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20.福建科学技术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福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是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发达、文化昌明的地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使得福建的科学、技术、文化得以传播海外，并对海外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   造船航海印刷火药等科学技术在海外的传播

如前所述，福建是我国最早产生海洋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驰骋于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唐宋时期，福建的造船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大大提高了福建航海水平。《诸蕃志》记载：“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舶往来，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唯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焉。”（赵汝适著，冯承钧校注：《诸蕃志》卷下“海南”。中华书局1956年版）指南针的使用，四十八分向法的罗盘导航技术，通过到福建经商的阿拉伯人的传播，到达阿拉伯世界，并通过阿拉伯世界，传播到西方各国，对后来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以及“地理大发现”起了很大的作用。

福建人所造的海船首部尖、底部尖、尾部宽，两头上翘，又称“福船”。宋元时期的福船为单龙骨，根据宋代《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当时的海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刀，贵其可以破浪而行”。这种船型多为“福船”。福船稳定性好，在海上航行较平稳，遇上大风浪也不会轻易翻覆，适合于远洋和气候恶劣的海域航行。正如明嘉靖年间胡宗宪所著《筹海图编》称这种船“高大如楼，其底尖，其上阔，其首昂”。福建人还将这种造船技术输往日本。16世纪时，日本的造船技术比较落后，所造海船船底扁平，布帆挂在樯的正中，樯还要经常转动，只适合于顺风中航行。一旦遇上无风或逆风，就只得把樯拉倒，摇橹前行。福建人根据福船的构造，改造这种日本船，“把樯固定起来，船底改作二重，尖形，这样就不拘斜风、逆风，都能航行了”（[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5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改造前的日本船到中国要“月余”，改造后只要“数日”即可到达。

16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福建—菲律宾—墨西哥的“大帆船贸易”，要建造坚固、抗狂风巨浪、性能优越的帆船，这些帆船一般是在菲律宾建造，而在菲律宾的福建人，则在建造帆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造大帆船船体巨大，载重量达2000吨，抗风浪能力强，能在风险浪恶的太平洋两岸往来穿梭。印度尼西亚、暹罗等东南亚各国也经常请福建人前往造船，也有的福建人前往驾驶船舶。

宋时，福建是中国四大刻书出版中心之一。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曾在福建的日本僧人庆政上人回国时，带回福州版的《大藏经》，福建建阳书坊所刻的“建本”书籍大量输往朝鲜、日本，以至于到元初，还有“书籍高丽日本通”的说法（姚有则等：《（民国）建阳县志》卷6《学校志》）。明清时期，福建书籍仍是输往日本的重要物品。至今在日本还保存有大量的宋元明清时期福建版的书籍。

随着福建版的书籍传播海外，福建的刻印技术也传到海外。元时日本常到福建招聘优秀刻印工人。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福州南台桥人陈孟千和陈伯寿二人到日本从事刻字印刷，他们在嵯峨居留20年，自刻或与他人合刻印佛经和中国典籍数十部，刻本精良，被称为“博多版”，在日本享有盛誉。

福建莆田籍刻工俞良甫于元末到日本，在京都天龙寺雕刻佛教书籍，同时也自己刻书出版，他手刻的有《宗镜录》《碧山堂集》、李善注《文选》《船若心经疏》等8部书。俞良甫在日本将近30年，刻苦雕刻、精益求精，有时还自己出资置版流行，并将自己的精湛技术传授给日本的徒弟。日本中日文化交流史学者木宫泰彦是这样评价他的：“一个亡命异域的人，牺牲自己的财物，辛勤劳瘁，从事刻版事业，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他的功绩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84页）

宋代由于战争不断，火药的研究和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福建晋江人曾公亮主纂的《武经总要》详细记载了三种火药的配方和制造工艺。中国的火药是经印度由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方的。宋元时期，福建与阿拉伯世界的商路畅通，很多阿拉伯商人到福建做生意，甚至定居、当官、繁衍子孙。在福建的这些阿拉伯人通过海路将中国的火药经印度传播过去，福建与阿拉伯的海路成为传播火药的途径（冯家升：《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0页）。

