别留心于语言（包括所学俄语）、文学（特别古典文学）、历史、地理乃至外国历史与古代天文知识等等，多有涉猎。真是“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光华灿烂，冉冉上升，俗称积学储宝，庶几近之。当年所学，至今在作文、演讲时尚能不经意间用上。

“兴趣是最好的导师”，此言不虚。“正是兴趣导我推开知识之门，又是兴趣引我循着知识之阶攀升，登堂、入室。”他读书且思考，进步明显，故有自信。自觉有了超越一般同学者的知识积累之后，在决定命运的高考中一搏成功。其实对他而言，那场高考是没有多少悬念的竞赛，那时考生填报高考志愿是由班主任和课任老师们集体会商、统筹排定的。他只是对班主任的决定作一点小的修正，即把报考文科最高学府的志愿，前后顺序稍作调整：将排在前三位的系科东语、西语、俄语三系挪后，而将他所心仪的中文、历史、哲学调前就是了。他的理由很简单，福州人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说外语怕更不行，老师自然没有异议。他的执着还在于，在填报“志愿表”的“备注”栏中，加上四个字说明：“酷爱文史”。“这可能是随意之举，无心之笔，但却因此改变了的他命运。最终正是因为历史卷成绩最好而被录取于历史学系。”还有什么比遂愿更让人振奋的呢！既是天遂人愿，也是人遂人愿。

应当承认，他的遂愿是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摒却人所共嗜的爱好和欲望。须知他是在渴求中获得读书机会的。初中以前，因家无储书又身无分文，故而未得充分阅读的机会。家务、农务的繁忙，也令他不得看书的余闲。当然，为读书他也有自己的小算计，如借人书籍抢时间看，无钱租书从图书馆借阅；就是在寒暑假帮家里挑菜上街去卖，归来时看天色尚早，便径直走进福州体育场，放下担子，在空无一人的主席台上独自枕着扁担高卧看书。这时只觉凉风习习，书香阵阵，惬意极了。可惜好过的时光总是太快，不觉日上中天，腹枵难耐，该回家了。如此读书，至今想起，仍觉有味。还有印象深的，就是15岁那年，刚上初二，借得《东周列国志》，喜之不尽，爱不释手；帮大人在灶下烧火时还在读，大人的责备也充耳不闻。因为读书，也有舍弃，如福高校舍地近烟台山炮台，每到周末，守台炮兵放映电影，许多同学都趁机免费蹭观，而他却始终无动于心。即使是当时最轰动的热门电影《红楼梦》，招待毕业班同学的，也仍然不为所动，还是在上大学后才补偿饱了眼福。高中的读书时光真好：清晨在校园树下默读、背书；夜晚在教室里看书、抄书；劳动课在市郊种菜施肥，为救饥荒随老师上山摘野果做代食品。有大唱革命歌曲的豪情，有学习雷锋精神的善举；没有轻歌慢舞的闲情，更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

在那金钱和物质都短缺的年代，读书人多有不堪的尴尬。记得一次在仓前街边旧书摊上，看到一本厚厚的《红楼梦研究论文汇编》，心痒欲购，无奈阮囊羞涩。急中生计，低眉悄声问老板：“可否用粮票换购？”老板一愣神，端详一下，竟痛快答应了。于是以一斤饼票的代价，换得这本“宝贝”。在福高上学的日子，他最常去的书店就是观音井新华书店、大桥头新华书店和中亭街旧书店，那里都是他淘书的好去处。一次在中亭街旧书店看到一本破旧的四角号码字典，1954年出版的，标价1万3千元（合今1元3角），只售八角钱，他当即买下，使用至大学，不忍释手。可惜那时书店中他想买的古典文学和历史类书实在太少，只能守望着购买《中华活页文选》，一期不拉地将其装订成册。这本书使他增长了许多古典文学知识。

福高是实现个人梦想的起航点，是一块进学高地。这不仅因为学校地位清高，仰望头顶繁星，俯视闽江清流，烟山之巅更有一批“高人”，就是有真才实学又各有专长的老师：不管教的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乃至俄语。他们又正当盛年。特别令人敬重和感动的是，他们中一些人还身被污名，背负沉重的精神包袱，但于教学却都无一例外的敬业，真正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怕有遗漏，我只能在心中铭记而不能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要知道我们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攀升的，我们的寸进，都是他们力挺的结果。”卢美松深情地感慨说。

