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48年间的两岸故事
汪毅夫
我们经常说也经常听到和看到“海峡两岸”一语。在今天，“海峡两岸”是使用频率很高的常用语。那么，偌大个中国始于何时、由于何事而地分海峡两岸？中国地分海峡两岸始于1895年、由于《马关条约》割让台湾。
现在，我分三个系列讲讲1895—1948年间的两岸故事。
一、《马关条约》的系列悲剧情节
《马关条约》是中国的国耻，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教育的反面教材。
1895年4月17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腐败无能的清廷被迫派代表李鸿章、李经方在日本马关（今日本下关市）春帆楼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签订了《中日讲和条约》，由于下关古名赤间关，日语“间”的读音近于汉语的“马”，中译名赤马关简称马关，所以《中日讲和条约》通常称为《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签订那天正是“妈祖生辰”，是最受台湾民众信奉、被认为对台湾民生最多庇佑的神明妈祖的“庆诞日”。民族弱乱，台湾同胞首当其冲：割台祸起，连神明也爱莫能助。
《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永远让与日本”。其中，辽东半岛是满清的发祥之地，清廷居然也签约忍让给日人，可见其腐败无能到了何等程度。《马关条约》签订后，发生了戏剧性变化。4月23日，俄、德、法三国向日本提出“忠告”并用武力威胁，要求日本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日本政府很快作出反应，日皇于5月3日宣布“接受三国之忠告，放弃对于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权”，并胁迫清廷为此增加赔款三千万两库平银。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争权夺利，其结局却是让受害的中国追加赔款！此亦为令中国人扼腕、切齿、仰天长叹之奇耻大辱也。
《马关条约》规定，自5月8日（农历四月十四日）批准换约后6个月、12个月内各付赔款五千万两库平银，其余一亿两递年于2年内、3年内、4年内、5年内、6年内交清。然而，《马关条约》签订后，又追加赔款三千万两。
《马关条约》规定，双方批准换约之日为5月8日。又规定：“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两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质言之，两年后的1897年5月8日为“台民去留”的最后限期，逾期仍留居台湾的中国人即被动地丧失中国国籍，被动地沦为“日本臣民”，沦为日本的“二等公民”！这是日人在中国土地上，也是清廷在中国历史上犯下的又一宗大罪。对于台湾人民来说，则是其痛苦的“特殊的历史遭遇”。
《马关条约》签订前，中日双方议定1895年农历三月初五日至二十六日停战。《清实录》1895年农历三月初八日记，“向来两国议和，先定停战日期，和议不成，仍即开战。此次议定停战，自初五至二十六，亦只二十一日，彼不允台、澎，李鸿章按公法与之力争，而彼坚执如故”；又记，“现在奉天、直隶、山东，日允停战二十一日，而彼图攻台湾，不在停战之列”。就在停战协议生效前几天，农历二月二十九日，日舰突然犯澎湖，将战火延烧到台海。
《马关条约》规定，割让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两个月交接清楚”，即5月8日两个月后的7月8日，而不是4月17日两个月后的6月17日“交接”。然而，在日据台湾的50年里，日据台湾当局始终以6月17日为其“始政纪念日”（台湾人民则以是日为“耻政纪念日”）。日人占我台湾，按捺不住狼子野心，迫不及待也。
《马关条约》规定，有关“让与地方”的勘界，应于批准换约一年内“竣事”。然而，日人在1895年之前已完成台湾地图的测绘，提前为侵略台湾做好了准备，诚可谓早就“图”谋不轨也！