由于传进了火药，13世纪时伊斯兰国家已学会用硝配置火药，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记载了火药的配方以及“中国铁（火炮的铁渣末）”的用量（沈立新《中外文化交流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4页）。希腊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书籍知道了火药。在长期的战争中，不仅阿拉伯人使用了火药兵器，欧洲人也逐步掌握了制造火药和使用火药兵器的技术。

恩格斯对中国火药的发明有高度评价。他说：“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6页）火药的发明在政治上动摇了西欧的封建统治，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二、   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在海外的传播

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先进，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少福建人移居海外，也传播了这些生产技术。

东南亚一带，水稻生产技术比较原始，产量很低。福建移民则将比较精细的耕作技术如育秧、除草、施肥等传播过去。元末明初，大批福建人移居印度尼西亚巨港，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并将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民，很快巨港一带便成为“地土肥美，谚谓一季种谷，三季收稻”的农业生产发达区域(巩珍：《西洋番国志·旧港国》，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页)。

明清时期，琉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建引进了粮食、蔬菜品种，还仿制了中国的农具犁、耝等，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在手工业生产技术方面，福建先进的制瓷业也传播海外。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日本陶工加藤四郎到福建建阳学习建盏的烧制技术，绍定元年（1228年）回日本后在山田郡的濑户村（今爱知县濑户市）建窑，烧制出精美的黑釉瓷器“濑户烧”，被尊称为日本的“陶祖”。

福建的织缎技术也传往海外。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琉球人国吉跟随贡使“入闽学缎之法”《球阳》第221页。，开创了琉球的织造业。以后，琉球的纺织技术不断进步，出现机织，以至于“家家有机，无女不能织者”(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第63—64页)。

福建先进的种蔗、制糖技术也传到东南亚。17世纪，大量漳州人在爪哇种植甘蔗，并设立制糖作坊，利用牛拖或水力推动石磨来压榨甘蔗。这种以水牛为动力的榨蔗制糖法后来又传入马来半岛，大大促进了东南亚制糖技术的提高。

福建先进的建筑技术也传播到周边国家。福州华林寺大殿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肇建，当时福州属于五代吴越国统治。大殿为五代木构，是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大殿有18根木柱，柱子以上全由斗拱支撑，其建筑式样和技术对12世纪末日本镰仓时期的“大佛样”“天丝样”建筑风格影响很大。

三、   福建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唐宋以后，福建随着经济发展，海外贸易繁荣，文化也迅速崛起。福建书院林立，重教尊师蔚然成风，被誉为“海滨邹鲁”。福建理学兴盛，佛学发达，佛教徒不断向海外传经弘法。福建刻书业发达，大量福建版的儒学、史学、文学著作传播海外。福建的戏曲、音乐、语言也随着华侨的增多和定居而在海外传播开来。

1. 朱子理学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生于福建，长期在福建生活、为官和讲学，其宏硕的著述对宋以后社会影响巨大。他的著作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等渠道传到世界各国，在东北亚的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越南、新加坡影响尤为广泛。元初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高丽人安裕自元大都（今北京）带回《朱子全书》到朝鲜，开始宣传朱子学说，经过多代的师徒传授，朱子理学在朝鲜传播日盛，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影响广泛的学术著作。

越南的李朝创立者李公蕴和陈朝创立者陈日煚都是福建人，他们在越南传播福建文化。他们都尊崇理学，仿照中国体制设立国子监，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后来的越南历朝统治者继续尊崇儒学，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列为科举教材，朱子理学进一步深入传播到越南社会各阶层。越南李朝、陈朝的国家行政组织、教育和科举制度均仿照中国，沿用中国历法夏历（农历），过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在法国殖民者入侵以前长期使用汉字，以汉文为官方及文学著作的通用文字。在越南南北统一以前，由于闽籍华侨华人众多，在越南南方建有不少华文学校，发行华文报刊。