福高是他学习的福地，学业的长进，知识的积累，都从此地跃升，而且所学受用终身。当时的“初积”仍然是今天“薄发”的资源。在那个年代，好读古书者鲜少，即使能坚持在校读书也属不易，这是时代的无奈。记得1960年初进福高，高一年段有十个班，总人数当在500人上下；一年以后，就撤销了第一班和第十班，因为退学人多；到毕业时，就连8个班级中各班的人数也只有四十人上下，最后报考文科的居然只有一个班。当年福高的高考录取率在全市算是拔尖的，考上名校者不少。他读书理想遂了愿，也为福建的“高考红旗”添了彩，值得庆幸。“当然，我的读书生涯不止于高中阶段，这只是一段进境；嗣后的大学五年，才是我从福高出发的目的地。”

身在仓山之颠，远望苍穹，俯视滔滔，其眼界和胸怀自然不同。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一点不假；从这里再出发的他，可能已不再是“吴下阿蒙”。为了答谢母校的栽培，特别是校图书馆赐予他的知识甘露，他为回馈母校，捐赠了许多自己的藏书。而母校福高的进境也大胜昔日，现今高中生三个年级38个班，近2000学子，较他们当年壮大了许多倍；而且在教育资源分配未均衡的情况下，母校仍取得骄人业绩，延续着昔日辉煌，怎不令人欣慰？他回母校讲座，勉励后辈学子，更能珍惜流光，珍重自爱，努力成才，为母校争光。

三、读书疗饥恋文史

卢美松坦言，在初中才正式喜欢上文学和历史。初二时的一本《中国上古史演义》普及读物导引他坚定了自己的志趣。

书是同学向他推荐的。他如获至宝，一口气读下来，令少年的心深感震撼：原来中国在上古时代，有这么多历史人物与传说故事。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精卫衔石填海、伏羲兄妹成婚、王母宴请穆王，还有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更遑论黄帝战蚩尤、刑天舞干戚等精彩而又生动的故事。

“真是光怪陆离，惊心动魄，闻所未闻，令人神往。”他惊叹于“中国历史之悠久和中国神话之精彩。”他的好奇心与求知欲一起膨胀。此后，已远不满足于榕树下听评话，课堂上读古文，也不满足于课堂上老师的讲授，开始自辟蹊径觅书静读。

他广搜博览，无论是《隋唐演义》《说岳全传》还是《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也无论是《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还是《包公案》《彭公案》，凡是能找到的古典小说，通通寻读。高二开始寄宿福高，全身心沉浸在阅览室、图书馆。不论是流行刊物，还是现代名著、古代经典。

谈及对史书的“痴迷”，一件事让他终身铭记。初二时奶奶留给10元临终“手尾钱”，币纸崭新，亲人情重，一笔“巨款”珍重宝藏。但不久，还是被他“大手”花掉。

当时高桥头有一书摊，他没少在此流连过。一次看到有一部崭新的《封神演义》，上下两册卖价5元，他数度徘徊桥头，最终咬牙把书买下，即用报纸齐整地包好封皮，诚敬捧读。

“真如饥不择食，唯恨家无藏书。”这是他对中学年代的深沉记忆。卢美松笑道，那时他喜看课外书在班上是出了名的，以致在高考前的“升学指导”课堂上还在“私读”课外书，被巡视的老师点了名。

卢美松博闻强记，娴于辞令。记者采访中，有的诗词至今仍可随诵，如60年前初中时所学《诗经》的《小雅·采薇》还能朗朗诵出，回忆历史课老师释读《诗经》“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的诗意时，说明这是从军戍边战士的恋爱思归之作，并指出“莫”字同“暮”，还演示甲骨文的写法与字义，这种教法与后来大学老师的“说文解字”教法异曲同工。文学老师吟诵“不教胡马度阴山”时，特别指出此处“教”字应读平声。这些都令他深感汉字、汉语的精微奥妙。