二、乙未之役的连环画故事
乙未之役也称乙未割台之役，指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军民抵制和抵抗日军入侵的斗争和战争。台湾军民抵抗日军入侵的乙未之役，从1895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初三日，打了5个月又10天。也就是说，乙未之役将甲午之役（中日战争）延长了5个月又10天。乙未之役参战的主力之一是来自大陆、坚持戍守台湾的军人（据陈孔立《台湾史纲要》，其总数为3.3万人），所以说乙未之役是台湾军民抵抗日军入侵的斗争和战争。
乙未之役的5个月又10天，有着连环画般的历史故事，如：台湾举人的公车上书，台湾民主国的“自主保台”，易顺鼎逆行入台，杨泗洪、吴彭年等英勇捐躯，许南英全程打完乙未之役。
兹一一简而言之。
关于台湾举人的公车上书。《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换约之前，普天忠愤，全国各地（包括台湾）兴起请愿运动，呼吁朝廷万勿批准条约。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汪春源、黄宗鼎、罗秀惠，取得在京任职的台湾进士李清琦、叶题雁的“印结”和支持，共同向都察院上书，抵制《马关条约》、抵制割台之议，其文称“台民忠勇可用”，呼吁朝廷万勿割弃台湾和台民。此即台湾举人的公车上书。据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自订年谱》，他亲见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路人“莫不哀之”的情形，“时以为士气可用，乃以一日二夜成万言书（作者按：即《上清帝第二书》），请拒和、变法、迁都三者”。康有为发起十八省举人的公车上书，是受到台湾举人的公车上书的启发。
台湾举人汪春源、罗秀惠、黄宗鼎的公车上书
关于台湾民主国。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出版社1996年版）记：1895年农历四月二十一日，“以丘逢甲为首的地方绅士集议于台北筹防局，请唐景崧暂摄台湾政事，并以全台绅民名义致电总理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以及闽浙总督等，表示将不得不自主保台。电文如下：‘敬禀者：台湾属倭，万民不服。迭请唐抚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唯有死守，据为岛国，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唯须有人统率，众议坚留唐抚台，仍理台事，并请刘镇永福镇守台南。一面恳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剖断，台湾应作何处置，再送唐抚入京、刘镇回任。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情急万紧，伏乞代为电奏。’”又记：1895年农历五月初二日，“台湾民主国正式成立。典礼极为隆重。士绅民众数千人齐集巡抚衙门，向唐景崧献国旗、国玺及总统印。国旗仿清朝青龙旗样式，为蓝地黄虎旗，龙在天，虎在地，以示尊卑；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臣服于清。唐景崧‘朝服出，望阙九叩首，旋北面受任’，改年号为‘永清’”。应该看到，“自主保台”的动机，乃是推延台湾交割之期以待转机（如辽东半岛式的转机）；推延台湾交割之期也是对日军入侵的一种抵制。《台湾历史纲要》对唐景崧、丘逢甲筹立的台湾民主国有精准的定性：“台湾民主国是在面临日本侵略者即将武装侵占台湾的危急形势下，在全台人民誓死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斗争高潮推动下，为抗日保台而建立的抗日救亡政权。”