2. 福建佛学

唐宋元明清时期，福建佛教兴盛，佛学著作丰富。福建的佛学著作派系众多，各立门户，各有一套自己的体系和主张，并纷纷向朝鲜、日本等国传播。以五代时期泉州招庆寺僧人释静、释筠所编纂的《祖堂集》传播朝鲜为例，可以看出当时福建文化对朝鲜的影响。

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年），福建泉州招庆寺僧释静、释筠二禅师编纂了禅宗最早的史书——《祖堂集》释静、释筠：《祖堂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7月版。，该书记载了南禅宗在闽粤一带发达的详况，且多有新罗人来华学习的记载，是中外佛学交流史的重要著作。《祖堂集》出自泉州五代名刹招庆寺，问世后的近百年间，其书尚在国内流传，此后就杳无音讯，不见踪影。然而，经过300年，此书却出现在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刻成的《高丽大藏经》中，作为《大藏经》的附刻本，同时被刻成木版，为高丽分司大藏都监雕造。《高丽大藏经》是高丽王与重臣为祈求打退入侵高丽的蒙古军，重兴雕版之业，自端平三年（1236年）起历时16年雕刻而成，卷帙浩瀚，举世闻名。《高丽大藏经》收录有泉州僧人编纂的《祖堂集》，说明早在南宋高宗淳祐十一年以前《祖堂集》就已流传朝鲜，而且作为重要经典被朝鲜王室收藏、保存、雕刻。此书版本历经沧桑，保存于韩国庆尚南道陕川郡伽耶山海印寺。20世纪初，日本佛学家去韩国伽耶山海印寺调查高丽版大藏经的版本时，才意外地发现了《祖堂集》的这一高丽翻刻本。这一发现，为福建与朝鲜的佛学交流提供了重要佐证。

17世纪初，中日海上贸易兴盛，福建、浙江等地华侨先后在日本长崎兴建了兴福寺、崇福寺和福济寺三座中国式寺院，清顺治六年（1649年），崇福寺二代住持圆寂，邀请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寺隐元禅师的弟子也懒前去主持，不幸也懒一行死于海难。隐元禅师感于兴福寺逸然禅师四次的盛情邀请，为了弘扬佛法，决定“子债父还”，将黄檗山的法席让给弟子慧门，东渡日本。顺治十一年（1654年），隐元率弟子独言性闻等38人从福清万福寺出发，经莆田、泉州，到厦门乘船出航日本，七月抵达日本长崎，先在长崎的兴福、崇福两寺说法。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到江户晋谒幕府将军德川家康，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人的皈依。顺治十六年（1659年），日本天皇在京都宇治的醍醐山麓赐地1万坪（330亩）建寺供养隐元禅师。为了不忘本源，宇治建寺院完全依照福清万福寺的规制建造，并将新寺仍命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中国的黄檗禅宗正式在日本生根，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初祖。隐元在日本传播中华文化，弘扬黄檗禅风，他所创立的黄檗禅宗，已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僧侣信徒最盛时达2500万人。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已58代，前13代继承法席的均为中国僧人，后来因为形势变化和海上交通不便等因素，才转为由日本僧人继任。

隐元东渡对日本佛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隐元将中国的建筑、雕刻、书法、绘画、刻印、茶饮等文化传到日本。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以及各地修建的黄檗山寺院，由明清僧人设计监工，采用纯粹的中国式样，很多雕刻配件是在中国由当地工匠雕镂后运到日本装配。隐元一行带去了大批中国书画，同时隐元及其弟子木庵、独立等人无一不善于书法。他们将自己的技能传给弟子、再传弟子，对日本的书法绘画艺术产生重大的影响。由于隐元一行的日常生活完全保持着中国的方式，平常讲话用汉语，讽颂经典也用唐音，这对日本流传中国文化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影响。隐元带去的扁豆、莲花、馒头，至今被称为“隐元豆”“黄檗莲”“黄檗馒头”。他们所建的黄檗山万福寺，至今仍屹立在京都南郊的宇治市，成为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日本宽文十三年），在隐元逝世的前一天，日本后水尾天皇特赐他“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他为“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表明隐元禅师在日本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声望和广泛深远的影响。