他由此初知汉语造字的规则和精深内涵之所在，激发他去追寻更多的典故轶闻，尤其注意于古文的注释及字音。他说，特别喜欢边读古文（或古典小说）边认古字和典故注释。他还仔细阅读并抄录《六朝文絜》中的人物和诗赋。由于好写繁体字、爱读古诗文，同学笑称他是“老古董”。

他说，当时的这个爱好，让他获益不浅，迅速提升了文史的成绩，尤其萌发了对语文史地类学科的兴趣。这或许在冥冥之中注定了他今生与文史结缘。

诚然，钩沉记忆忽略细节，他引以为豪的还是在得知录取后旋即想起的《神童诗》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庆幸有了晋京深造的机会，实有古人跃龙门、折月桂的快感。回想求学不易，期间有食不果腹之忧，却常以“须信读书可疗饥”自勉。

四、岂为功名始读书

1963年夏，卢美松庆幸遂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但父母似乎颇不理解，无奈地问：“学历史将来干什么？”他只随口答：“可以教书吧。”因为那个年代人们热门向往的是搞科技，当工程师。到校后，他的文史兴趣迅速得到升华，最高学府的教育，激发他更高的读书目标。

卢美松当初选择中国史专业，还有一件趣事。彼时北大历史系有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三个专业，他和高中同班同学欧潭生（后亦成为省文史馆馆员）同时考入北大历史系，选择专业时，欧潭生怂恿他一起上考古专业，说“学考古有机会游山玩水。”卢笑笑说：“我不想去挖墓，也怕见棺材。我还是喜欢钻故纸堆，看我的古书。”

忆及北大经历，卢美松感叹：“上天对自己颇为眷顾，当时无论在中文系、历史系，都聚集着全国最优秀的学者。”副校长、历史系老主任翦伯赞教授，在新生入学教育时为他们打开蒙昧的心扉，坚定专业的信念。“这位名重史学界的长者，谆谆教导新生，要热爱史学专业，树立专业理想，刻苦读书，报效祖国。”长者旁征博引，举例说明读史的用处，饱含拳拳之心。

他回忆张传玺讲师讲授汉史的情形：用浓重的山东口音朗读《汉书·食货志》的精彩段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纯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并且屈指申教：史书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形容汉代商品经济发达，经商者众。老师的释说鲜明生动，至今难以忘怀。令人难忘的还有唐史副教授汪籛神采飞扬地讲述隋唐文化，边说边写，自称能背万首唐诗；周怡天老师手持卡片，笑声朗朗地讲述古埃及法老历史；福州老乡邵循正教授沉稳而又耐心地娓娓讲述忠王李秀成的事迹；中文系助教蒋绍愚以标准的浙江口音解读《诗经》“风雨凄凄，鸡鸣喈喈”名篇。当时职称不高的教师，后来都成为大家名师。

研究地方志当时或许还不是卢美松的旨趣。他因仰慕北大图书馆的丰富典藏，满怀好奇心去借阅在家乡早已听说却无缘谋面的《闽都别记》，不料，管理员给他的竟是《闽都记》，粗略翻阅后才知是地方志书。“当时感到索然无味，何曾想到，这正是三十年后我开始从事的职业。”卢美松笑道，“这趟借书也许是冥冥之中对我的一个暗示吧。”

北大毕业后，卢美松分配留在北京，但并未从事与文史研究有关的工作。他先后在山西洪洞县、朔县和北京市大兴县等地从事劳动锻炼和行政工作。由于气候水土不服，1976年2月从北京调回福建，在省财政厅工作。那时他住的单位宿舍就在冶山欧冶池边。这触动了他的心思：“历史再一次提醒我，应该为福州、为福建的历史文化做些什么，才不辜负自己当年的志愿和所学专业。”

他回顾这一段基层和机关工作时说，“一切经历皆是财富。人生罕有坦途，坎坷践履，丰富阅历，磨砺意志，积累经验。我们这代人有过‘文化革命’的思想迷惘，也有工作错位的命运乖舛，但依旧靠初心拨正航向，靠读书取得进境。书籍成为超度沉沦的慈航。”