关于易顺鼎逆行入台。1894年甲午之役祸起，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镇守山海关，召易顺鼎入佐军幕。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湖南汉寿人，二品顶戴按察使衔、丁忧河南候补道员也。国有大事，时因母丧尚在守孝的易顺鼎毅然墨绖从戎。当时，清廷的态度和战未明，他同刘坤一约定：“战则留，和则归。”1895年农历四月初四日、初八日，易顺鼎两次上书都察院，直言：“李鸿章敢于犯天下之不韪、欺朝廷以其方者，窥见皇上与诸臣畏倭之心，而后藉词保京，反自托为忠爱之忱，以巧遂其奸欺之计也”，并谓：“割地一事，尤为万不可行”，义正词严。《马关条约》得清廷批准，于四月十四日换约后，易顺鼎从京师还唐山大营，怆然曰：“今时局如此，不入山披发何时！”经刘坤一挽留，仍在营中效力。五月初五日，闻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率台民而有自主保台之举，易顺鼎“请于岘帅（作者按：指刘坤一），谋以只身入虎口”，慷慨曰：“幸则为弦高之犒帅，不幸则如鲁连之蹈海，亦平生志也。”五月初七日，易顺鼎持刘坤一“委札”即委派文书，启程赴台北。五月十五日途经上海，得“基隆已失，署抚已逃”的消息（实际上，唐景崧的幕僚和朋友里，倡自主保台者多人俱已逃离台湾）。及至厦门，听说唐景崧已在南京，即致电署两江总督张之洞：“请责唐蔑归垂沙”电报稿用《荀子》《淮南子》“诸书并言唐篾死于垂沙。”的典故，“唐蔑乃楚将，垂沙乃楚地。余以唐蔑指唐署抚、以垂沙指台湾，意谓唐署抚去（作者按：指离开）台湾一步即死无处所，欲湘帅（作者按：亦即香帅，张之洞也）责以大义，使还台湾”。不料，厦门电报局将“唐蔑”误译为“唐潜”，而唐景崧已在南京则是误传。当时，“台北已为倭有，台南独与倭敌；倭不畏人往台北，惟畏人往台南。自三月初二日倭据澎湖以来，由厦门往台南者几绝迹焉”。易顺鼎不惧危险，不听劝阻，乃于二十九日到了台南府城。其时，易顺鼎“葛衫布履”，穿的是孝服，“城中兵民见行李一肩，岸然而至，惊为天外飞来”。易顺鼎移孝作忠，仗义逆行，为保我台湾也！在台南，以刘永福、易顺鼎为首，吴澎年作誓文及条约，同“台南文武百余人并集，歃血同盟”，签名钤印，誓保台南。闰五月初九日，易顺鼎从台南登舟，到大陆为台湾义军筹措饷械，辗转南京、武昌等地。七月二十七日（一说二十九日）再次入台，八月十日离台。
关于杨泗洪、吴彭年英勇捐躯。杨泗洪的英名鲜有人知，其战死事迹亦大抵模糊。所幸者，198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总第44号刊有据该所和谢国桢分别收藏的两种抄本整理而成的吴德功《让台记》。《让台记》（整理本）是台湾乙未之役的战事实录、战争史著述。关于杨泗洪，《让台记》记：“八月二十日（西历十月八日），日军进扎大莆林，大清黑旗统将杨泗鸿力战死之，前安平知县忠满兵亦败退。日军由小路掩袭至大莆林，道路险恶，兼以泥土粘路，军士困难。我统将杨泗鸿统兵扎在观音亭，忠满亦列营互相犄角。午前五时，日军掩至，土人林姜母二营等由田沟两侧射击，截杀七八人。两军对垒，至午后五时，日军极其困难。战至夜间九时，日军疲劳。我统将杨泗鸿等燃炬照路力战，夺回日军阵地。杨泗鸿忽中铳阵亡。日军就野营露宿。忠满引退。刘黑旗以萧三发统杨军。”在这段记载里，杨泗鸿即杨泗洪，是留台参战的大清统将。乙未之役另一本战事实录《台海思恸录》记：“六月，新竹陷，彰化兵单饷细，绅民南来求救。永福檄饬李惟义率填海左营，副将廖其彩率屯兵五百人，黑旗营务处吴彭年、参将汤仁贵各率所部福字营百人，都司王德标率七星队一营，前往彰化接应。至地未及十日，彰化失守。复檄杨锡九、萧三发挑选精壮前往嘉义交界之北斗溪，相持月余，锡九竟以战死。倭陷嘉义，逼近曾文溪，分兵数路，进攻台南。”这里所记杨锡九即杨泗洪。台湾进士许南英《吊吴季篯参谋》吊唁的是乙未之役烈士吴彭年。诗之题注曰：“季篯名彭年，为刘渊帅（作者按：即刘永福）幕客，往来公牍，多其手制，高谈雄辩，动惊四筵，公余之暇，不废吟咏。乙未夏五月，台北请援，渊帅遍阅诸将无可恃者，季篯毅然请行。领兵数营，至彰化八卦山遇贼，诸军不战自溃，季篯独麾七星旗队与贼决战。孤军无援，困于山上。中炮而死，呜呼壮哉。”