佛教也随着福建人下南洋逐渐传播东南亚各国。在菲律宾，“旅菲侨界中信佛的有识之士为了弘传佛教，凝聚侨胞，1931年组织成立‘旅菲中华佛学会’。成员们经常聚会切磋佛学义理，并发起集资兴建佛寺。为募资建寺，中国泉州云果、妙月和尚，福州净然和尚等曾应邀短期到菲教化。1936年，在各界的支持下，菲律宾第一座正统佛寺大乘信愿寺在马尼拉市那拉街建成。1937年，中华佛学会礼请闽南大德性愿法师到菲主持信愿寺，塑佛请经，宣扬佛理，领众薰修，寺院初具规模。可以说，从这时开始，佛法僧（即佛像、像经、僧人）三宝具足，正统佛教通过福建僧人、福建华侨传入菲律宾。菲律宾信愿寺佛教的传播、佛寺的兴建，随着华侨和华人的定居和迁徙，由马尼拉华人区逐渐扩向郊外，并向菲律宾各地伸展，佛教也随之传播到菲岛各地。据不完全统计，全菲计有佛寺四五十座，其中较著名的有马尼拉的信愿寺、华藏寺、普陀寺、普济禅寺、崇福寺、宿燕寺、观音寺、宝藏寺、圆通寺、海印寺、佛光山和金沙寺；宿务市的佛光寺、普贤寺和慈恩寺；碧瑶市的普陀寺；三宝颜市的福泉寺和三宝寺等等。其中马尼拉的信愿寺是全菲佛教的领导中心。信愿寺开山祖师性愿法师（1889—1962）为福建南安人，第二任住持瑞金法师（1905—2005）为福建晋江人”(胡沧泽：《菲律宾的佛教与华侨华人》，载《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1期)。

3. 文学艺术语言

唐宋元明清时期，由于福建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各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大量中国福建版的文学、哲学、艺术等书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被贩运到朝鲜、日本。福建建阳麻沙版书籍至今有许多还保存在朝鲜。

在日本，福建版的书籍也备受欢迎，大量中国儒学、史学、文学以及艺术书籍传到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还追根溯源，从福建请去刻工，翻刻中国的文化典籍，更广泛地传播中国文化。

在东南亚，福建的戏曲、音乐、语言也随着华侨的增多和定居而逐渐传播。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闽南的高甲戏、梨园戏、布袋戏流行；在泰国，莆仙戏很受欢迎；在新加坡，福建的各种地方戏曲如福州戏、高甲戏、梨园戏、布袋戏、莆仙戏等都有自己的市场和特定观众；在菲律宾等国，南音传播很广泛且深入人心，有长和郎君社（南音）、丝竹桑林会等各种南音社团组织，每逢迎神赛会、节庆活动或闲暇时日，则经常要演唱南音，以抒发思乡之情。

福建的语言也随着华侨的定居而影响当地。宋元以后，大量福建人移居东南亚，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多数讲闽南话，因此，以闽南话为主的福建话对东南亚各国影响很大。在华人聚居地和华人家庭中，很多坚持使用福建话，华人称为“咱人话”，意即“咱们中国福建人使用的话”。菲律宾的主要语言他加禄语，有许多来自福建闽南方言，如tinghoy（灯火）、bihon（米粉）、misua（面线）、lumpia（嫩饼、春卷）、hebi（虾米）、saypo（菜脯、萝卜干）、siopao（烧包）、susi（钥匙）、kuwa（锅）、bakyak（木屐）。甚至连家庭亲属关系的称谓也直接照搬闽南语。同时，闽南方言中也吸收了不少外来语，显然是双方交流密切的证明。如gua（我）、lu（汝）、kongcin（公亲）、kongsi（公司）、tauke（头家，即老板）、punsu（本事）、lihai（厉害）、tahu（豆腐）、mopit（毛笔）等。

（原载于《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史纲卷）》）