在后来的追忆中，他称此生的运命、作为应当归功于读书之力，“书籍成为步入人生坦途的舟车舆马。”他庆幸地说，“读书获得成功的快感与弱冠之年的自信同在。”正因此，上级领导考核时问他：“你身在财政，却仍读史书，写历史文章，调到文化部门如何？”他痛快答应，且选择地方志，因他认为这是用史多的地方。

卢美松长期从事福建地方志编修和历史文化与人物研究，尤其钦佩古代乡贤中循吏清官的惠民之政与高风亮节。他在为《闽东历史清廉人物》所作序言中引用古代闽都士人的诗称：“人生所宝惟令名，一士远胜王侯荣。”认为那些清廉人物正是由珍惜气节而博得令名，他们除了具有一般循吏的“清、慎、勤”优点之外，还各具良好禀赋并作过独特贡献。他们都以有限的生命、短暂的仕历，为后人树立了永久的丰碑。他们或立身廊庙，辅佐君王，鞠躬尽瘁，建树辉煌；或执政临民，造福一方，黎庶铭感，永志不忘；或立功异域，血洒疆场，马革裹尸，百世垂范；或饱学博识，富有文章，传道承统，勋名同光。

他曾在著作自序中写下对人生宏愿的理解：“古人‘三立——立德、立功、立言，都不可以离开读书。”认为自己浪得微名，也是沉潜读书与埋头笔耕的结果。他深信“人生所宝唯令名”，所以有“鸟爱其羽”的谨慎。

卢美松引经据典阐述己见：“古之出仕为官者，虽皆饱饫圣人之教，深受家国之托，但人各有志，途生歧异，正邪相对立，冰炭不相融。持守善道者，立定志向，守身如玉，扬名寿终；或为及时行乐，蹉跎岁月，一事无成；或为贪权弄贿，丧心病狂，身败名裂。荣辱两途，天壤之别。有志者自当谨身惜缘，常思报国爱家；有为者更应奋勉精进，谋大众百世大利；洁身爱羽，踵先贤千秋风范。”

五、回归方志称“百科”

1994年,他在晋升时选择了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称“终于回到早年想望的人生轨道上来”，由此开始了工程浩大的十年修志工作。他称这是自己人生旅途的新跋涉。

他开始为编书而读书、为写作而读书的人生新旅程。“十年编纂甘苦备尝，其成就感与读书乐相融为一。”他说，从当年的爱好变为现今的职业，自然乐此不疲。

1994至2004年，他在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主持省志编修并负责志书、年鉴编辑出版工作。他相信，编修地方志正在于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目标。他负责编审的志书仅省志部分，字数就以千万计，涉及诸多专业部门，堪称“百科全书”。他又勤于下乡，爱好做社会调查，了解各地的历史、文化、人物等舆情，为此他跑遍了全省所有县、市、区以及许多著名乡、镇、村，书卷与行程均在万数以上。在省地方志工作期间，他与同事们共同努力，主持112部省志分志的编修，经手共计出版70多部省志，还有其他志鉴及文史类图书100多部。

2004年，正当花甲之年，卢美松又应福建省政府之聘，出任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这正应当年“酷爱文史”的期许，因而又有了新的读书追求与写作使命。他再次感悟到读书创造机遇的道理，深切感悟“书籍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与进身作为的动力。”

2007年以后，他陆续主持国家课题、省级社科规划课题以及福州市乃至区县委托的课题。他主事省文史馆期间，组织整理出版大量文史著述，业绩累累，见于书籍，载诸口碑。在他主持出版的《福建文史丛书》系列图书109种中，大多数是已故馆员和乡邦文史专家的遗著或专著，他也因此赢得文史界和出版界的赞誉口碑。他还经常应邀参加社科类的学术研讨、咨询评审，参与此类文化活动的主持或宣讲。对这些文史活动，不惮劳烦，始终持热心参与的态度，也是出自“报效桑梓”的初衷。