关于台湾进士许南英全程参加乙未之役。许南英《窥园先生自订年谱》记：“四月，先生率团练至阿里关，冒瘴得病。闻台北已失，连夜赶回台南。刘永福出海口布防，命先生守台南。旧历九月初三日，日兵入台南，遍索先生。乡人匿之于城外田庄。初五日乡人以竹筏私送先生出安平港乘船内渡”；《窥园先生诗传》（许南英之子许地山撰）记：“乙未三月，中日合约签订。依约第二条，台湾及澎湖群岛都割归日本，台湾绅民反对无效”，“那时先生任筹防局统领，仍然屯兵番社附近各关隘”，“因为军饷被刘提走，先生便将私蓄现金尽数散给部下”，“台南被占领后，日人悬像遍索先生，乡人不得已乃于九月初五日送先生到安平港，渔人用竹筏载他上轮船”。
三、台湾光复的连续剧场景
如果拍摄成一部连续剧，《台湾光复》必定堪当“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八字套语的肯定。
我讲几个有画面感的场景故事。
1945年9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致行政院称：“据本会政治部转据台湾义勇队李队长申巧电略称，敌在台策划阴谋：（甲）日台浪人组织暗杀团，准备阻止我赴台接收人员及作种种破坏工作。（乙）目前台湾全部交通已统制为军用。（丙）积极秘密破坏军事设施。（丁）教唆无知台民积极倡导台湾独立运动以作诱惑。已饬设法防制等语，除分电有关机关外，请参考处理为荷。”该“快邮代电”里的“台湾义勇队李队长”即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申巧”用地支代月、韵目代日指9月18日；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张士德已先于9月3日到台湾，该“快邮代电”所记敌情应该是得自张士德的报告。鉴于此类敌情报告，1945年军事接收台湾的部队登舰伊始即进入战备状态、登陆伊始就进入战斗状态并“对敌监视、警戒”，登舰、登陆后一直保持高度警戒。譬如，1945年10月17日，“国军70军”在基隆港登陆，“先以一团兵力占领滩头阵地，掩护登陆”。此等警戒森严的场景，与他们在基隆港受到台湾人民热烈欢迎的场面同样值得记取。
《台湾研究季刊》创刊号
《台湾研究季刊》创刊号（1945年1月15日出版）刊有汪受田（字艺农，台湾进士汪春源之长子）的《台湾收复后之文化消毒运动》，其文略谓：“台湾同胞，离开祖国怀抱，快要五十年了。在这五十年中，他们并没有一天忘怀祖国，表现在刚沦亡的三十年内，不断发生过轰轰烈烈的抗日革命运动，虽然在侵略者暴力压制之下，没有获得成功，但这种革命高潮，却深深地酝酿。一直到了祖国发生神圣抗战的今日，更具体的有计划的在准备行动。现在抗战胜利的路程，已经一天接近一天，同盟国在海上占绝对的优势，台湾该是接近收复的时期了，这不仅是祖国同胞的热望，而且是六百万台湾同胞迫切的愿望和要求。台湾不论在地理上、历史上，都是中华民族生存上不可割裂的部分，在距今一千年已经有我们先民开垦的足迹，它和福建仅隔一衣带水”；又谓：“凡事预则立，教育是建国的基础，特种教育的实施，尤为台湾收复后的一支清血剂，非有精密的计划，和浅近易行的方法不可。台湾同胞本来具有丰富的爱国心情，在历史上曾为扶明复国的最后堡垒，今后必为海上击败日本的前锋，虽然经过敌人五十年的毒化，但今日台湾同胞，依旧保留着中华民族的血素，他们热情爱国的胸怀，是永远不会磨灭的，主要的是在我们怎样去启迪他、扶助他”。《台湾新报》1945年10月18日所载《高山兄弟欢天喜地》也有涉及“中华民族”的内容，其文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台湾区团部视察员王万得，十七日自山界归来，访问本社。关于日本降收以后的山界情形，言明如左。我三星期以来，巡访新竹州下竹东、大湖及兰阳方面的山界。各地的高山兄弟，听到日本降伏之喜讯，也同我们兄弟一样，手舞足跳。他们极喜欢，切实要变中华民族，这样希望也要本省人后援始可达其目的。又关于‘高砂族’的名称也希望抹消，叫做山的兄弟可也。山的兄弟有日中（即近日）遣代表要欢迎陈长官之计划云。”该文作者王万得是台湾同胞，中共在台地下党员。此外，据老台胞的回忆，台湾光复前后《义勇军进行曲》在台湾传唱，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在台湾传播而入于人心。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光复初期（1945—1948年）台湾的国语推行运动即日进入官方推动、民众参与的阶段。