2013年6月，见诸报端的一篇名为《画一幅精细绚丽的八闽历史文化地图》文章，引起全国文史界的注目。该文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福建卷》，对福建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作了全面归纳和概括介绍。他主持“福建卷”的编撰，书稿一出，即得到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霈的肯定和国内评审专家的赞许。继而又扩充出版《八闽文化综览》专著，向世人展现精细的福建历史文化版图，成为业内研究闽文化绕不开的参考书。

卢美松深信“读”和“行”的治学理念。从1994年从事福建地方志编修和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开始，他就注意在省志各专业分志的指导和评审中学习修志专业，汲取知识营养，同时注重实地考察，下乡调查。十年间足迹遍及省内各地，自编或指导编纂《福建历代状元》《建阳书坊乡志》《闽安镇志》《武夷山志》，认真指导并推动部门和地方修志。人们誉称他为“福建方志百科全书”，他诚惶诚恐地认为，这是过誉之词，愧不敢当，因有大师在前头，“典型在夙昔”，自己不过是“廖化作先锋”而已。在主持省文史馆的十年工作中，他同样重视社会调查和为基层的文化工作服务，包括文物调查和保护、博物馆展览陈列、历史人物研究纪念、中华老字号评审、古地名考证、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闽台关系研究等等，虽届高龄，仍乐此不疲。可贵的是，每到一处，都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计报酬，不惮劳苦，平易近人，因而广受好评。

卢美松认为，没有文化自觉难以保护好古建筑。他正是以这种文化自觉，主持福州“朱紫坊文化研究”，最终结题并出版《朱紫名坊》20万字图书，继而主编出版《福州双杭志》《冶山史话》《福州内河史话》《福州鳌峰史话》等书。他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说，要吸取三坊七巷经验，应当全面、完整地保护历史文物、名胜古迹。如果有修缮，应按“修旧如旧”的原则，这是底线，应避免过度商业开发。人人形成文化自觉，保护文化遗产才不会是空话。

六、笔耕不辍证初心

面对如此丰富的创作及研究成果，若追问其从事地方史志研究的诀窍，卢美松郑重地说，文史之学，内容博赡，课题俯拾即得；关键在于“用心勤”且“用志专”。

谈及为何矢志于此，他说：“因为我的夙愿与职责都敦促我守望这方故土文化。”他说，守望源于眷念，所谓“小草恋山，野人怀土”，不仅为系念乡愁，更为厚重的文化；写作是为了报效，不有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所以敬畏并热爱乡土文化。

实际上，从事多年地方文史工作，卢美松也在思考如何传承和弘扬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他认为，“处今之世，建设日新月异，城乡沧桑巨变，而人们追怀历史、守望文物的情绪与日俱增。”他热心地带助手，开讲座，助力市政文化建设，指导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活动。

他在职用笔甚勤，因为责有攸归；而今动笔仍频，盖由积习使然。或论文，或述事，或序跋，皆情注文史。并无功利之心，诚所谓“不因果报勤修德，岂为功名始读书”。修德、读书皆来自自觉的行动。卢美松坦言，就志趣而言，钟情文史，是因它他将读书与写作看作日常的生活方式，老来又是养生的手段，也是自己的精神寄托。他常言“文史缘同骨肉亲”，因为从中可以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精彩睿智。正是这种感知，使他终身倾心，义无反顾。大学一年级古汉语老师讲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含意，触动了他的深心，因此他深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就是他兢兢业业、矻矻穷年地热衷文史的缘由。

作为北大人，他表示十分景仰曾为母校作出特别贡献的两位乡贤：张亨嘉接掌京师大学堂，训勉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开创优良学风，其梦想在于造就近代新型人才；严复首任北京大学校长，挽上黉于将倾，扬声名于宇内，力主“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其梦想在于建构“一国学业之中心”。

卢美松说，先辈们把梦想留给北大，圆梦却在后人。“我进入历史系或许正是乡贤们在冥冥中为我点燃梦想之炬，圆梦之行虽然艰辛却很甜美。有生之年我还将继续笔耕，为弘扬闽文化蜡炬成灰，克尽绵力。”

从事史志编纂与文史研究，卢美松没有也不曾想搁笔离书，这正是源于不能割舍的文史爱好，也是不能忘情于乡邦的文运与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