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在“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结束后，用国语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陈仪早年留学日本，娴于日语。当年台湾民众通晓日语者约占七成，而国语普及率却不足一成。陈仪用国语而不用日语广播讲话，是“公务人员应首先遵用国语”、官方“确定国语普及计划，限期逐步实行”的第一个姿态。1945年11月，陈仪为林忠编著的《国语广播教本》题写书名，是官方推动的又一个姿态。台湾民众自发学习国语的第一波热潮亦自台湾光复之日始。例如，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台北芦州李氏古厝沿革简介》记：“日寇统治台湾时期，我政府曾派设中华领事馆驻设台湾。领事为曾启明先生，浙江温州人。李氏李祖武、李新蔗与其私交甚笃，愿为其宣扬国语运动，每于清晨拂晓时分，密至该馆向曾领事学习国语，再秘密传授家人。至台湾光复当日，李氏族人率先创办国语补习班，免费教授国语，乡人闻风而至者众多，约二百余人，共设三班，由李祖武、李新蔗教授之，达年余之久，足见台湾同胞热爱祖国之爱国精神。”又如，王禹农编著的《标准国语讲义录》一书也在台湾光复当日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同年在台湾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陈茂云《国语会话读本》（台北国语普及会）等。
1946年2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魏建功、何容、萧家霖、俞敏、许寿裳、汪怡、林良、齐铁恨、朱兆祥等语文学术专家从大陆各地来台，同台湾本地学者吴守礼、洪炎秋等一起推行国语。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推行运动从此进入学者主导的阶段。《中国教育年鉴》（1948）对此阶段的台湾国语推行运动有精当的评述，略谓：“过去五十年间，日人在台施行其日本‘国语’教育，可谓得到惊人之成功，也可谓完全失败。日文日语几乎完全代替中国之汉文汉语，此即日人之成功；但光复以后台湾同胞立刻对日文日语表示厌弃，而急切要学习祖国语文，此即日人之失败。日人之成功，由于其方法周审而毒辣；而其失败则因为无法攻破台湾同胞之‘心防’。日本人仅能同化台湾同胞之口，而不能同化台湾同胞之心。光复以后，台湾一般同胞在语言上所感受之痛苦，正像一个受骗之儿童，被治成哑巴，忽然返家，见亲人，喜之欲狂，而干哭，有言而不能语”；又谓：“日人在台省推行其日本‘国语’教育，使台省原来通行之闽南语，停止在半世纪前之阶段，未能继续吸收新成分；因而在学术文化方面，台省通行之方言已经感到不敷应用。又因日本在教育上强制使用日文日语，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上养成使用日语之习惯，说日语较说自己之母语更便。所以台省通行之方言即丧失其原有之方言地位，走上死亡之途。有人认为方言死亡，正是推行国语大好机会，惟经过观察验证，发现方言丧失效用，即予推行国语极大阻力。台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何容，曾撰文阐明此义，题为《恢复台湾话应有之方言地位》。经过一番争辩，社会人士始有觉悟”；“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发表论文数节，题《台语音系还魂说》《从台湾话学习国语》《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亦曾经过怀疑与争辩，而后取得社会之承认”。
（本文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4期，作者为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